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忱：
我是文德路
大学毕业生
文/本报记者 张演钦 图/本报记者 阙道华
前天，我们踏进著名文献学家王贵忱老先生的“可居室”。书香满室。主人说，这是麝香散发出的余韵。书香？麝香？已然分不清，只觉得心旷神怡，沁入心脾。可居室很朴素，包括那块刻了“可居室”三个大字的木板，也是原木，没有任何修饰、润色。字由王世襄先生所写。
1957年反右派以后，王贵忱被降级，赶到一个只有4平方米的地方，王贵忱索性将这蜗居起名“可居室”，他的老首长金明先生这样解释“可居室”：“随处可居，敬业不已”。1985年，金明还写成书法条幅以赠王贵忱。
爱书如命的主人搬出他亲手装裱的明万历刻本《三先生逸文集》，一一打开，细细翻看，眼睛放出光来，他微微抬头，说：这便是我的“金镶玉”原装本。
名人会
人物档案
王贵忱，1928年生，辽宁铁岭人。曾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籍整理和古钱币研究。编著有《先秦货币文编》、《三孔币汇编》、《中国历代货币书籍》、《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主持点校《屈大均全集》等。2007年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50家”。
王贵忱妙言
我的原则是：言必有本，无征不信。不能道听途说。
我开玩笑：我不会读书，但我裱书广东第二
生我辽东，毓我岭南
自认裱书广东第二
业余时间多用于搜集整理史料
羊城晚报：“生我辽东，毓我岭南”，这是您常用的一方图章。您是东北人，却以对岭南地方文献的研究赢得学界瞩目。
王贵忱：今年是我来广州60周年。广东四季如春，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环境好，对外省人来说，广东是个福地。我幼时孤苦失学，只读了初级小学四年级，十六岁参军。1949年10月14日随部队进驻广州，从此与文德路旧书肆结下了不解之缘，还请人刻了一方印文为“文德路大学出身”的图章，意在说明我是靠广州文德路古旧书店学了点文化。后来，黄文宽先生以为不雅，改刻为“岭海大学肄业”，后来广州老人大学命名“岭海大学”，这方图章也就不用了。
我读的第一部广东史籍，是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此书被誉为广东的百科全书，内容丰富，是入境问俗的必读书，是我后来喜欢多接触粤中史志的起点，也是后来与欧初先生合作编《屈大均全集》、和杨越先生整理《潮州戏文五种》以及我整理《张荫桓戊戌日记》（的起点），都是抱着边做边学的愿望进行的。此外，就手边积存的资料，写了一些如《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历代货币》序文等，都是抱着同一愿望参与其事的。我前半生的业余时间，大多用于搜集和整理古代钱币及其史料方面。
自认裱书广东第二
现在看不到破书了
羊城晚报：您刚才说广东文献资料很丰富，虽然整理很难，但在你们的努力下，成果迭出，如《广州市志》、《广州大典》、《全粤诗》等，就您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文献整理是哪一种？
王贵忱：我参与了《广州市志》编纂工作，这是出自众人之手的浩大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志终于出齐，是值得祝贺的。《广州大典》和《全粤诗》这两部大书，工程量巨大，经过专家学者的努力，前者已经开了个好头，第一辑已印出；《全粤诗》已出版多册，深信这两套大书很快会顺利出版的。我搞钱币文献搞得比较熟，因为个人能力有限，大的东西搞不了，只能搞小的东西。自然，搞钱币文献研究也和广东有关系。
羊城晚报：您是全国有名的藏书家，您的文献整理和收藏有关系吗？
王贵忱：我是收藏了不少善本，不过很多都捐出去了，我捐出的珍贵版本460多册，都是国家善本。除了自己留下一点，其他都送人了。好的书捐给国家，都是孤本，如《韵谱》等。
羊城晚报：这些善本当初您是怎么收藏到的？
王贵忱：我会看呀，买的，用钱不多。看古旧书多了，算是会看版本书。1980年捐出《韵谱》的时候登报了，因为是国家善本，很难得。
我爱书，我特别喜欢裱书。我开玩笑：我不会读书，但我裱书广东第二（记者理解王贵忱的意思是找不出第一，“金镶玉”正是圈内对王贵忱先生裱书作品的赞誉）。
