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越秀区朝天路崔府街，南宋时曾经居住过一位“盛德清风跨映一代”的学者诗人，他就是皇帝封他为丞相也不干的南粤先贤崔与之。
本文着重谈他的文学、经学的成就，对其仕途政绩只略提。读者如想详细了解其一生，可参看笔者著的列入“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崔与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崔与之（1158-1239），乳名星郞，字正子，晚号菊坡，广州府增城县（今广州市辖下增城市）人，从官场退休后居于广州城里崔府街达15年，其间在叛军围广州、城中主帅开溜时挺身而出平定叛乱，最令广州百姓感恩。
崔与之少年丧父后到萝岗，在父亲好友钟遂和处读书，32岁时得学友资助上京师临安（今杭州）入读太学（官办最高学府），是岭南学子入太学后考中进士的第一人。他在临安面对灯红酒绿的社会，心无旁鹜，专心学习的精神，堪称学子求学的楷模。之后他历任浔州司法参军，淮西提刑检法、江西新城知县、广西邕州通判、广西提刑等职，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又曾任国史院编修官，正直编修国史。主帅淮东时，他固边利民，令金兵不敢侵犯。63岁起历任成都知府、四川安抚制置使（川蜀四路最高军政长官），搞活经济、团结各民族、巩固边防，令虎视眈眈的金兵也畏其军威，被百姓誉为“岭南古佛、西蜀福星”。皇帝也赞他：“卿道德足以镇浮，智识足以制变，赋宽四蜀，民气顿苏，尘靖三边，军声益振，使朕无西顾之虑。”他在官场的廉政为民、不战而屈人之兵，堪称做官的典范。
崔与之在四川离任后，皇帝召他回京任礼部尚书，但他上表辞免，急流勇退。嘉定十七年（1224），他回故乡增城，不久后因朝廷未批准退休，加上门生故吏常常来访，乡居不便，便于次年迁居广州。此后朝廷不断加封他，请他重入官场，但他都以老病为由力辞。端平二年（1235），驻守在江西因广东安抚使赏罚不公而叛乱的广东摧锋军打回广东，围攻广州，主政的广州安抚使临阵脱逃，城中的官员便到崔与之家中请他出面主持大局。此时己78岁的崔与之见群龙无首，城中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便义无反顾地应允主持平叛大局。正好此时他的门生李昴英、杨汪中也在广州，他便率领众官员与两门生上城头与叛军对话。崔与之在军民中的威望令叛军大挫锐气，他的一番话已令叛军军心离散，加上李昴英、杨汪中下城与叛军细谈，晓以利害，结果叛军散去大半，只有几个主谋带着部分叛军向端州（今肇庆）方向逃去。
摧锋军在江西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后，皇帝立即封崔与之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钦差飞马赴广州宣旨，到达之日，广州之围己解，崔与之考虑到平叛形势紧逼，尚需一鼓作气，只好接受此官职，指挥别处调来的各路兵马追击叛军。当平息叛乱后，他立即上表辞职，向朝廷推荐平叛有功的官员接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之职，并把半年间当此职的俸银与粮食全部交回官库，事后绝口不提自己平叛之功。
当时，不屑与官场交往的江湖派诗人戴复古刚好暂住于广州，他目睹崔与之平叛，由衷地写诗称赞道：
角巾私第自逍遥，诸老之中此老高。
无可奈何怀印绶，甚非得已用弓刀。
风生玉帐千兵肃，天落金牌一札褒。
缓急经心护乡井，生憎儿辈说功劳。
此后，皇帝先后封他为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但崔与之七次上表辞参知政事、十三次上表辞丞相，终于没有赴任。为表明自己并非不关心国家，他也同时数次上疏提出自己对施政的意见，如《论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大胆批评皇帝对敢于进谏的忠臣“任之不专，信之不笃”，抒发了“人才岂易得而轻弃如此”的感慨。崔与之去世前写下数千字的《遗表》，亦集中反映了他的治国思想，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
