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濠,现已不存。顾名思义,应在城南。不过,如今人们常说的南濠,却是在宋代的城西,沿着今海珠中路,北连芝兰湖,南通玉带濠,当时人们把这条濠叫做“西澳”而把玉带濠叫做南濠。
后来由于珠江水岸向前推移,西澳逐渐丧失码头功能,元代广州的城墙大多废圮,明代重修时,西城墙建在今人民路,有了新的西濠,人们才慢慢把旧西濠(今海珠中路)叫成了南濠,把原来的南濠叫成了玉带濠。
广州人对名字似乎从来不太重视,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以至后人在看古书时,往往被甘溪、行文溪、文溪、越溪这些名字搞得晕头转向,其地理位置经常是混淆的。以后的濠也没有明确的命名,大都是约定俗成的叫法,时间一久,便会起变化。海珠中路的原名叫西濠街,但在它的东侧却有一条南濠街,即西澳旧地。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在这里且统一把南北走向的旧西濠叫做南濠,把东西走向的南濠叫做玉带濠。
南濠是宋代广州繁华历史的见证者。
宋代最初实行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对发展贸易并不利。但从淳化二年(991)开始,朝廷为了刺激市场,取消专卖,减少官市,并由市舶司负责征收进口商品实物税。但当时出海贸易,跑一趟得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多时间,这个政策要被海外商人所了解,还需时日。景德年间(1004—1007),右谏议大夫马亮知广州时,大力招商,第二年商船数目果然成倍增加,官府满心欢喜,大摆宴席招待商人。
中国传统对商人一向轻视,但宋代是中国历代大王朝中最善待商人的朝代。为了招徕海舶,市舶司每逢外国商船抵达与离开广州时,都在海山楼设宴招待,上至蕃汉钢首,下至作头梢工,无分彼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尽欢而散。官府每年花在海山楼的酒席费用,多达二三百贯钱。海山楼在今北京路东横街附近,南宋诗人陈与义在《登海山楼》一诗中,以雄放的笔力,写出了诗人登楼俯瞰水城时的感受:
万航如凫鹥,一水如虚空。
此地接元气,压以楼观雄。
我来自中州,登临眩冲融。
白波动南极,苍鬓承东风。
人间路浩浩,海上春濛濛。
远游为两眸,岂恤劳我躬。
仙人欲吾语,薄暮山葱珑。
海清无蜃气,彼固蓬莱宫。
广州的经济地位,日形重要,海内外商贾云集,在广州定居,买田买地,结婚生子,城市的规模急剧膨胀,汉代的广州,有1.9613万户,9.4253万人;但北宋初年,已增至14.3259万户,21.0483万人;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更激增至18.5713万户,25.5877万人。(大德《南海志》)官府不得不加快城市的改造与扩建,一些豪爽的外商甚至愿意掏钱帮助广州修城。虽然官府婉谢了外商的捐助,但为表谢意,也赠送了白马和鞍辔给外商。足见当时官商关系与中外关系,颇为融洽。
由于朝廷的全力推动,最终使广州成为一个“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国际大都会。景德年间,高绅在出任广南东路经略使时,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在广州主持开凿南濠工程,把城中众多渠水汇入南濠,排出珠江。
当时西澳是广州最兴旺的地段之一。蕃坊不仅有蕃商子弟学校(蕃学),还有清真寺、养育院等机构。光塔路的怀圣寺,建于唐代,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兴建的清真寺。巍峨的光塔耸立在濠东,曾是航船的灯塔,指引着船只驶入西澳。宋代筑西城时,把它也划入城内,加以保护。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因为按照朝廷规定,“化外人法不当城居”,但对广州的“化外人”(外商),却网开一面,不仅允许他们住进城里,甚至允许他们获得官衔,诸如“宁远将军”、“保顺郎将”、“忠训郎”之类,虽然只是荣誉性质的,但彰显了外商的社会地位。
高绅又在西澳兴建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石桥,名为果桥。桥下可以行船,逶迤荡桨,清风徐来。在大市(今惠福西路)与西澳相交处有一座共乐楼(又名粤楼、远华楼),楼高五丈,面临巨海,下瞰南濠,气象雄伟,号称“南洲冠冕”。文人雅集,商贾聚会,吟诗作画,讨价还价,也盛矣哉!高绅建桥与楼, 显然不仅是为了增添一个景观,而且是有风水的意义的。南濠是全城渠水的总水口,必须有桥梁扼住要冲,再建筑一幢高楼,起捍门砂的作用,方能锁住城内的风水脉与财运,不致外泄。
王安石推行的“熙丰变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变法也对市舶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包括调低进口关税、取消铜钱出口禁令、设立市易务(一种外贸管理机构),与市舶司形成竞争等等。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市易务对外贸弊大于利,但事实上,由于两个机构为了完成各自的定额任务,不得不全力以赴争夺外商和舶货,反而大大刺激了商人贩货的积极性,市舶岁入节节飙升。
