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校：广州市第七中学
小组成员：朱子逸 陈锶慧 李悦 徐芷珊 姚诗镱 张玥
指导老师：黄劲贤
志愿者老师：王志丽
摘要：作为广州越秀区的一处抗战遗迹，东华东路东源大街日军慰安所旧址以及遗留下来的几幢曾被强征为慰安所的楼房现今已成一处普通的居民区，历史痕迹几乎荡然无存。这无疑会令人感到遗憾，毕竟这是日军在侵华期间在广州沦陷区实行“慰安妇”制度的一个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警示作用和教育意义。基于以上情况，对东源大街日军慰安所旧址采取保护措施刻不容缓。
关键词：日军慰安所旧址；慰安妇制度；东源东街；抗战史迹

越秀区大东街道东华东路东源大街，现作为一条不起眼的街道，静静地坐落在广州这座繁华的都市中。然而，在它平静现状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但又不该被我们所遗忘的悲惨历史——这一街区在广州沦陷时期曾经作为日军慰安所。为了不让当年的惨剧随着时间流逝沉入历史的长河中，应该在调研的基础上对该处旧址进行切实保护。
史迹现状
东源大街日军慰安所旧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华东路东源大街13号以及东源东（新）街11号一带，一些原来的建筑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被拆除。现在留下来的老房屋都是一些两三层高的广州传统骑楼式的小洋楼，基本都作为民居使用。房屋大部分结构主体保存较好，但墙体外部破损较为严重，一些房屋的墙面未经粉刷，可以看到墙壁上散乱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裂纹。
现东源东街11号就是当年的慰安所所在地，这里有一座有着拱形大门、镶嵌着琉璃玻璃的两层小洋房，墙壁已被重新修饰过。据悉，这里现为民居，上下两层一共住了8户人家，基本上都对宅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装；而且，这栋房子的产权也不明确。
东源大街13号楼房当年也被日军强占用作慰安所，现在为民居，其侧面改造成了供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原东源大街9号、11号早在十多年前因系危房已被拆为平地）。这片平地上放置了供人们休息的桌椅，四周是绿化丛，北面两侧分立着8块棋盘状的大石碑，枯枝落叶散落在石碑上。整体来看，这处休闲小区的环境不佳，在这里也感觉不到一丝当初那段惨痛历史的痕迹与气息。
70多年过去了，这几座老房子已然充斥着年岁的味道：粉刷的外墙开始剥落，表皮鼓起了一个个小泡，泛着霉青，门外的墙上杂乱地缠绕着老电线。当年的日军慰安所旧址，如今已变为民居或者休闲娱乐场所，而附近的居民，甚至连居住在日军慰安所旧址里的居民和当地居委会都不太清楚这段历史，这难免会令人感到遗憾。
史迹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1 广州沦陷.日军遍设慰安所
为策应武汉会战，切断中国海上国际联络通道，日军于1938年8月中旬开始着手准备攻占广州，并在台湾集结兵力40000余人，于1938年10月12日在数十艘舰艇和100多架飞机掩护下，从大亚湾兵分三路进行登陆。10月21日，日军先头部队攻进广州城，并随之迅速占领了广东其它区域。广州沦陷后，日军在广州烧杀抢掠，实行残暴统治。其中就包括像其他沦陷区一样在广州实行“慰安妇”制度，强征民房为慰安所，强抢妇女为“慰安妇”以满足日军乃至一些普通的日本男性居留民（1938年10月自日军占领广州后，日侨人口迅速增加：据统计，1941年11月底日侨增至15887人，其中，男性占9465人、女性占6422人）的兽欲。
相关研究显示，为了满足侵占华南地区的日军部队的“慰安”需要，日军第21军（由古庄干郎中将任集团军司令官，主要承担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参谋、陆军航空兵少佐久门有文及陆军省征募课长向日本内务省呈文提出：为设置华南派遣军之慰安所，必须考虑在日本招募以从事丑业为目的的妇女400名赴华南。招募名额分配如下：大阪100名、京都50名、兵库县100名、福冈100名、山口50名。具体招募事宜由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今冈少佐、吉田大尉负责，而在华南现地则由军司令部峰木少佐负责。在呈文的附件中表明，在此之前，已经通过台湾总督府由台湾送出了300名妇女。当这些妇女到达华南后，第21军直属的慰安所就迅速建立起来了。