皇帝宋理宗在嘉熙三年（1239）五月，终于批准崔与之享受右丞相兼枢密使等待遇退休（致仕），钦差到其家宣读圣旨，崔与之写了谢恩疏后，又写了“东南民力竭矣，诸贤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赐”18个字，交钦差带返朝廷。宋理宗看后感动地说：“崔卿家致仕后，犹念念不忘社稷民生！”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崔与之逝世。逝世前他对家人说：“我为官四十七年，没有被人弹劾过，官职易得，名节难全，今终保晚节；我死后不必耗费钱财大办丧事，不许做佛事；今后子弟不得求官，耕读可以保家声。”崔逝世后，皇帝派专使到其家致祭，并宣读圣旨：“赠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累赠南海郡开国公，曾少师，溢清献”。崔与之之墓至今犹存，在增城市朱村镇凤岗乡官庄村的狮子岭上。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说：崔与之“盛德清风跨映一代”。他是当官的楷模，也是学者的典范。崔与之在文学、经学方面独树一帜，后人称他创立了“菊坡学派”，其门人李昴英加以发扬光大（下文详介），传人各有成就。后来到明代，著名学者陈献章亦自认是崔与之、李昴英的传人。
崔与之在当官时，己有洪咨夔、温若春、杨汪中等拜他为师，他来皆成名臣。他在四川离任回故里后，收有李昴英、易东之、曾士倬、黄镛等门生。
崔与之被誉为“岭海儒宗”，可惜其著述因宋末的变乱而散失十之八九。元朝初期。李昴英的门生李肖龙等人搜集，整理崔与之的奏章、诗文刊刻，虽然只有十之一二，也总算保存了崔与之的部分著作。李肖龙又撰写了《崔清献公言行录》，记录了崔与之的事迹及言论，令后世能以管窥豹地了解到崔与之的儒家经学思想。
崔与之的散文仅见于其奏章中，但已可见其骨骼苍劲、感情真挚，亦是岭南现实主义文学优良传统的反映。他在多篇诗文中有“经济”“经济学”“经济方”等词，那不是现代词语“经济”的含义，而是指治理国家的学问，包括用人、听取意见、对外邦交等方面的内容，皆属儒家经学的学问。
崔与之的诗词亦颇有成就，开雅健之风。其古体诗高华壮亮，犹有唐代风韵；其近体诗也多感时抒怀之作，风格沉郁老健。而他的词更见突出。虽然宋代岭南人写词并非他最早，他只是两首词流传至当世，却已被文学界誉为“粤词之祖”。其中一首虽是应酬之作，亦“出于典雅”；而另一首《水调歌头•题剑阁》，则一直为文学评论家所激赏。词云：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心丹。 对青灯，掻白发，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梅岭绿阴青子，蒲涧清泉白石，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到家山。
本文着重谈他的文学、经学的成就，对其仕途政绩只略提。读者如想详细了解其一生，可参看笔者著的列入“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崔与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崔与之（1158-1239），乳名星郞，字正子，晚号菊坡，广州府增城县（今广州市辖下增城市）人，从官场退休后居于广州城里崔府街达15年，其间在叛军围广州、城中主帅开溜时挺身而出平定叛乱，最令广州百姓感恩。
崔与之少年丧父后到萝岗，在父亲好友钟遂和处读书，32岁时得学友资助上京师临安（今杭州）入读太学（官办最高学府），是岭南学子入太学后考中进士的第一人。他在临安面对灯红酒绿的社会，心无旁鹜，专心学习的精神，堪称学子求学的楷模。之后他历任浔州司法参军，淮西提刑检法、江西新城知县、广西邕州通判、广西提刑等职，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又曾任国史院编修官，正直编修国史。主帅淮东时，他固边利民，令金兵不敢侵犯。63岁起历任成都知府、四川安抚制置使（川蜀四路最高军政长官），搞活经济、团结各民族、巩固边防，令虎视眈眈的金兵也畏其军威，被百姓誉为“岭南古佛、西蜀福星”。皇帝也赞他：“卿道德足以镇浮，智识足以制变，赋宽四蜀，民气顿苏，尘靖三边，军声益振，使朕无西顾之虑。”他在官场的廉政为民、不战而屈人之兵，堪称做官的典范。
崔与之在四川离任后，皇帝召他回京任礼部尚书，但他上表辞免，急流勇退。嘉定十七年（1224），他回故乡增城，不久后因朝廷未批准退休，加上门生故吏常常来访，乡居不便，便于次年迁居广州。此后朝廷不断加封他，请他重入官场，但他都以老病为由力辞。端平二年（1235），驻守在江西因广东安抚使赏罚不公而叛乱的广东摧锋军打回广东，围攻广州，主政的广州安抚使临阵脱逃，城中的官员便到崔与之家中请他出面主持大局。此时己78岁的崔与之见群龙无首，城中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便义无反顾地应允主持平叛大局。正好此时他的门生李昴英、杨汪中也在广州，他便率领众官员与两门生上城头与叛军对话。崔与之在军民中的威望令叛军大挫锐气，他的一番话已令叛军军心离散，加上李昴英、杨汪中下城与叛军细谈，晓以利害，结果叛军散去大半，只有几个主谋带着部分叛军向端州（今肇庆）方向逃去。
