一
岭南诗人屈大均一生经历十分曲折, 他21岁出家为僧,先礼函 ( 天然和尚)为师, 又被选作函之师道独( 空隐上人) 的侍者, 再受菩萨戒于道盛(觉浪) 。在当时全国佛门弟子中, 屈大均是有一定名气的,番禺续志中 游吴,谒孝陵,至诸寺刹则据上座为徒众说法的记载, 就证明了这一点。可是, 12年后, 屈大均从江南返回番禺故里时,却蓄发返儒了。屈大均后来在归儒说中回顾自己的思想变化时说: 予二十又二学禅, 既又学玄, 年三十而始知其非, 乃尽弃之, 复从事于吾儒。屈大均出家的经历以及他的自述, 使后人在全面评判其思想历程和思想体系时陷于长期纷争之中。
不少人认为屈大均的思想是 由佛返儒的,其好友王士祯池北偶谈说: 屈翁山少为诸生有声,旋弃去为浮屠。久之, 出游吴、越, 又数年, 忽加冠巾,游秦、陇。 弃去也者, 自然是做秀才时信奉的儒学。朱彝尊九歌草堂诗集序说得更清楚了: 予友屈翁山, 20年来烦冤沉菀, 至逃于佛老之门,复自悔而归于儒。 自悔当然是就思想而言的。沈德潜的意见与王朱二人不同, 其清诗别裁集虽介绍屈大均从诸生弃为僧, 后复为儒,可清诗别裁集另有 诗僧卷,清诗别裁集凡例说: 国初诗僧, 有弃儒而逃入禅学者,中有能读儒书通禅理者, 格外赏之。屈大均不入 诗僧卷, 说明沈德潜对屈大均出家的经历并不重视, 更不承认屈大均是 弃儒而逃入禅学者。檀萃代表另一种意见, 其 楚庭稗珠录罗浮道学称屈大均 学佛不成, 去而学道, 学道不成,去而学儒,学而后而谤其前, 言多不足信,把屈大均视为思想上的朝三暮四之徒, 根本无坚定一贯的信仰可言。
明清之际,知识分子出家为僧是一种时尚, 屈大均之师函 就是典型的例子。函 本名曾起莘,出生于番禺的名门望族。他胸怀大志, 17岁考中秀才,与同里梁朝钟、黎遂球等志士 纵谈当世务,辄以匡济为己任。但明末政治的黑暗和混乱,使曾起莘对 读书慕先贤,设心追上皇渐渐丧失了信心,他醒悟 天运不可回, 决计 猖狂归山阳了( 函莫厌贫诗)。在26岁中举后不久,曾起莘不顾家人反对,怀着 功名富贵与己无预的思想,出家为僧。出家后, 他 仍以忠孝廉节垂示及门( 汤来贺塔志铭), 未忘怀国事。好友黄端伯、金声、梁朝钟的抗清殉国, 清兵再陷广州后的屠城,永历的被擒杀, 都激起函 哀痛悲愤并成为他写诗的重要题材。因函 出家不忘国事, 大批文人学士、缙绅遗老便怀着国破家亡的哀伤和迷惘,争相拜在函 门下。函 的弟子除屈大均外,较为出名的还有今释( 澹归) , 今无( 阿宇) , 今见( 石鉴)等人。在函 的门下, 屈大均的思想行动是独标一格的。函 是带着 忍看国破先离俗( 函 送渐侍者归省) 的怅惘出家的, 尽管未能忘情国事,但他以 方外人身份看待一切,正如其弟子今辩的行状所说, 函 得度弟子, 多不胜纪。尤喜与诸英迈畅谈, 穷其隐曲, 以发其正智。于生死去就,多受其法施之益。也就是说,他引导弟子追求的主要是个人的精神解脱, 要通过对佛理的探究来暂时忘却人间的烦恼痛苦, 藉以实现身心和谐。他们实际是以消极和旁观的态度对待当时抗清斗争的, 这与屈大均的思想行为有绝大的不同。
屈大均的出家是不得已的, 改换僧装更是几经反复, 这在髻人说中有详尽说明。与改变装束之勉强相对应的, 是他在思想上从来没有坚决认同佛学理论。屈大均只有一篇说佛学的文章(华严宝镜跋, 见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引) ,这是屈大均为道独侍者时应道独之命, 为其所编的华严宝镜而作。如果屈大均真的彻底皈依佛教,就很难解释为何他为僧12年只留下一篇佛学文字了。有人称屈大均弃佛归儒后有意不留此类文字, 故集中无佛学文章, 则是一种曲解, 其思想与纯粹的佛教徒有相当大的差异。