1939年上半年，根据第21军司令部《战时旬报》统计，华南地区的“慰安妇”有1000多名，当中军队直属的“慰安妇”达854人，这些“慰安妇”分布在广州、佛山等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根据现有研究显示在城市中的这些以军队直属和日、朝娟业主开设的慰安所里的“慰安妇”以日本 、朝鲜、中国台湾女性为主，特别是朝鲜妇女（根据当时朝鲜总督府的统计，在广州、汕头、厦门、海南岛等地，日侨和朝鲜人的职业主要以从事与军队相关的“慰安”为主），不同于在偏远的乡村，因日、朝“慰安妇”无法到达日军各个部队所设置的临时性的慰安所，故以欺骗或暴力手段强征大量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但其实在广州也发生过强征当地妇女为慰安妇的事件。据文史资料记载，日军在广州市内遍设慰安所，每天挨家逐户搜索，将抓来的“花姑娘”囚于所内，大肆奸淫。1939年11月17日，日军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妇女2000余人，编成“姑娘慰劳团”，送各线充军妓，拒往者，多被惨杀。平时，日军所到之处，即将男人赶走，然后强奸女人。如有阻止，立遭杀害。如当时小北有一农民，挺身阻止日军强奸其妻，即被日寇惨杀。此外，日伪在大南路、维新路（今起义路）、海珠中路、海珠南路、小北路、宝华路、十五甫和长堤一带开设的“花坛”（即妓院）成行成市，供日伪人员淫乐。另有当时的目击者回忆：“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很多是日本人，还有很多是说白话的广州女人和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子。这些妇女和少女，全部是日本兵从广州城内劫来的平民百姓和学生。来慰安所的日本鬼子则想方设法地折磨她们，逼她们就范。”
东源大街日军慰安所正是在广州沦陷初期即由日军建立起来的慰安所之一。关于其建立之过程，原东山区文化局文普办的杨帆女士曾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当年（指的是1938年），日军以围墙将南面的牛乳基、东面的东源东街的入口堵住，同时将西面的东源大街的牌坊封住，只留了背面东华东路的路口进出，辟出了环境相对封闭的慰安所。”此外，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此处慰安所里的“慰安妇”有相当一部分是朝鲜人（包括现今的韩国人），她们曾经在慰安所里被日军蹂躏。她们在公开场合说的是日文，但是私底下却是说朝鲜语。
2 慰安所的运营及管理
根据史料以及目前之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自1932年“慰安妇”制度首先在上海开始并自1937年全面启动实施，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军在中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慰安所。一般而言，侵华日军设立的慰安所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由军方直接设立的，这类慰安所中的“慰安妇”以日本和朝鲜妇女居多，也有部分是强掠的当地妇女；第二类是军方指定日侨或朝鲜人开设的，这类慰安所由民间婚妓业主经营，但要接受军方的监督和管理，受害妇女主要来自日本和朝鲜；第三类是汉奸在日军命令下设立的，这类慰安所专门为军方提供性服务，接受军方监督和管理，且主要是强迫中国妇女来充当“慰安妇”；第四类是在前线，特别是在远离城市的边远乡村，由日军各部队就地建立的，这种慰安所数量很多，并且主要是强征当地的妇女，其设施简陋、卫生条件较差。在广东，上述四种类型的慰安所都曾存在过。
在管理方面，对于第一类军队直属的慰安所，日军各部队对其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据留存下来的一份由日军第23军独立步兵第13旅团中山警备队制定于1944年5月的《军人俱乐部的利用规定》显示：“食堂为第一军人俱乐部，而慰安所为第二军人俱乐部；部队的副官对俱乐部具有统辖、监督、指导之权；使用时的费用为士兵每30分钟6元储备券，下士官9元，将校等11元；营业时间，士兵到下午3时半，下士官从下午4时到8时，将校等从晚上8时到深夜零时。”此外，同属于独立步兵第13旅团的远山队于同年也制定了《关于外出及俱乐部的规定》，其内容与前者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严禁士兵个人外出的规定，以及松月军人俱乐部即松月慰安所必须每天向部队报告每个慰安妇的营业额、来所人员数量、避孕套的使用数等。另外有资料显示这类慰安所管理之严格，只有军人才能使用。军人们在进来的时候，首先在门口向管理员出示证件，然后拿着票和避孕套到“慰安妇”的房间。进来一个军人，管理人要在账本上登记。晚上，“慰安妇”将收到的票据集中起来，交给管理 人，管理人再做记录。