羊城晚报：齐白石也说自己是写诗第一、书法第二、刻印第三，最拿手的画画反而说是第四。您说自己裱书第二，也是一种调侃吧？
王贵忱：我对书有感情！我买到破书，看了不舒服，一定要裱好而后已。有人问现在还裱吗？眼睛不行了吧？手不行了吧？现在是看不到破书了。当时我去旧书店买书的时候，文德路的书店经理还是小孩呢。读书人特别爱书。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捐书，收拾好了就捐。嘉靖年间出的一套12本易学书，我买了其中6本，是国家善本，很珍贵，这种古书，天头很大，地头也很大，我买了打算用来裱书的，我看了也很喜欢，就20块钱买了回来。买了以后呢，发现恰好中山图书馆有另外6本，就捐了出去，让它们破镜重圆了。后来他们写了篇文章说这件事情。这也是一个书缘。
藏书但不想成名成家
玩书法玩成名家
一等好书：捐 二等好书：送
羊城晚报：您那么爱书，偏偏要把您辛辛苦苦收藏回来的珍贵善本捐出去，这是为什么呢？
王贵忱：当时我还是有条件买书的，当时买书也很便宜。我读书不多，但爱书爱得要命。我藏书，但不想成为大藏书家，也不想留名。好一点的书，捐给国家，差一点的，有人需要，就送给别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善本书了。想来想去，得给广东人做点事情。有个作者写张二乔，张二乔被誉为广东的李香君，恰好我手上有相关的善本，就送了给作者。商老(商承祚)，容老（容庚），夏老（夏承焘），都送过。他们也送书给我。我收藏的东西，对别人有用，我就送。我收藏的钱币善本460册，多年前就捐给了国家钱币博物馆，这样我就安心了。
羊城晚报：您的学问那么深，据说和收藏有莫大的关系。您的书都送了人，自己的研究怎么办？很多人只管收藏不搞研究，这样是不是浪费资源了？
王贵忱：我的研究以材料见长，以独特性见长。我收藏的龚定庵（龚自珍）的东西很系统，当然，其他人的也有，很多大名家的信札也有些。我做学问看重两点，第一是注重原始资料，第二是注重核实资料。这些和收藏都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这是张之洞的信札，一百来件，《广州大典》把它整理出版了，全部是我的收藏。
玩书法玩成名家
写书法带来很多“干扰”
羊城晚报：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影子，闲淡、低调、中庸。也有人说，您的这种特点在您的书法上也体现出来了。
王贵忱：书法上我不模仿人家，所以我写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搞的我不搞，这也是我做学问的一个特点。但书法只是玩玩而已。
羊城晚报：中国传统艺术好像倡导的就是这种游戏的心态吧。我看您的一本书法集题目就叫《可居闲墨》。您虽然是一个有名的书法家，但我发现您家里居然没有一张专门写书法的桌子。
王贵忱：写字好玩，是余事而已。
羊城晚报：我看到您桌子上的书法了，不过是写在报纸上的。可能您不知道，现在您的书法在市场上很吃香。
王贵忱：练笔而已。书法家，要做深，很难。第一个要继承，上下几千年，从甲骨文到现在，源远流长，传统很深厚。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样式。必须继承传统。我学汉简，学北朝人的写经，传统文人书法，如二王，苏东坡，我也学。我也喜欢张之洞的字，也学罗振玉的。书法，传统必须继承，把前人最好的书法给继承过来。我是集合了多个人，然后努力写出自己的路数，但总也写不好。
羊城晚报：您刚才说写书法会给自己带来干扰，您不写不就行了？
王贵忱：书法干扰最大。那么多人要我写，拒绝很难。
羊城晚报：尽管有书法等的“干扰”，但您还是成就斐然。您认为最重要的是哪方面？
王贵忱：最重要的是钱币研究。很多货币文献都是我收藏的。你看这是《先秦货币文编》，这是一整套的《中国钱币文献丛书》，我20多岁时商老就给我题跋了，你看这是商老给我的题跋，1959年的，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您要少宣传我。容庚、商老学问好，他们都是我老师，我是靠他们起家的，我向他们请教都几十年了。
搞《广州大典》我推了
我的书粗制滥造的没有
羊城晚报：我听到一个说法，文献整理很吃亏。