首先, 屈大均对生死的执著与佛教视 涅 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大相径庭。 涅 指灭除一切烦恼,消除生死因果, 把肉体的消亡以及随之而来的思虑的停止看成是精神的最后解脱加以礼赞,从而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屈大均不然, 他在出家后不久写的死庵铭中说: 天死吾身, 吾将生之;天生我心, 吾将死之。欲生其身, 须死其心;心生于死,身死于生。夫能如是, 是之谓能生能死之至人。此时屈大均刚刚挣脱抗清失败的心理阴影,大难不死, 更激起他生的欲望, 要在有生之年争取 心生于死, 继续斗争。屈大均此后僧装北上,探访被遣戍沈阳的函可和尚, 凭吊东北袁崇焕抗清废垒、崇祯上吊遗址、明孝陵,联络抗清义士,怀着表彰忠烈的愿望开始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 都是他执着于生命的明证。屈大均临去世前在生圹自志中还说: 所恶有甚于死者, 而吾不能失其所恶; 所欲有甚于生者, 吾不能得其所欲。则今日之得全首领,以归之于父母之前, 是岂大均之幸也!对生命和现实世界表现出强烈眷恋, 对未能在生前完成包括成仁录在内的撰述事业表示了深深的遗憾。
其次,屈大均的忠孝观也和虔诚的佛教徒迥然有别。晚明至清初,佛教徒以佛释儒、以儒释佛相当普遍。如智旭就说过 儒以孝为百行之本, 佛以孝为至道之宗(题至孝春传), 儒之德业学问,实佛之命脉骨髓(示语幻)。不过, 智旭自称他这样做的目的, 只是 以禅入儒, 诱儒知禅耳。(周易禅解自序) 也就是说, 佛教徒在表面上混同儒佛,在关键问题上对儒佛的区分是相当清醒的。明末德清(憨山大师)大学纲目决疑,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中说: 学人不达本体本来常定, 乃去修习, 强要去定, 只管将生平所习所见,在善恶两头、生灵心上求定,如猢狲入布袋, 水上按葫芦,似此求定, 穷年也不得定。而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智旭, 对这场令志士仁人思绪难平的社会巨变竟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从辛巳冬至今乙酉夏, 时不过千二百余日, 乃世事幻梦, 万别千差。交易邪? 变易邪? 至历尽差别,时地俱易, 而不易者依然如故。他们身处乱世, 看到的还是世事万物之 空, 追求的仍然是个人内心中与现实世界相隔绝的 定,因此, 他们骨子里是无视作为儒家伦理道德核心的忠孝观念的。屈大均不然,出家前后他一直都是忠臣孝子。他在姓解中说: 予弱冠以国变托迹为僧, 历数年乃弃缁服而归。或问其故,予曰吾为僧,则必舍其姓而姓释。吾以释之姓不如吾屈之姓美也。吾为帝高阳之苗裔,虽至不才, 亦犹贤于为迦文氏之徒也。且吾爱吾之姓,所以爱吾之祖与父 , 申明其对孝的重视。作为孝子,屈大均遵从父母之命终生不仕,其还俗的重要目的之一, 也是为了尽孝。父亲去世后,屈大均对母亲曲尽孝道。其诗作中有相当多篇是为母亲写的,母亲在九十高龄去世后, 屈大均写诗怀念道: 新为无母子, 六十始婴啼(述哀), 往日多行役, 空伤孝养迟(癸酉秋怀),抒发悲痛之情。屈大均又是忠臣。