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灭亡以后，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闷、最黑暗的朝代之一，不仅文化陷于低迷，经济发展亦缓慢呆滞，元朝传祚才短短97年，已先后实行过五次禁商下海。从至正二十一年（1361）开始，广州内外，更是遍地狼烟，杀戮不止，直到元朝覆灭。广州城建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毁掉了大批名胜古迹，“百尺阑干横海立”的海山楼是在元代被毁的，南濠的共乐楼也是在元代被毁的。
不过，随着明、清两代，全国的学术文化重心逐步南移，经济重心也在南移。南濠两岸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一样，昔日盛景又再重现。
晋代的珠江水岸，是在惠福路一线，至今有“坡山古渡”之称。到宋代，珠江水岸已前移至今和平路一线，沧海桑田的变迁，令西澳不再是外贸码头了，而原来的南濠，到清代被赋予了一个非常艳冶的名字，叫“玉带濠”。
明代初年，朱元璋为了防止张士诚、方国珍等反抗势力从海上进攻，实行了极其严厉的海禁。凡擅自造两桅以上的船只，或带违禁货物前往海外贸易的，一律等同谋反，为首者要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充军。《大明律》规定：“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
如果存留番货就要抓的话，那广州大概有三分二的人要被抓了，试问广州哪家没有一些番货？不让广州人做海外生意，简直就是不让广州人活了。因此，即使在朝廷把“通番”悬为厉禁时，广东民间与海外的私相交易，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愈做愈红火。与海瑞齐名的南海人霍与瑕曾记录了他在广州的见闻：“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而近乡名曰游鱼洲，其民专架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棉、私钱、火药等违禁物品，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上潘大巡广州事宜疏》）
从这篇文字可以窥见，嘉靖年间（1521—1566），玉带濠两岸已经聚集了很多外省富商，与本地人互相配合，专做违禁的海外贸易，官府只眼开只眼闭。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官方机构市舶司垄断的“四夷朝贡”贸易，则不在禁例之内。
嘉靖年间，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被撤，只留下广州市舶司，再次成为中国海上丝绸路的唯一通道。广东商人总有办法弄到出海许可证，纷纷打着合法的旗号，造船放洋，拓展贸易。刑部尚书郑晓跑到广东一看，“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西园闻见录》）令他印象深刻，在文章中再三感叹。
由于海上丝路一枝独秀，带动全省的丝织业、陶瓷业、冶铁业，以及四乡的蚕桑、甘蔗、茶叶、莞香、果木等农业生产，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这时的广州城，金山珠海，无限繁华。玉带濠畔的软红香土，更胜于当年。
屈大均描述明代的玉带濠：“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尚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宴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名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广东新语》）
濠畔街一度成了冶游公子征歌艳饮的狎邪地。明代诗人孙蕡也有一首描写濠畔街的《广州歌》，被后人广为引用：
广州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
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
少年行乐随处佳，城南濠畔更繁华。
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牗。
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
轲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
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
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
乱唱鼍鼓竞龙舟，争睹金钗斗百草。
游冶流连望所归，千门灯火烂相辉。
