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学宫，又称广州府学宫，最初的名字则是广州学宫。在旧时，州与府作为地方行政建制是有区别的，远古时期的“九州”是指以城市分布为标志的中国的九大区域，宋代的“州”是指“路”与“县”之间的行政机构，元朝时期，地方行政区划改为四级制，即省、道、路、县，广州的行政建制改为广州路，属江西行省广东道管辖，广州是广州路治所。明清时期，元朝的地方行政建制得到进一步调整。明朝初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将广州路改为广州府，被定为广东省城的治所，作为省与县之间的行政机构。这样，广州学宫也随之改称为广州府学宫一直到清末，人们简称之为广府学宫。旧址位于今越秀区文德路与文明路交界处，现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一带。
广府学宫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儒学经典被作为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文献，因而儒学在各地得到空前的发展。为了彰显儒学的崇高地位，各地兴建了不少孔庙，既是作为祭祀孔子的庙宇，有时也兼有提供本地士子读书场所的功能。广州的地方官为了激励本地士子读书应考，在当时的城西建了一座孔庙，作为劝学之所。宋朝初年，地方行政体制分路、州、县三级，广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知州，同时知广州还兼任更上一级的广南东路的经略安抚使身份。总管广南东路的军政事务。宋朝中央政府吸取历代因兵变造成政权更替的教训，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故有宋一代，国家军事力量相对削弱，但文教与科技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一个朝代。这一时期，对广州而言，也是教育史上开始走向全面繁盛的时期。宋庆历（1041-1048）中，皇帝下令兴学，广州地方官员在西城番市(今光塔路一带) 利用旧孔庙兴建学校。后经数次迁徙。绍圣三年(1096)广州知州章质夫重视教育，认为教化所始莫先于学，人伦之序莫先于教，于是在广州大兴学校。淳祐四年（1244），广南东路经略使方大综在广州学宫建飞阁，旁边排列文、行、忠、信四斋，因孔子的《论语•述而》有“子从四教：文、行、忠、信”。设此四斋有尊崇孔学之意。经多次扩建，宋代广州学宫已颇具规模，被称为岭南第一儒林。
关于章质夫将广州学宫由西城番市迁到番山附近的过程，文献原始史料不多，但后世有人曾对此进行过一些梳理。
章知府
北宋绍圣三年(1096)，有一个叫章质夫的人受朝廷之命到广州，出任广州知州。这个章质夫为人宽厚，注重文教，他到广州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广州的士林风气。他感到当时的广州，地处南海一隅，虽有中外经贸往来之繁荣，却无中原文教之盛业。他认为国家之发展，最重要在于社会良好风气之形成，而社会风气之形成在于教化，教化之首要事情则在于兴学，于是下令调查广州本地的学校情况。派去调查的人回报说:“在广州，东边归番禺县管辖，西边归南海县管辖，番禺、南海两县各有一处自己的县学，但是广州州学并不在城中，而是在西城的番坊，士子们都不大愿意到那个地方读书，据说是因为那里往来客商太多，地方嘈杂，又有僧尼出入，不是为学之静地。”章质夫一听，说：“广州自古为岭南都会，兴学明教应为岭海典范，何以州学倒不如县学条件好呢?老夫一定自己前往看看。”
章质夫在番禺、南海两县的知县陪同下，由前次派往实地调查的人员带路，坐着官轿，来到了番坊附近的州学视察。到了番坊附近，章质夫执意下轿步行，他对身边的两个知县说:“当官的要了解民情，坐在轿子里是看不到什么真实的东西的，沿途都是由下属官吏安排好的场景，所以一定要自己亲身去体验想要了解的情况，这样才能感受到真实的东西。”两个知县异口同声地说:“大人见教得甚是，我等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遵循大人的教导。”
章质夫一行沿着番坊一路缓行，感觉到这一带确实是商旅往来的繁华之地，有许多裹着头巾的海外商人穿梭往来，路上小商小贩们的吆喝声响成一片，其间还有一些光着头的僧人和尼姑出入其间，再看两旁的房舍，民房和商铺鳞次栉比，更有不少寺庙和尼庵间杂其间，可就是看不到广州学宫在何处。走了很长一段路，在向导的提示下，才看到了广州学宫。只见学宫周围环境杂乱，其自身也是房舍破旧，很少的一些学生在里面发出读书声。章质夫等人走进学宫，里面教书的和求学的都反映这里环境太差，很不适合作为读书的场所，但是没有办法，官府要这样做，只好勉强在这里做做形式。章质夫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兴学明教乃为政者之首务，何以能这样做做形式呢？
回到知州衙门，章质夫立即召集谋士和手下官员开会。通报了在番坊附近的州学所历所闻，指出为学兴教是事关子孙万代的事情，大家要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如果要做到为学兴教，连堂堂的州学都办成这种样子，那其他事情还从何谈起，要求大家想办法解决广州学宫的迁移重建问题。这时有一位谋士说: “大人，离州衙不远处的番山之旁，近珠水之边有一块空地，那里虽近闹市，却是很适合读书教书的安静之处，而且离州衙近，大人将来要前往视察也比较方便。”这时，其他人也说这个地方不错，于是章质夫立刻派人勘验地址，设计图纸，将位于西城番坊的孔庙的州学迁到这个地方。