顺治十六年,屈大均到金陵后, 即拜祭明孝陵并写孝陵恭谒记, 文中说: 臣大均自至陪京尝三谒孝陵以及东陵,匍匐阶墀, 与二三宫监相向而哭。松 已尽,御气虚无, 仿佛神灵其犹未远也耶? 呜呼!尚忍言哉,亦尚忍而不言哉!他还和林古度、方文等人祭祀崇祯皇帝,对遗民 伏处衡茅, 蔬水不给,以其幽贱之身而荷夫危微之统的节操深表敬意(送凌在归秣陵序)。同年, 屈大均在为未嫁丧夫、因奉养舅姑而拒绝出家的某女子写的汪贞妇传中借题发挥: 嗟夫, 贞妇与忠臣同一道哉! 贞妇不可以为尼, 犹忠臣之不可以为僧。然而僧其外而儒其中若雪庵之流可也。必为僧,则君不得以为臣矣。呜呼! 夫无君而不忍死其君者谓之忠,无夫而不忍死其夫者谓之贞。由汪氏之言推之,岂不可以为贞妇之则, 并可以为臣而忠者之规也哉!此后, 屈大均还有书嘉兴三进士传后。文中所写的熊开元在崇祯朝以敢言著称, 国变为僧,号檗庵, 为灵岩禅师高弟子。尝过孝陵, 一再反顾去,不拜。有问:先生故明臣也, 何以见高皇帝不拜,岂非无礼于其君夫? 则曰: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 识者笑之, 是岂以袈裟而报国恩者之所为也哉? 嗟夫! 士大夫不幸而当君父之大变,僧其貌, 可也;而必不可僧其心。若檗庵者,僧其心之至尽而反得罪于君者也。熊开元与屈大均之师函 以禅悦相契, 是屈大均的长辈。但屈大均并不因此就稍假以辞色。其 僧貌不僧心的忠孝观,与虔诚的佛教徒有着天壤之别。
第三,屈大均一直保持着对儒家圣贤之道类乎偏执的狂热, 归儒后尤甚。顺治十五年屈大均拜谒孔庙孔林时, 写有先圣庙林记。他详记所见, 为自己生不逢时, 未能亲身在孔子面前 执经问业感叹唏嘘不已。屈大均对其他儒学先师同样顶礼膜拜。他称道张载 以易为用, 以中庸为体,以复兴于圣人之文, 称其西铭 穷神以继天之志,知化以述天之事, 其见极高明, 其言极醇至,不言圣人之兹在焉不可也(送李天生归陕西序) 。他还盛赞周敦颐是 再生之仲尼,程颢 不让颜子,王守仁 见力直追孟氏,而陈献章 凡有所作, 罔非妙道呈华,譬之化工流形,万汇森布,各止其所(陈文恭集序) 。屈大均尤为推崇朱熹: 朱子所以集诸儒之大成, 与孔子所以集群圣之大成, 二者与天地终始, 犹天地之有日月焉。孔子犹日之周行而主夫天, 朱子犹月之追日而从其朔焉(林光禄集序)。屈大均认为儒学比佛、道高明: 吾儒能兼二氏, 而二氏不敢兼吾儒,有二氏不可以无吾儒, 而有吾儒则可以无二氏云尔。 能知儒之精, 斯知禅之精矣, 禅之精尽在于儒。欲知禅之精, 求之于儒可知矣(归儒说) ,这也就是他毕生尊崇圣贤之道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屈大均在出家的时候, 是一个穿着袈裟的儒生,归儒后更是彻里彻外的圣贤之徒。服膺儒学,这是屈大均一生中思想的主流。
二
屈大均是明清之际政治风浪中的弄潮儿, 时代的风云际会,决定了屈大均的儒学情结中重道、崇实的价值取向。他对圣贤之道的尊崇有两大特点。
首先,屈大均不抱门户私见, 对先儒之说兼收并蓄。明清易代后,不少人指责王学为误国的 清谈,加之清初诸帝力倡程朱以钳制思想, 明后期王学风靡天下的局面遂基本结束。而屈的思想却明显存在着调和程朱、陆王, 甚至是以陆王融合程朱的趋向。在书朱子所补致知传后中, 屈大均表面也承认朱熹即物穷理之说,实际主张 天下之物无理也,以吾知中之物而为理, 吾知中之物可以为天下之物, 而天下之物不能为吾知中之物也。