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宗禅产生在岭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理论来阐释，首先当然是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决定性作用。盛唐时期，经济发达，政治开明，言论自由。宗教虽也盛行，但其时中国佛教的禅宗教派则是以神秀为宗主的北宗禅。北宗禅与封建王权紧密相连，宗主神秀深受当朝皇帝武则天和唐中宗的宠信，神秀号称“两京法王，三帝国师”。北宗禅要求僧徒“渐悟”，提倡一种长期坚韧不拔的苦苦修行，与印度的禅法相近，达摩面壁十年就是此类禅宗修行的一个例子。岭南虽远离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但宗教也需随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大气候而生长流行。例如佛教的律宗，密宗和禅宗在盛唐都在广州很有基础。然而，何以南宗禅能够崛起于岭南，并在晚唐之际迅速地压倒北宗禅，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正宗呢？我将主要从岭南文化氛围角度来说明这一点，恰恰是岭南文化的氛围，为南宗禅的创立和发展准备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条件。
如前所述，岭南文化的人文源流受制于孔孟儒学而向之于道学传统。北方文化重儒，南方文化近道。重儒之文化，则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近道之文化，则通过排除万物的纷扰而达至“清”、“净”、“正”、“定”的心境得以“知人心”。而岭南文化所近的道家传统，不是老子所看重的政治理论，而更接近于庄子的人生哲学，一种向往心性自得精神境界的追求。
这就给我们一个疑惑，就文化发展的层次而言，岭南文化的发展总要滞后于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何以找到有这种人生哲学追求的阶层呢？何以说南宗禅有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呢？回答这类问题，需要我们先来考察南宗禅产生的另一个社会背景。这就是岭南地区特产的平民僧侣阶层，就我猜测，也许在相当程度上南宗禅的诞生反映了这个阶层的要求。
六祖慧能本人就是平民这自不待言。在佛教经海路传入岭南之后，岭南相对于北方而言还是蛮荒之地，其经济开发和文明程度当然远不如中原和江南，对僧徒的管理大约也是听其自然。这就出现如《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一书所言：在蛮荒之地的岭南，“僧徒社会类型的多样性，可说是它在结构上的一大特色。其中的市井僧和流放僧尤其引人注目，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难以反映历史上岭南僧的全貌了”。这类市井僧虽剃发易服却仍然保持俗心俗行，这是否给六祖慧能以革新教派的启发，因无文献资料佐证不敢妄言。但岭南在封建时代，历来都是罪臣的贬谪之地，这些流放而来的上流方士，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的希望己成无望，于是，外求诸于人以成其业的心理就很自然地转向于内求诸己，老庄哲学中退让、自隐、追求自在适意的人生观很容易就和这些人士的心理相契合。而南宗禅的顿悟教旨，所谓“道由心悟”，“自心是佛”，“本心生万种法”的顿悟法门也恰好应合了这种心理，并在这种心理的基础上产生和扩展。
南宗禅因岭南文化氛围的烘托而产生，还可以用岭南文化环境所形成的思维特点来说明。在早年的一篇论述北宗禅和南宗禅的文章《光孝寺和六祖慧能》中，作者把南宗顿教（即南宗禅）看成是佛教的一场革命，因此，慧能的所谓“顿”，作者解释成是一下子速成，而且顿是心理主义的，是内悟的而且是情意的。很有些世俗情怀的味道，但我以为表达得相当准确。而谈到南宗禅何以能够产生，作者说道：
南中国-尤其是广东人的性情是长于行而短于知，长于直觉而短于推理，往往开门见山，直接爽快，所以顿宗（南宗禅）合该是广东的产品，而华南的六祖正好比西洋中世的南欧意大利的一位宗教思想革命家。
南宗禅是真正中国式的佛教，但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既入世又出世的人生哲学。这也正好与岭南文化所体现的世俗性、务实性、先锋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不谋而合，它合该是岭南文化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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