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心陀罗尼经幢》碑在光孝寺大殿前庭院西南侧。青石，通高2.02米。经幢平面八角形，高1.05米，八角盝顶莲花方座，幢身各面阔0.14米，状如短柱，方形基座四周刻力士像。在幢身八面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章句内容为“大悲咒”两咒，每咒分刻于经幢的四面。其中一咒每面4行，每行30字；另一咒每面5行，每行35字。字左行，正书，字迹多已风化剥落，难以辨认。署款：宝历二年（按：826年）岁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大德兼蒲涧寺大德僧钦造书。同经略副使将□（仕）郎前守辰周都督府医博□（士）庐江郡何宥则，敬为亡兄节度随军文林郎康州司马宥卿造此大悲陀罗尼幢”。此幢为寺内现存石刻中年代最早、且有绝对年代可考者。
法性寺（今光孝寺）住持钦造，福建人。道光《南海县志.金石略一》，辑录有经幢刻字。
《大鉴禅师殿记》碑嵌于光孝寺碑廊墙上。碑高56厘米、宽33厘米，南宋咸淳五年（1269）立，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陈宗礼撰文，叙述六祖住持光孝寺的经过，盛赞岭南人杰地灵。“惟番禺大都会也，禅师大道场也；地大则众杂而俗庞，道大则教行而类应”。提举广南路常平义仓茶盐公事兼权运判冷应澂题额，知南海县事王应麟书。查陈宗礼、冷应澂《宋史》均有传，以廉谨能干著称。据清钱大昕考证，王应麟系福建泉州晋江人，而不是《宋史.儒林传》中曾写《困学记闻》的浚义王应麟。
《祖师法性古像》碑禅宗六祖惠能之像，原在光孝寺六祖殿，今移置殿前碑廊。碑呈圭形，高55.5厘米、宽41厘米。形貌拙朴似一老农，与六榕寺六祖铜像智慧超然的神态迥异。碑阴刻像赞，署款：“至元甲午（按：1294年）住山法孙宗宝拜赞”，“泰定甲子（按：1324年）七月二十八日住持风幡嗣祖比丘慈信拜立”。这是广州现存最早的石刻像碑。像赞作者宗宝，精研佛学，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曾重新整理刊刻六祖的《坛经》，世称“宗宝本”。
《光孝寺重修六祖菩提碑记》碑高65厘米、宽36厘米。在碑上端刻法性寺（光孝寺前名）讲涅盘经师印宗和住持法才同立的《菩提碑》；下端刻居士区亦轸绘的菩提树图，释通岸撰文，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立。碑文云：“宋朝求那跋陀三藏，建此戒坛，预谶曰：‘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梁天监元年（502年）智药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国持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且立碑云：‘吾过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今能禅师正月□日抵此，因论风幡语，与宗法师说无上道……于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祝法。”
通岸（1566～1647），南海人。与陈子壮、黎遂球等重立南园诗社，与诸名士唱酬。钱谦益《憨山塔铭》说，与憨山德清始终相依的，有通岸、通炯及觉浪道盛等人。可见通岸是德清的传法弟子。
《光孝禅寺革除花卉供应碑记》碑 嵌在寺内碑廊。碑高65厘米、宽35厘米。明天启二年（1622）都纲僧起琪、住持行珮立石，王安舜撰文，吴光龙书。碑文记载：光孝寺在明代广州是首寺，每有大节日，文武官员集会祝厘颂圣，所有费用均由寺出，连官场摆设的花木，亦要由光孝寺供应。后幸因京中有人向代理广州府说情，才免去光孝寺为一府两县供应花卉的繁重差役。碑文在《光孝寺志》录有全文。
《光孝寺重修碑记》碑嵌于碑廊。碑高70厘米、宽34厘米，顺德李汉撰文，首事李慎修、督修寺僧敬思，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立。碑文开列捐款者姓名，募捐年余，共得数千两。碑文反映了一个较重要的经济史实：清中叶，广州外来的银元与市场银两通用，墨西哥银元输入已不少。银元铸有鹰，故称“鹰洋”（“洋”是“洋银”的意思）。这是中外贸易的产物。当时我国使用的传统货币是银元宝（亦称宝银），各地所铸的重量成色都不统一，不利于流通，也不易分割使用，致使外国银元在广州市场上常与银两通行。后来，清朝实行改革币制，铸造银元。道光修纂的《南海县志.金石略》辑录此碑记。

光孝寺 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