他提出 知外无物, 认为天地万物无一不是有赖人的主观意识才得以存在,这与陆九渊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杂说) 、王守仁 心外无理(传习录) 的主观唯心主张十分接近。屈大均还正告编九经大全的李因笃: 学贵自得,九经者,吾心之注疏; 吾心者, 九经之正文。(宗周游记) , 这也和陆王的 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陆九渊语录) 同一声口。屈大均在思想上不自觉地以陆王融合程朱, 奥秘全在 学贵自得这四个字。为了在乱世中不随波逐流, 以不变应万变,屈大均只有以 心, 即自己的操守和情感作精神支柱对抗世俗,他别无选择。
其次,屈大均恪守先儒陈说,其书王山史太极辩述后一文尤应注意。此文未标写作年代,而康熙二十六年王山史之子王宣辅从陕西来番禺探访屈大均,屈曾写寿王山史先生序, 说王 言格物从朱,言太极从陆, 据此可推断上文当作于此年前后。屈大均在此文中所言即其晚年思想之总结,他说: 吾人生圣人之后, 于圣人之所已言者言之, 圣人之所未言者不言, 无求多于圣人之心,是谓能尊圣者矣, 凡说经者贵乎不敢有所损益,以经还经,以传还传, 而毋以传损益夫经。从对圣人之学不敢有所损益的原则出发, 屈大均甚至对邵雍 先天后天之说、周敦颐 无极而太极之论极为不满,这与他在其他场合对邵、周的推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屈大均恪守陈说, 是以卫道方式来表现其 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信念, 就中亦反映出思想的保守封闭的倾向。屈大均中年后常发浩叹: 年来词赋已无心, 早岁春秋元有志。书法只今在草野, 一部成仁吾史记(季伟公赠我朱子纲目诗以答之), 欲使文章归性命, 岂将词赋送居诸(过黄俞邰藏书楼作) , 圣贤自古皆寂寞,文章于我诚尘埃(读李耕客龚天石新词作) , 犹多圣贤辱,未可帝王师。著述工何益, 斯文岂在兹!(道援堂作)对文学创作流露出厌倦和失望,这直接导致其诗歌创作的雄壮浪漫、感情充沛等特色渐次消褪, 这大概就是屈大均为其思想上的保守和封闭倾向所付出的代价吧。
屈大均又是一个重实务的儒生。明末的社会动乱与变迁,使知识分子精神产生极大震动,不满 无事袖手谈心性、讲求实务成了普遍社会风尚。屈大均深受这一风气影响, 而少年时代就学于陈邦彦,则最后决定了他终生对实务的兴趣。据屈大均顺德给事岩野陈公传,陈邦彦刚强果敢、博学多智,做秀才时就多次参与官府议事, 地方官每逢大事必定征求他的意见。甲申国变后, 陈邦彦不顾他人 君未冠进贤, 强欲知人家国事耶的讥笑,到南京, 上中兴政要书, 轰动一时。此后他又参加隆武、永历抗清斗争, 直至殉国。陈本人 博极群书,尤究星历、阴阳家言, 并非皓首穷经的书呆子, 他对学生的教育同样也贯穿着广博实用的特点。屈大均在秋夜恭怀先业师赠兵部尚书岩野陈先生并寄世兄恭尹一诗中曾生动描写: 忆昔从师粤秀峰, 授书不与经师同。捭阖阴谋传鬼谷,支离绝技学屠龙。天下山川能聚米,壮夫词赋薄雕虫。小子生年方十五, 意气飞腾思食虎。喷玉才蒙伯乐看,追风便向天墀舞。屈大均一生对实务的兴趣与参与(前半生为抗清奔走呼号, 后半生的整理地方文献、鼓吹礼乐教化), 与陈邦彦的言传身教有绝大之关系。