王贵忱：当然吃亏！给别人做嫁衣裳。搞《广州大典》我推，要我讲话，我也不讲。水平不够，尽量避免。《广州大典》我现在搞不动了。这是张之洞的信札，一百多件。这是《广州大典》第一本的附录件，是我收藏的，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收的。因为我研究他。张之洞对广东是有很大贡献的。编者是我的学生和儿子。张之洞的字写得好啊。个人收藏张之洞的，恐怕我是最多的了。我收藏的龚定庵比这还多。《广州大典》很难哪，文献浩如烟海，收集已经够难了，还有核实，这就更难了。我的原则是：言必有本，无征不信。不能道听途说。《屈大均全集》从1950年代开始收集资料，1996年才出版，近500万字。（尽管要求“言必有本，无征不信”，但现在还是觉得）此书整理粗糙，毛病多，对不起著者，也对不起读者。
羊城晚报：收藏这么多书，研究成果也就多了。这一书柜全是您的著作？
王贵忱：我是经常去逛旧书店。也有和别人换的。我收藏收到这样不容易。我的著作没有一本轻松的著作，都是在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中国钱币文献丛书》，耗费了我大半生精力。现在只出了一半。接下来的我让别人来做了。我的著作多了，大大小小不知道多少本。你看，不止著作等身了吧？
我的书粗制滥造的没有，水平不高的有。不敢随便出书。我的书会很独特，别人出不了的。但现在老了，做不动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人家六十岁就退休了，我已经八十多岁了。
羊城晚报：您做学问有什么心得？
王贵忱：一定要博通，然后反专！
羊城晚报：您最专的是什么？
王贵忱：我比较专的是货币文献。古文献学方面我不是专家。
羊城晚报：文献学您还不是专家呀？《文献学家通考》您也被收录进去了，是唯一一个在世的文献学家。
王贵忱：呵呵，那算吧。
羊城晚报：您对哪个历史人物研究比较深？
王贵忱：张之洞、张荫桓。为什么那么注重研究张之洞？他不得了啊，学问人品都很高。张荫桓是南海人，也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把自己的收藏编了本《张荫桓戊戌日记》，都快成善本了。
我是文德路
大学毕业生
文/本报记者 张演钦 图/本报记者 阙道华
前天，我们踏进著名文献学家王贵忱老先生的“可居室”。书香满室。主人说，这是麝香散发出的余韵。书香？麝香？已然分不清，只觉得心旷神怡，沁入心脾。可居室很朴素，包括那块刻了“可居室”三个大字的木板，也是原木，没有任何修饰、润色。字由王世襄先生所写。
1957年反右派以后，王贵忱被降级，赶到一个只有4平方米的地方，王贵忱索性将这蜗居起名“可居室”，他的老首长金明先生这样解释“可居室”：“随处可居，敬业不已”。1985年，金明还写成书法条幅以赠王贵忱。
爱书如命的主人搬出他亲手装裱的明万历刻本《三先生逸文集》，一一打开，细细翻看，眼睛放出光来，他微微抬头，说：这便是我的“金镶玉”原装本。
名人会
人物档案
王贵忱，1928年生，辽宁铁岭人。曾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籍整理和古钱币研究。编著有《先秦货币文编》、《三孔币汇编》、《中国历代货币书籍》、《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主持点校《屈大均全集》等。2007年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50家”。
王贵忱妙言
我的原则是：言必有本，无征不信。不能道听途说。
我开玩笑：我不会读书，但我裱书广东第二
生我辽东，毓我岭南
自认裱书广东第二
业余时间多用于搜集整理史料
羊城晚报：“生我辽东，毓我岭南”，这是您常用的一方图章。您是东北人，却以对岭南地方文献的研究赢得学界瞩目。
王贵忱：今年是我来广州60周年。广东四季如春，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环境好，对外省人来说，广东是个福地。我幼时孤苦失学，只读了初级小学四年级，十六岁参军。1949年10月14日随部队进驻广州，从此与文德路旧书肆结下了不解之缘，还请人刻了一方印文为“文德路大学出身”的图章，意在说明我是靠广州文德路古旧书店学了点文化。后来，黄文宽先生以为不雅，改刻为“岭海大学肄业”，后来广州老人大学命名“岭海大学”，这方图章也就不用了。