程师孟出生在苏州,对“烟水吴都郭,阊门架碧流。绿杨深浅巷,青翰往来舟”的水城风光,自然一往情深。在修筑西城之余,也经常与两三好友游览南濠,在共乐楼头,俯凭栏槛倾樽罍,留下了不少唱和的诗篇,让人对宋代广州的繁荣、绚丽、太平、安乐,恍如身临其境,叹为观止:
谁共吾民乐此亭,使君时复引双旌。
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
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往来须到阑边住,为恋清风不肯行。
诗中所说的“珍珠市”,可能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珍珠交易市场,也可以只是一个形容词,但在光塔路如今还有一条玛瑙巷,倒确实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买卖玛瑙的市场。宋代以前的城市,官署、民居(坊)、商业区(市),都有严格的划分,商店营业时间也限制得很严,唐代是长年实行宵禁的,一到晚上就要关门。
到宋代,坊与市的界限被打破了,商人可以到外开店,对夜市也不再限制了,城市变得非常热闹,入夜以后灯火辉煌,人流如鲫。饮食之盛,商肆之旺,用“恰似三千世界笙歌里,十二都城锦绣中”来渲染,一点也不过分。据史书记载,康定元年(1040)知广州段少连在城里大排宴席,招待宾客,请来戏班演戏,“士女聚观以万计”。(李焘《续门资治通鉴长编》)这种盛况,堪称太平盛世的经典场面。
经过一百多年的使用,南濠开始出现淤塞,有点不胜负荷了。淳熙三年(1176),经略使周自强主持进行了大型的疏浚工程。嘉定三年(1210)陈岘再次疏浚。据古人记述,经陈岘维修后,外面的船只只可以通过南濠到达大市。濠涌“自粤楼至闸门长一百丈,阔十丈,自闸至海长七十五丈。”(郝玉麟《广东通志》)绍定三年(1230),南濠又进行了第三次疏浚工程,在雁翼城的濠口砌石壁六十多米,中间是一道宽六米的大闸,可以通船。宝祐元年(1253),经略使李迪把擢甲里至闸口的南濠加以疏浚,拓宽挖深。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布政司郎廷枢主持疏浚南濠,使之可以重新行船。
不过,由于广州人口增加太快,尺土寸金,随着城墙西移,南濠终于被填平,变成一片密密匝匝的民居了。
后来由于珠江水岸向前推移,西澳逐渐丧失码头功能,元代广州的城墙大多废圮,明代重修时,西城墙建在今人民路,有了新的西濠,人们才慢慢把旧西濠(今海珠中路)叫成了南濠,把原来的南濠叫成了玉带濠。
广州人对名字似乎从来不太重视,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以至后人在看古书时,往往被甘溪、行文溪、文溪、越溪这些名字搞得晕头转向,其地理位置经常是混淆的。以后的濠也没有明确的命名,大都是约定俗成的叫法,时间一久,便会起变化。海珠中路的原名叫西濠街,但在它的东侧却有一条南濠街,即西澳旧地。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在这里且统一把南北走向的旧西濠叫做南濠,把东西走向的南濠叫做玉带濠。
南濠是宋代广州繁华历史的见证者。
宋代最初实行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对发展贸易并不利。但从淳化二年(991)开始,朝廷为了刺激市场,取消专卖,减少官市,并由市舶司负责征收进口商品实物税。但当时出海贸易,跑一趟得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多时间,这个政策要被海外商人所了解,还需时日。景德年间(1004—1007),右谏议大夫马亮知广州时,大力招商,第二年商船数目果然成倍增加,官府满心欢喜,大摆宴席招待商人。
中国传统对商人一向轻视,但宋代是中国历代大王朝中最善待商人的朝代。为了招徕海舶,市舶司每逢外国商船抵达与离开广州时,都在海山楼设宴招待,上至蕃汉钢首,下至作头梢工,无分彼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尽欢而散。官府每年花在海山楼的酒席费用,多达二三百贯钱。海山楼在今北京路东横街附近,南宋诗人陈与义在《登海山楼》一诗中,以雄放的笔力,写出了诗人登楼俯瞰水城时的感受:
万航如凫鹥,一水如虚空。
此地接元气,压以楼观雄。
我来自中州,登临眩冲融。
白波动南极,苍鬓承东风。
人间路浩浩,海上春濛濛。
远游为两眸,岂恤劳我躬。
仙人欲吾语,薄暮山葱珑。
海清无蜃气,彼固蓬莱宫。
广州的经济地位,日形重要,海内外商贾云集,在广州定居,买田买地,结婚生子,城市的规模急剧膨胀,汉代的广州,有1.9613万户,9.4253万人;但北宋初年,已增至14.3259万户,21.0483万人;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更激增至18.5713万户,25.5877万人。(大德《南海志》)官府不得不加快城市的改造与扩建,一些豪爽的外商甚至愿意掏钱帮助广州修城。虽然官府婉谢了外商的捐助,但为表谢意,也赠送了白马和鞍辔给外商。足见当时官商关系与中外关系,颇为融洽。