说起屈大均的重实务, 就不能不提到他参吴三桂军长达两年之事。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言,吴三桂认贼作父, 引狼入室, 追击农民起义军于前,绞杀南明抗清斗争于后, 是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他只是因康熙 撤藩直接损害了其既得利益才反清的。故当时的遗民基本都以冷漠旁观态度对待吴三桂,不愿与他合作。如平吴录所载, 吴三桂派人往徽州礼聘谢四新出山相助, 谢四新写诗作答: 李陵心事久风尘, 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 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 那堪思子又思亲。谢四新的态度在遗民中很有代表性, 屈大均的积极, 便显得与众不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称屈大均此举完全出于民族思想, 欲借吴三桂实现反清复明理想, 而当他发现吴三桂只为个人利益打算而无匡复大志时, 就托病回家了。这一说法似乎合情合理,为不少论者反复征引,可惜它只是臆测之言。事实上, 吴三桂起兵之初就拒绝了明遗民提出的立崇祯后代、建大明国号以收拢人心和鼓舞忠义的建议, 康熙十三年正月还自称周王,改元 利用, 废康熙制钱,自铸 利用通宝,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 硬要说康熙十二年冬即投吴三桂军的屈大均毫不知情, 有几分可能性呢?屈大均明知吴三桂反清不复明,仍执意投吴, 原因何在? 我们不妨从其诗文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在参吴三桂军的两年中,屈大均撰有甲寅军中集和乙卯军中集。这两本书后来都被列入禁书总目而失传了, 但书中相当部分的诗篇因日后被编入翁山诗外得以传世。这些诗篇中,屈大均显得何等意气风发: 间关何所事, 荡子去从军(度腊岭), 豪杰贵先人, 奋扬在乘势。利剑苟在掌, 即可操宰制(从军行), 射虎随蛮俗,椎牛会小戎。平生军旅事, 辛苦桂阳东(风门山) , 身忘银甲重,手得角弓柔。不寐思军事,疏钟起渡头(夜上横州作), 细蹀花骢出, 麾幢拂晓云。葛巾汉名士,毛扇蜀将军。节制凭儒术,忠诚致大勋。自矜年四十,于道亦曾闻(生日同诸将郊行作) 屈大均乐观昂扬的情绪甚至还感染了他的朋友们, 黄生就以 卧龙逢跃马, 斟酌欲飞翻的诗句来形容此刻的屈大均。不仅如此,就在屈大均离开了吴三桂后, 他还在写诗时恋恋不舍地怀念这次从军生涯,悼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与尔苍梧数溃围, 艰难得逐大军归。金疮乍合频思战,画角才吹便欲飞。三岁龙驹方早壮,两年香稻亦偏肥。无端一蹶骁腾失, 泪滴空鞍葬落晖。
当然,屈大均在这两年中也不都是心情舒畅的,他还写过一些战事失利和思乡怀亲的低回缠绵之作: 夜宿帐房小,天寒多野风。卧看珠斗落,吟使绿尊空。欲战愁兵少, 将归望路通。故乡怜有母, 辛苦忆军中。(野宿荔浦作) 终日忧慈母,军中食不甘。寄书犹未可, 望远更何堪。(代景大夫舟自五屯所至永安州之作) 岁向愁中尽,无家又一年。庭闱兵气外, 妻子战场边。(代景大夫岁暮客建陵作) 久戍尽黧黑, 绝地无盐酱。所历州县多,牛酒有谁饷?(夜上漓江作) 野宿寒依火, 高栏在翠微。山霞晴已吐, 水雾湿犹飞。地广夷椎少,村荒士马饥。无金市牛酒, 怅望射生归。(宿平南县村中作)这些诗中已隐含了对吴三桂军事指挥无能的抱怨, 萌发着归乡之念。