我读的第一部广东史籍，是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此书被誉为广东的百科全书，内容丰富，是入境问俗的必读书，是我后来喜欢多接触粤中史志的起点，也是后来与欧初先生合作编《屈大均全集》、和杨越先生整理《潮州戏文五种》以及我整理《张荫桓戊戌日记》（的起点），都是抱着边做边学的愿望进行的。此外，就手边积存的资料，写了一些如《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历代货币》序文等，都是抱着同一愿望参与其事的。我前半生的业余时间，大多用于搜集和整理古代钱币及其史料方面。
自认裱书广东第二
现在看不到破书了
羊城晚报：您刚才说广东文献资料很丰富，虽然整理很难，但在你们的努力下，成果迭出，如《广州市志》、《广州大典》、《全粤诗》等，就您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文献整理是哪一种？
王贵忱：我参与了《广州市志》编纂工作，这是出自众人之手的浩大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志终于出齐，是值得祝贺的。《广州大典》和《全粤诗》这两部大书，工程量巨大，经过专家学者的努力，前者已经开了个好头，第一辑已印出；《全粤诗》已出版多册，深信这两套大书很快会顺利出版的。我搞钱币文献搞得比较熟，因为个人能力有限，大的东西搞不了，只能搞小的东西。自然，搞钱币文献研究也和广东有关系。
羊城晚报：您是全国有名的藏书家，您的文献整理和收藏有关系吗？
王贵忱：我是收藏了不少善本，不过很多都捐出去了，我捐出的珍贵版本460多册，都是国家善本。除了自己留下一点，其他都送人了。好的书捐给国家，都是孤本，如《韵谱》等。
羊城晚报：这些善本当初您是怎么收藏到的？
王贵忱：我会看呀，买的，用钱不多。看古旧书多了，算是会看版本书。1980年捐出《韵谱》的时候登报了，因为是国家善本，很难得。
我爱书，我特别喜欢裱书。我开玩笑：我不会读书，但我裱书广东第二（记者理解王贵忱的意思是找不出第一，“金镶玉”正是圈内对王贵忱先生裱书作品的赞誉）。
羊城晚报：齐白石也说自己是写诗第一、书法第二、刻印第三，最拿手的画画反而说是第四。您说自己裱书第二，也是一种调侃吧？
王贵忱：我对书有感情！我买到破书，看了不舒服，一定要裱好而后已。有人问现在还裱吗？眼睛不行了吧？手不行了吧？现在是看不到破书了。当时我去旧书店买书的时候，文德路的书店经理还是小孩呢。读书人特别爱书。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捐书，收拾好了就捐。嘉靖年间出的一套12本易学书，我买了其中6本，是国家善本，很珍贵，这种古书，天头很大，地头也很大，我买了打算用来裱书的，我看了也很喜欢，就20块钱买了回来。买了以后呢，发现恰好中山图书馆有另外6本，就捐了出去，让它们破镜重圆了。后来他们写了篇文章说这件事情。这也是一个书缘。
藏书但不想成名成家
玩书法玩成名家
一等好书：捐 二等好书：送
羊城晚报：您那么爱书，偏偏要把您辛辛苦苦收藏回来的珍贵善本捐出去，这是为什么呢？
王贵忱：当时我还是有条件买书的，当时买书也很便宜。我读书不多，但爱书爱得要命。我藏书，但不想成为大藏书家，也不想留名。好一点的书，捐给国家，差一点的，有人需要，就送给别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善本书了。想来想去，得给广东人做点事情。有个作者写张二乔，张二乔被誉为广东的李香君，恰好我手上有相关的善本，就送了给作者。商老(商承祚)，容老（容庚），夏老（夏承焘），都送过。他们也送书给我。我收藏的东西，对别人有用，我就送。我收藏的钱币善本460册，多年前就捐给了国家钱币博物馆，这样我就安心了。
羊城晚报：您的学问那么深，据说和收藏有莫大的关系。您的书都送了人，自己的研究怎么办？很多人只管收藏不搞研究，这样是不是浪费资源了？
王贵忱：我的研究以材料见长，以独特性见长。我收藏的龚定庵（龚自珍）的东西很系统，当然，其他人的也有，很多大名家的信札也有些。我做学问看重两点，第一是注重原始资料，第二是注重核实资料。这些和收藏都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这是张之洞的信札，一百来件，《广州大典》把它整理出版了，全部是我的收藏。
玩书法玩成名家
写书法带来很多“干扰”
羊城晚报：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影子，闲淡、低调、中庸。也有人说，您的这种特点在您的书法上也体现出来了。