由于朝廷的全力推动,最终使广州成为一个“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国际大都会。景德年间,高绅在出任广南东路经略使时,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在广州主持开凿南濠工程,把城中众多渠水汇入南濠,排出珠江。
当时西澳是广州最兴旺的地段之一。蕃坊不仅有蕃商子弟学校(蕃学),还有清真寺、养育院等机构。光塔路的怀圣寺,建于唐代,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兴建的清真寺。巍峨的光塔耸立在濠东,曾是航船的灯塔,指引着船只驶入西澳。宋代筑西城时,把它也划入城内,加以保护。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因为按照朝廷规定,“化外人法不当城居”,但对广州的“化外人”(外商),却网开一面,不仅允许他们住进城里,甚至允许他们获得官衔,诸如“宁远将军”、“保顺郎将”、“忠训郎”之类,虽然只是荣誉性质的,但彰显了外商的社会地位。
高绅又在西澳兴建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石桥,名为果桥。桥下可以行船,逶迤荡桨,清风徐来。在大市(今惠福西路)与西澳相交处有一座共乐楼(又名粤楼、远华楼),楼高五丈,面临巨海,下瞰南濠,气象雄伟,号称“南洲冠冕”。文人雅集,商贾聚会,吟诗作画,讨价还价,也盛矣哉!高绅建桥与楼, 显然不仅是为了增添一个景观,而且是有风水的意义的。南濠是全城渠水的总水口,必须有桥梁扼住要冲,再建筑一幢高楼,起捍门砂的作用,方能锁住城内的风水脉与财运,不致外泄。
王安石推行的“熙丰变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变法也对市舶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包括调低进口关税、取消铜钱出口禁令、设立市易务(一种外贸管理机构),与市舶司形成竞争等等。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市易务对外贸弊大于利,但事实上,由于两个机构为了完成各自的定额任务,不得不全力以赴争夺外商和舶货,反而大大刺激了商人贩货的积极性,市舶岁入节节飙升。
程师孟出生在苏州,对“烟水吴都郭,阊门架碧流。绿杨深浅巷,青翰往来舟”的水城风光,自然一往情深。在修筑西城之余,也经常与两三好友游览南濠,在共乐楼头,俯凭栏槛倾樽罍,留下了不少唱和的诗篇,让人对宋代广州的繁荣、绚丽、太平、安乐,恍如身临其境,叹为观止:
谁共吾民乐此亭,使君时复引双旌。
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
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往来须到阑边住,为恋清风不肯行。
诗中所说的“珍珠市”,可能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珍珠交易市场,也可以只是一个形容词,但在光塔路如今还有一条玛瑙巷,倒确实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买卖玛瑙的市场。宋代以前的城市,官署、民居(坊)、商业区(市),都有严格的划分,商店营业时间也限制得很严,唐代是长年实行宵禁的,一到晚上就要关门。
到宋代,坊与市的界限被打破了,商人可以到外开店,对夜市也不再限制了,城市变得非常热闹,入夜以后灯火辉煌,人流如鲫。饮食之盛,商肆之旺,用“恰似三千世界笙歌里,十二都城锦绣中”来渲染,一点也不过分。据史书记载,康定元年(1040)知广州段少连在城里大排宴席,招待宾客,请来戏班演戏,“士女聚观以万计”。(李焘《续门资治通鉴长编》)这种盛况,堪称太平盛世的经典场面。
经过一百多年的使用,南濠开始出现淤塞,有点不胜负荷了。淳熙三年(1176),经略使周自强主持进行了大型的疏浚工程。嘉定三年(1210)陈岘再次疏浚。据古人记述,经陈岘维修后,外面的船只只可以通过南濠到达大市。濠涌“自粤楼至闸门长一百丈,阔十丈,自闸至海长七十五丈。”(郝玉麟《广东通志》)绍定三年(1230),南濠又进行了第三次疏浚工程,在雁翼城的濠口砌石壁六十多米,中间是一道宽六米的大闸,可以通船。宝祐元年(1253),经略使李迪把擢甲里至闸口的南濠加以疏浚,拓宽挖深。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布政司郎廷枢主持疏浚南濠,使之可以重新行船。
不过,由于广州人口增加太快,尺土寸金,随着城墙西移,南濠终于被填平,变成一片密密匝匝的民居了。
文献资料来源:2010年7月   摘自《水城记忆》
作者:叶曙明著
索取号:TV882-09/1
本馆校对:范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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