摧锋军在江西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后，皇帝立即封崔与之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钦差飞马赴广州宣旨，到达之日，广州之围己解，崔与之考虑到平叛形势紧逼，尚需一鼓作气，只好接受此官职，指挥别处调来的各路兵马追击叛军。当平息叛乱后，他立即上表辞职，向朝廷推荐平叛有功的官员接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之职，并把半年间当此职的俸银与粮食全部交回官库，事后绝口不提自己平叛之功。
当时，不屑与官场交往的江湖派诗人戴复古刚好暂住于广州，他目睹崔与之平叛，由衷地写诗称赞道：
角巾私第自逍遥，诸老之中此老高。
无可奈何怀印绶，甚非得已用弓刀。
风生玉帐千兵肃，天落金牌一札褒。
缓急经心护乡井，生憎儿辈说功劳。
此后，皇帝先后封他为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但崔与之七次上表辞参知政事、十三次上表辞丞相，终于没有赴任。为表明自己并非不关心国家，他也同时数次上疏提出自己对施政的意见，如《论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大胆批评皇帝对敢于进谏的忠臣“任之不专，信之不笃”，抒发了“人才岂易得而轻弃如此”的感慨。崔与之去世前写下数千字的《遗表》，亦集中反映了他的治国思想，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
皇帝宋理宗在嘉熙三年（1239）五月，终于批准崔与之享受右丞相兼枢密使等待遇退休（致仕），钦差到其家宣读圣旨，崔与之写了谢恩疏后，又写了“东南民力竭矣，诸贤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赐”18个字，交钦差带返朝廷。宋理宗看后感动地说：“崔卿家致仕后，犹念念不忘社稷民生！”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崔与之逝世。逝世前他对家人说：“我为官四十七年，没有被人弹劾过，官职易得，名节难全，今终保晚节；我死后不必耗费钱财大办丧事，不许做佛事；今后子弟不得求官，耕读可以保家声。”崔逝世后，皇帝派专使到其家致祭，并宣读圣旨：“赠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累赠南海郡开国公，曾少师，溢清献”。崔与之之墓至今犹存，在增城市朱村镇凤岗乡官庄村的狮子岭上。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说：崔与之“盛德清风跨映一代”。他是当官的楷模，也是学者的典范。崔与之在文学、经学方面独树一帜，后人称他创立了“菊坡学派”，其门人李昴英加以发扬光大（下文详介），传人各有成就。后来到明代，著名学者陈献章亦自认是崔与之、李昴英的传人。
崔与之在当官时，己有洪咨夔、温若春、杨汪中等拜他为师，他来皆成名臣。他在四川离任回故里后，收有李昴英、易东之、曾士倬、黄镛等门生。
崔与之被誉为“岭海儒宗”，可惜其著述因宋末的变乱而散失十之八九。元朝初期。李昴英的门生李肖龙等人搜集，整理崔与之的奏章、诗文刊刻，虽然只有十之一二，也总算保存了崔与之的部分著作。李肖龙又撰写了《崔清献公言行录》，记录了崔与之的事迹及言论，令后世能以管窥豹地了解到崔与之的儒家经学思想。
崔与之的散文仅见于其奏章中，但已可见其骨骼苍劲、感情真挚，亦是岭南现实主义文学优良传统的反映。他在多篇诗文中有“经济”“经济学”“经济方”等词，那不是现代词语“经济”的含义，而是指治理国家的学问，包括用人、听取意见、对外邦交等方面的内容，皆属儒家经学的学问。
崔与之的诗词亦颇有成就，开雅健之风。其古体诗高华壮亮，犹有唐代风韵；其近体诗也多感时抒怀之作，风格沉郁老健。而他的词更见突出。虽然宋代岭南人写词并非他最早，他只是两首词流传至当世，却已被文学界誉为“粤词之祖”。其中一首虽是应酬之作，亦“出于典雅”；而另一首《水调歌头•题剑阁》，则一直为文学评论家所激赏。词云：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心丹。 对青灯，掻白发，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梅岭绿阴青子，蒲涧清泉白石，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到家山。
文献资料来源：2014年1月 摘自《广府菁华彰越秀（一）千年文脉》
作者：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索取号：K296.51/158
本馆校对：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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