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
扶留叶青蚬青白，盘载槟榔邀上客。
丹荔枇杷火齐山，素馨茉莉天香国。
别来风物不堪论，寥落秋花对酒樽。
回首旧游歌舞池，西风斜日淡黄昏。
濠畔街之所以发展成这样一个极度靡丽的销金窝，与这里聚集着大批外省商帮有关。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山陕、湖广、浙绍、徽州、金陵五大商帮都在濠畔街安营扎寨。《南海县志》写道：“归德门外濠畔街，富贵巨商列肆栉居，舟楫运货由西水关入，至临蒸桥络绎不绝。”山陕会馆、湖广会馆、绍兴会馆衡宇相望；银号、庄口、货仓栉比鳞次；苏杭顾绣、绫罗绸缎、药材、皮草、绍酒、火腿等货物海量山积，远销各地。濠畔街出品的酸枝、花梨、紫檀等高档广木作家具，被朝廷列为贡品，有官员驻店督造。
明末，一位姓黄的艺人在濠畔街开了一家金声馆乐器作坊，制作二弦、秦琴、竹提琴和高音三弦等乐器，因音质一流，极受乐师的喜爱。到清道光末年（1850），已派生了正声馆、悠扬阁、金城等八间乐器作坊。那时乐师要买乐器，无须店主吹嘘，只要拿起乐器一看，上面镌刻着“省城豪畔街”“金声馆造”的，必属佳品。到民国初年，愈来愈多的四邑人到濠畔街从事这一行，又先后冒出了金声、德声、文声、扬高声等著名的乐器作坊。
在濠畔街的南侧，是广州最大的民间工艺街——大新街、小新街。宋代的外贸码头在西澳，大量工艺品和制作工艺品的原材料，包括金、银、瓷器、琉璃、玳瑁、象牙、犀角、珠玑、沉香等，都在这里进行贸易，也吸引了众多匠人来这里谋生。所以屈大均说这里“香珠犀象如山”，并非夸张之词。
广州的牙雕作坊，最初集中在大德路与惠福西路之间的象牙街、象牙巷一带，后来，由于专营外销和朝廷贡品的“贡行”开设在三府前，各处的牙雕匠人都往附近聚集，渐渐地，大新街、小新街、玉子巷、三府前便发展成一条繁盛的商业街。
广州牙雕被称为南派牙雕，分雕刻、镶嵌和纺织三大类，以雕刻之中的镂雕最具特色，精致玲珑，巧夺天工。题材多为花木、山石、龙舟、宝塔、蟹笼等岭南山水景物。而象牙球、象牙折扇骨、国际象棋、项链、象牙梳、鼻烟壶等等，更一直是海外客商心仪之物。
英国人在《旅行在中国》一书中，写下这么一段赞美文字，“看来似乎最优美、最完美无瑕的顶峰。英国的著名雕刻匠师试图仿照雕折扇扇骨……但始终没有成功。”其实英国人看到并不是顶峰之作，因为最好的广雕精品都进贡朝廷了。如今在故宫博物院中还保存着出自广东匠师之手的象牙楼雕葫芦花囊、象牙编织雕花团扇、雕牙镂空八瓣盒、象牙雕花镜奁等物。每一件都散发着超乎想象之美。乾隆年间的举人叶詹岩曾经写过一首诗，专咏大新街的繁华：
珍奇多聚大新街，翡翠明珠次第排。
买得玉鱼归来晚，双门才挂午时牌。
清末民初，牙雕匠人成立了“大牙行”，俗称“象牙会馆”，就设在小新街内。抗日战争爆发前，大新街上的牙雕从业人员多达2780人，店铺126间。除了牙雕、大新街的玉雕、木雕、弦索乐器、银铜器皿，都极负盛名。1935年，广州全城有55家较具规模的玉器作坊，其中33家在大新路。
由于商家云集，玉带濠也成了金融业的必争之地。当年的山西银号（所谓晋号），以其财大气粗，称雄于广州，他们在濠畔街最有名的“生招牌”（活招牌），就是把大块银砖摆在银号柜台当眼处，每当碎银不足兑时，就敲碎银砖补足，看得人目瞪口呆。
后来张之洞督两广时，鉴于西班牙银元（本洋）、墨西哥银元（鹰洋）、美国银元大量流行于中国，为谋抵制，以挽利权，在黄华塘乡（今黄华路）开办广东钱局，自铸银元、铜元。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藩库、运库、厘金局、广东海防善后局合计出资100万元，组成广东第一家官办的地方银行——广东官钱局，在濠畔街开业。他们的大元票纸币，就是由山西票号源丰润担保发行的。
濠畔街东端与高第街连接。高第街内的许地与玉带濠相通。许地是号称“广州第一家族”的许氏家族的祖业，许氏先人许拜庭是清嘉庆年间的著名盐商，协助朝廷剿灭海盗，获议叙府同知加一级，诰封中议大夫。嘉庆十五年（1810）前后，许拜庭在高第街定居。许氏家族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按察使许祥光、闽浙总督许应骙、民国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鲁迅夫人许广平、红军将领许卓、教育家许崇清等，都是出自许家。
许氏故宅规模宏大，占地1.26万平方米，有家庙、戏台、藏书室、集选楼、七十二晋砖呤馆，两个会客厅、轿厅、金鱼池和花园假山等。这时的玉带濠，依旧是楼台金碧水迢迢，河涌四通八达，名士杭堇浦有一首诗，题为《濠畔放舟，遍历城西诸兰若》兰若即寺庙，坐船从玉带濠出发，可以游遍城西的各大寺庙，其水道畅通可知。
从清代到民国，岁月风云多变幻，但玉带濠畔却繁华依旧。高第街以经营鞋帽布匹和“苏杭杂货”著称，一度被称为“苏杭街”，也有不少卖广东土布、香云纱、加工唐装、丝棉衣的商铺。而濠畔街则发展成牛皮加工、制革和皮鞋料专业街。1948年，濠畔街内有113家牛皮鞋料商户和五家小型制革厂。如今玉带濠已经没有了，但濠畔街依然是全国著名的皮革鞋料市场；而高第街就成了个体户的“工业品市场”。

玉带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