而此时吴三桂与孙延龄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 更使被吴三桂派来任孙延龄监军的屈大均处境相当尴尬。孙延龄是定南王孔有德之婿, 孔在桂林被南明永历军包围时自杀, 后来康熙便任命孙延龄为广西将军。吴三桂起兵,孙延龄也据广西叛清, 响应吴三桂。可他一直拥兵自重, 多次拒绝吴三桂出兵湖南助战之令, 早就引起了吴三桂的不快和怀疑。两年之后, 在吴三桂军失掉了起兵之初凶猛进攻的势头的时候, 孙延龄在其妻孔四贞及傅弘烈的劝导之下,动起了归顺朝廷的念头。屈大均不愿孙延龄降清, 却又无力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决定离开广西。康熙十四年岁末,屈大均在代景大夫岁暮客建陵作组诗中已将他的归隐的决心明确化了: 宠辱曾何有? 陶然一举杯, 白衣归教授, 吾道在岩阿, 拂衣须及早,归洁白云身。或许正因为这种难以直言的隐衷, 屈大均后来才会含含糊糊地以 谢事归三个字交代了此次从军的结局(继室黎氏孺人行略) 。
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当初从军时,还是回家后, 屈大均都绝少直接批评吴三桂反清目的之不纯,仅在极少的诗篇如庚午初冬同诸子出广州北郊饮于尚氏墓堂感怀往事有作中抨击尚氏父子 反复真非策, 荒淫实不材。主恩徒荡荡, 天道故恢恢的同时, 顺带提到 三藩即祸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屈大均多年后仍以恨铁不成钢的遗憾抱怨吴三桂贻误战机: 桂林旧部, 多年散,监军亦向农圃。宝刀血锈,花骢齿长, 总归尘土。英雄命苦, 恨当日, 江山不取, 令三千奇材虎,冷落尽无主(凄凉犯, 得旧部曲某某书), 青磷似雨, 白骨连沙, 吹魂最苦悲风。怨杀将军城坚, 只要相攻。分兵乳源无计, 令胡笳, 横截泷东。抽营遁,委金吾花甲, 堆遍芙蓉(声声慢)。这起码说明,屈大均并不为参吴三桂军而后悔, 他未因吴的反清不复明就对吴抱有恶感。
不可否认,屈大均明知吴三桂反清动机还积极参其军,是带有政治实用主义的成分。不过, 屈大均从军的更本质原因, 是他当时仍对清廷抱有很深的敌意,视清廷为暴虐的象征, 他希望用刀剑打击清兵的嚣张,以实现自己拯民水火、大济苍生的夙愿。他在当时所作的从军行中称 为国弃庭闱, 表示 七尺遂许人, 天年不遑计。后来他避居南京又说: 不曰处士, 不曰遗民, 盖欲依时而出,以行先圣人之道。(自作衣冠冢志铭) 都证明屈大均之参吴三桂军, 是他的重实务思想的必然结果,这与他在晚年越来越频繁地与清廷官吏来往并一起从事礼乐教化、羽翼圣贤活动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
重道崇实的思想犹如一把双锋利剑, 对屈大均的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思想使屈大均终身保持着对社会、国家、人生的关切, 使他的创作与现实密切相联;另一方面,儒家修养身心、追求人格完美、过分强调功利主义目的, 则使屈大均往往不自觉地在创造中以理性压制自己的情感, 屈大均在康熙十九年被迫退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后, 这种状况在他的创作中就越来越明显了。可惜,限于篇幅, 已不可能对这一论题展开论述了。

屈大均 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