后来，由于时世变化，番山被进一步削平成了街道，珠江北岸也向南移了不少，但广州府学的位置却数百年来没有变化。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改成了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章质夫兴学明教的事迹在广州历来的地方史书上都是赞誉有加。
说起章质夫，现在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但提到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那却是众人皆知：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其实章质夫寄给苏东坡的原词写得也是相当奇美的，章质夫所写《水龙吟•杨花词》原词是这样的：
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霜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宋代朱弁《曲洧旧闻》卷五曾对此作出评价:“章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词，命意用事，潇洒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章词有绣织工夫。”从章质夫的作品来看，他是一个相当有才情的人，他当年对广州学宫的迁建，为广府学宫后来延续近千年的文脉奠定了基础。
旧时官府设立学校，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主要是着眼于社会的文明开化，清代学者王士俊于雍正七年（1729)所撰《重修广州府学碑记》就提到:“国家设立学校，所以遵圣道，储人才也。学必以圣人为归，而后为有体有用之学。”当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把“以圣人为归”的道德教育放在“有体有用之学”之前优先思考的定位，反映了培养维护封建统治需要之人才的迫切愿望。广府学宫作为广州本土封建时代最高的官办学府，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祭孔，宣传儒家思想和文化，起到一种社会教化功能。二是劝学，将从县学考试中考取的优秀人才选拔进来，提供更加规范的儒学教育。三是选才，旧时地方官有向朝廷输送人才的责任。通过官府的教育，培养参加乡试(省一级)和会试、殿试(中央一级)考试的人才。所以，我们在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少原立于广府学宫的乡贡题名或进士题名碑记，如载于宣统《南海县志》的明景泰年间《广州府学乡贡题名》、明天顺年间《广州府学进士题名记》等，记述的都是曾经在广府学宫接受过教育的举人或进士。
旧时学宫建设，官府都有一定的规制，任何人置身学宫都要放低身架，以示崇学尊礼之社会风尚。学宫正中常立一个石碑，刻“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八字，以彰显对教育圣地的崇敬。旧时学宫为人文圣地，不管职位多大，官位多高，来到“贤关”、“圣城”都必须下马步行，并要肃然起敬，没有人敢昂首阔步迈进大门的。关于广府学宫内的建筑。史书记述不多，但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明朝黄佐曾在《广东通志》中记述，广府学官御书阁是收藏皇帝御赐图书的地方，建于宋乾道三年（1167），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广州最早的藏书之所，所以看作是广州有官立图书机构的滥觞。
广府学宫里的许多祠堂是一大景观，在教学之地设祠堂，其目的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用前代的榜样来激励后世的学人。仰高祠、先贤祠、名宦祠、孝悌祠、翰墨祠都有这方面的功能，这些祠堂中供奉的都是与本地有关的前代在某一方面突出影响的人物，其中仰高祠最为典型。宋朝时期，一位叫蒋之奇的人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出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广州。在广州任职期间，为了表彰历代在广州为官的清正廉明之人，他在广州学宫建一祠祀奉前代十位名宦，称为“十贤堂”，后来增加八人，建贤堂。以后各代都有增加，除本地名宦外，还增添了从本地走出去的一些著名人物，先后建有十贤、八贤、廉吏、二献、名宦、乡先生等多个纪念建筑。明天顺年间，有一位姓叶的广东巡抚认为这些前贤都值得后人纪念及学习，取古诗“高山仰止”之意，将这些名人统一供奉在一起，供后世学子参拜，将其地名之曰：“仰高祠”。
广府学宫的教学情况，各朝皆有所别，清同治年间《番禺县志》卷三十记述的明朝《洪武二年御碑》记述的当时的要求是：
1.入学要求：生员入学定例。凡各处府、州、县，责任守令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必须躬亲相视，人才俊秀，容貌整齐，年及十五之上，已读语、孟、四书者，方许入学。
2.教学内容：礼、乐、射、书、数、律。果有余暇，愿学诏、浩、表、笺、疏、议、碑、铭、传、记者，听从其便。
3.道德要求：使生员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通晓古今、识达时务。