至于对慰安所内“慰安妇”的管理，我们可以从一位1941年被送到广州一所慰安所充作“慰安妇”的朝鲜受害者的回忆中窥知一二。1941年，该名受害者被抓到广州时还是年方15的少女，对于如何被从朝鲜送到广州慰安所这一过程，她回忆道：“我们在广州下了船，接着登上了一辆有车蓬的军用卡车，卡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好像是医院的地方。那两个一直在监视我们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把我们带到一个军人面前。那个军人穿着有红色肩章的军服，双手扶着长刀坐在那里，职务好像很高。那两个监视我们的人把一些文件交给了那个军官。接着，她跟其他被抓来的妇女经过军医检查后，被带到了位于部队兵营旁边的‘孤儿慰安所’。该慰安所内大概有30名‘慰安妇’，除了1名是中国人外其余都是朝鲜人。”关于慰安所内部格局以及慰安所对她们的管理，她回忆道：“被安排用作慰安所的建筑物中间是走廊，两边长长地排列着房间，我印象中好像有30多间。他们安排我们进了各自的房间。我们每个人的房间门上都贴着号码，号码的下面是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房子与房子中间是用胶合板分隔开的，所以连隔壁的呼吸声都能够听得见。在我们那些小房间的水泥地上安放着一张用木板做的床。慰安所里有能冲澡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生活都是在慰安所内进行的，不允许出去。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日本男人和朝鲜男人穿着便衣在门口监视我们。如果有不得不出去办的事，我们也可以外出，不过会有军人跟着我们。”可见该慰安所内的设施还是比较简陋的。在广州这座大城市里的军队直属的慰安所尚且如此 ，可想象偏远乡村地方的临时性慰安所是何等之简陋不堪了。此外，也无疑可以从中得知慰安所内的“慰安妇”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与那些可自由活动的军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些“慰安妇”是被强迫的，绝非像现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所宣称是“自愿”的。
3 慰安所内的罪恶
众所周知，“慰安妇”制度是侵华日军在中华大地犯下之累累残暴罪行之一，给广大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妇女造成的伤害实乃罄竹难书。“慰安妇”在慰安所内惨遭肆无忌惮之蹂躏的悲苦和屈辱是我们难以想象得到的。
据此前之研究人员对东源大街日军慰安所进行的探究可知，所内的“慰安妇”们更是犹如生活在地狱里。日本“慰安妇”研究学者提供的材料表明，日军对不同国籍的“慰安妇”要求不一样：日本“慰安妇”平均每天“慰安”军人是一比十，朝鲜“慰安妇”平均“慰安”下级军官是一比四十，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底层官兵是一比八十九。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慰安妇”们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施以残暴手段镇压。这是何等之丧心病狂！
毫无疑问，上述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只是他们所犯罪行之冰山一角而已。对于这一段充满屈辱而沉重无比的历史，我们毫无疑问应当铭记。然而，我们亦须明白：铭记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惕此类历史的重演，为了未来之和平！
保护畅想
我国的文物旧址缺少的保护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在保护，二是内在保护，即有关部门用实际行动对文物旧址采取保护措施以及对文物遗迹的精神进行保护。东源大街日军慰安所旧址缺少的正是这两种保护。多年以来，东源大街日军慰安所旧址的保护并未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这使得旧址继续以民居的形式存在，使得部分旧址被拆被破坏，以至于本应引起人们深思的屈辱的历史正面临着成为断层的历史的危险。
文物旧址的保护应该积极参照学习其他同类文物旧址的保护方法，积极交流，加强合作。位于现荔湾区增埗五羊啤酒厂附近的增埗慰安所和位于现海珠区同福西路的同福西路慰安所至今仍保存完好，值得东源大街慰安所旧址参考。此外，我们了解到，广州正在制定《抗战遗址保护和利用规划》。希望政府能尽快制定出切实有效的保护利用规划，使广州抗战遗迹真正得到保护！
历史是残酷的，却又是真实可证的。我们对此应持有的态度和做法，不是躲避提及，而是正视它、铭记它，保护它不受到歪曲，进而时刻警戒自己。我们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铭记历史，铭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只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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