王贵忱：书法上我不模仿人家，所以我写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搞的我不搞，这也是我做学问的一个特点。但书法只是玩玩而已。
羊城晚报：中国传统艺术好像倡导的就是这种游戏的心态吧。我看您的一本书法集题目就叫《可居闲墨》。您虽然是一个有名的书法家，但我发现您家里居然没有一张专门写书法的桌子。
王贵忱：写字好玩，是余事而已。
羊城晚报：我看到您桌子上的书法了，不过是写在报纸上的。可能您不知道，现在您的书法在市场上很吃香。
王贵忱：练笔而已。书法家，要做深，很难。第一个要继承，上下几千年，从甲骨文到现在，源远流长，传统很深厚。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样式。必须继承传统。我学汉简，学北朝人的写经，传统文人书法，如二王，苏东坡，我也学。我也喜欢张之洞的字，也学罗振玉的。书法，传统必须继承，把前人最好的书法给继承过来。我是集合了多个人，然后努力写出自己的路数，但总也写不好。
羊城晚报：您刚才说写书法会给自己带来干扰，您不写不就行了？
王贵忱：书法干扰最大。那么多人要我写，拒绝很难。
羊城晚报：尽管有书法等的“干扰”，但您还是成就斐然。您认为最重要的是哪方面？
王贵忱：最重要的是钱币研究。很多货币文献都是我收藏的。你看这是《先秦货币文编》，这是一整套的《中国钱币文献丛书》，我20多岁时商老就给我题跋了，你看这是商老给我的题跋，1959年的，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您要少宣传我。容庚、商老学问好，他们都是我老师，我是靠他们起家的，我向他们请教都几十年了。
搞《广州大典》我推了
我的书粗制滥造的没有
羊城晚报：我听到一个说法，文献整理很吃亏。
王贵忱：当然吃亏！给别人做嫁衣裳。搞《广州大典》我推，要我讲话，我也不讲。水平不够，尽量避免。《广州大典》我现在搞不动了。这是张之洞的信札，一百多件。这是《广州大典》第一本的附录件，是我收藏的，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收的。因为我研究他。张之洞对广东是有很大贡献的。编者是我的学生和儿子。张之洞的字写得好啊。个人收藏张之洞的，恐怕我是最多的了。我收藏的龚定庵比这还多。《广州大典》很难哪，文献浩如烟海，收集已经够难了，还有核实，这就更难了。我的原则是：言必有本，无征不信。不能道听途说。《屈大均全集》从1950年代开始收集资料，1996年才出版，近500万字。（尽管要求“言必有本，无征不信”，但现在还是觉得）此书整理粗糙，毛病多，对不起著者，也对不起读者。
羊城晚报：收藏这么多书，研究成果也就多了。这一书柜全是您的著作？
王贵忱：我是经常去逛旧书店。也有和别人换的。我收藏收到这样不容易。我的著作没有一本轻松的著作，都是在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中国钱币文献丛书》，耗费了我大半生精力。现在只出了一半。接下来的我让别人来做了。我的著作多了，大大小小不知道多少本。你看，不止著作等身了吧？
我的书粗制滥造的没有，水平不高的有。不敢随便出书。我的书会很独特，别人出不了的。但现在老了，做不动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人家六十岁就退休了，我已经八十多岁了。
羊城晚报：您做学问有什么心得？
王贵忱：一定要博通，然后反专！
羊城晚报：您最专的是什么？
王贵忱：我比较专的是货币文献。古文献学方面我不是专家。
羊城晚报：文献学您还不是专家呀？《文献学家通考》您也被收录进去了，是唯一一个在世的文献学家。
王贵忱：呵呵，那算吧。
羊城晚报：您对哪个历史人物研究比较深？
王贵忱：张之洞、张荫桓。为什么那么注重研究张之洞？他不得了啊，学问人品都很高。张荫桓是南海人，也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把自己的收藏编了本《张荫桓戊戌日记》，都快成善本了。
文献资料来源：2009-06-07 羊城晚报-A3
索取号：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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