4.学生去向：从各处守令，于儒士有才德、有学问、通晓时务者选充官。子弟习学各科限三年有成，隶中书省者，贡至中书省考试，中选者就便量才录用，隶各行省者，贡至行省考试，其中选者贡入朝廷选用。
5.教师：府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县教谕一员，训导四员。府教授正九品，州学正从九品，县教谕受省礼，三十月升学正。
同时，对教师、生员的廩膳、考勤、考核、奖惩都有具体规定。
当时能入广府学宫读书的生员，不仅所有费用国家全包，而且将来的出路一般都比较光明，较好的参加乡试考上举人，再一路参加会试、殿试，进入封建王朝的权力核心，一般生员也有机会成为基层政权的文吏。但是，官府对生员的学习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有具体规定，生员不仅平时要接受教授、学正、训导的各种考试和道德考核，而且还规定地方官员要经常亲自考核生员，有的人因此得到更好的推荐机会，有的人也因此被严厉惩罚，甚至被取消学习机会。
清同治年间《广州府志》卷九十七记载了清初顺治九年(1652)由朝廷颁发的广州府学对生员提出严格要求的一块碑文：
礼部题奏，钦依刊立卧碑，晓示生员: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宫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
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限于危亡。
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吏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必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
生员不可干求长官，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生员当爱身忍性，心有官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预他人词讼，他人变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辩难。为师长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顺治九年二月初九
这块碑文原是广府学宫内的一块《世祖御训饬士子卧碑》，是专门针对官府学宫学生制订的条文，是由清朝廷统一颁发给全国各地学宫的。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对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原膳”，官府各衙门官员都要对生员以礼相待，有优厚的待遇，同时也对生员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不仅有品行方面的约束，而且在具体的言行方面，也作出了许多限制。
广府学宫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广州士子在本地就学的最高学府，许多广府的举人、进士都曾在这里求过学，被称为“岭南第一儒林”，名符其实。但到了清末，随着新式学堂和近代学校的兴起，特别是废除科举制之后，其“第一儒林”的地位慢慢被学海堂、广雅书院等取代，到民国时期，则在其不远的贡院(今文明路)兴办了国立中山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广府学宫的建筑也随其地位的弱化而逐渐移作他用，但其深厚的人文底蕴甚至延续至今。1893年冬，维新派人士康有为还把万木草堂迁到学宫内的仰高祠，梁启超、陈千秋等曾在这里学习。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在籍翰林丁仁长、吴道镕等在学宫内的孝悌祠创办了教忠学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在此读书。教忠学堂被认为是现在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前身。
1933年，广州市政府为了筹建市立中山图书馆，选中广府学宫和一处地方，把图书馆建在了学宫内番山前的空地上，并借用原来的部分书斋做办公场所。抗日战争期间，伪广东省市机关官员曾在广府学宫举行过每年的仲春“祀孔礼”。1947年1月，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于瓦砾遍地的学宫前一部分地方设立了广东省文献馆（今中山文献馆)。
广府学宫的命运正如近代中国一样，几经沧桑。20世纪50年代，由于筹建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广府学宫原有建筑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被逐步拆除，学宫建筑现已不存(今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就是昔日的广府学宫)。
这座越秀区内曾经辉煌近千年的广府学宫，今天虽无昔日之荣耀，但工人文化宫、文德路小学、中山文献馆、十三中这些在其原址上新兴的文化、教育机构仍然延续着其久远的人文历史。

广府学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