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的大城市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有的历史背景，广州市具有独特的文化风貌和历史文化进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州市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开拓发展，经济社会的各项建设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不断提升了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创立“广州学”，对广州进行系统全面的城市研究，深入发掘广州城市的内核，研究广州城市发展的规律，从学术层面上深化对广州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保持广州城市的科学发展，让世界了解广州，让广州走向现代，无疑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近时围绕此事，浅虑数得，抛砖引玉。
一、广州学的范畴
近年来城市地方学成热，广州学在此热中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学，必须将范畴说清楚，否则，有学无术，学不成学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一节中，会引用较多其他地方的“学”作为“广州学”定义之借鉴。
吾见各处所提城市地方学，有北京学、徽州学、扬州学、泉州学、三峡学、敦煌学、延安学、上海学、西安学、武汉学、杭州学、温州学等等。看起来五花八门，其实，概而析之，不外为两大类：
一大类，是对某一城市（地区）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征或部分进行研究，是研究一地区（城市）某一方面的“特殊的地方学”。诸如敦煌学，其研究的主要方向，并非敦煌地区的发展历史及整个敦煌地区的人文现象，而是以敦煌莫高窟（包括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乃至社会价值，）以及藏经洞的文献为研究中心。敦煌学的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惟来写本、文书为主”。[1]延安学，也不是以研究延安地区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研究内容，而是集中于延安时期（1935-1949）在陕北地区（延安地区和榆林地区）形成的新文化，更多的是观念即延安精神层面上的研究。“延安学”的概念是贺敬之于1982年提出的，“他说西北有个‘敦煌学’，是不是也应当有‘延安学’？”可见，“延安学”的创立，是将“延安学”与“敦煌学”视为一类的学问。1990年延安大学延安学研究院的郭必选提出建立“延安学”的观点。他在近日发表的《延安学：一门研究中国新文化的新兴学科》一文中提出，延安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创造性的新文化。这一文化首先最集中地体现为‘延安学’。但是，延安学又是一门特殊的地方学，是一门特殊形态的中国学”。[2]但是，郭必选又说：“总之，‘延安学’是以延安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涵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从研究黄帝文化到延安文化是一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学问，也是有着广阔前景和世界意义的一门新学科。”[3]这就与文章前面所说的“延安学”的研究对象的一番话不一，这说明，对于一个学科的建立及研究的开展，应该有明确的定位，否则，难免要走火而失去其严肃性，更不要说科学性。再如“温州学应该是一门主要研究温州文化、研究温州人和温州人精神，研究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揭示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综合性地方学科”。[4]虽然说是综合性，面比较广，但还不是囊括全部地情的研究，还是属于对城市特性研究的范畴。
另一大类，则是对一个城市（地区）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全面的地方学”。上述上海学、武汉学、杭州学、北京学，应属此范围。如从北京学研究基地下设北京城市、文化、经济、旅游、文献和北京产学基础理念经研究等研究室，反映其研究的全面。上海的历史学家提出“上海学当然是以研究上海为对象，但它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是它们的理论升华”。[5]杭州市提出杭州学研究既着眼于杭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研究，又着眼于杭州西湖、西溪、钱塘江、良渚等特色文化的研究，可知其研究的全面。又如“蒙古学是研究蒙古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学科”。[6]这里说的也是全面的地方学。
饶宗颐提出，将“潮州地区人文现象，有需要作为独立而深入探讨之研究对象”，此处之潮州学，其所述研究包括民族（包括土著的畲族）、考古、戏剧、方言，“凡此种种，俱见潮州文化若干特殊现象，已不仅是地方性那样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潮州学的内涵，除潮人在经济活动之成就与侨团在海外多年拓展的过程，为当然主要研究对象，其与国史有关涉需要突出作专门讨论，如潮瓷之出产及外销、海疆之史事、潮州之南明史等论题，……蔚为国史之要删，谨拭目以俟之”。[7]
但一种学科的涵盖与定义，也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事情。即如潮州学的创立，有大师的呼吁，似不成问题，仍存有值得思考之处。饶宗颐认为：“潮州地区人文现象，有需要作为独立而深入探讨之研究对象……潮州学的成立，自然是顺理成章不用多费唇舌来加以说明”。[8]他同时又说：“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9]将潮州学看成一个地方学，客家学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不是所有的客家人都是生活在梅州和大埔，如果将潮州学的区域范围界定为清代潮州府，那也只能说是“梅州的客家学包涵在潮州学之中”，还有惠州的客家学、东莞的客家学……。所以，李绪柏提出，广州学的界定，存在一个时空范围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广州学的学科性质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城市地方学，但这一学科学科的概念的界定，目前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亟下定论，有待研究的深入推进。
二、构建广州学应注重科学性
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必须有相当的学术基础。澳门的学者在构想澳门学时提出，“应形成与敦煌学等相媲美甚至更具现实优势的澳门学，澳门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须以澳门深厚的历史和社会现实为核心内容同时又能丰富世界历史认知的知识系统，揭示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澳门图式及其学术范式，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乃至世界和平的进程提供有价值的参照”[10]。占地仅20多平方公里，其文明史最辉煌的一段是从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时期，其在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独特的角度，在世界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但从总体而言，其地位再重要，也不能与广州相比，其历史再辉煌，也无法超越广州。因此，这正说明了广州学的构建有着更高的学术基础要求。
所谓城市地方学，是一个学科，学科必须有系统、有规模、有必要之内涵。是否能称之为学科之“学”，并不是将地名冠以“学”字这么简单的事。从学问到学科，有一个历程，可以说“处处留心皆学问”，但不能说“处处留心是学科”。城市地方学是“一门以一个个具体城市及其所在区域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发掘某个城市的特质和个性，为某个城市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崭新学科”，[11]
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要防止复杂化和简单化的两种倾向。
防止简单化，是说作为城市学的广州学学科，有其基本的范畴，不宜将所有关于广州的研究都视为广州学的内涵，更不能把所有涉及广州的文字，写一首诗歌，撰一篇散文，都说成是广州学。现代科学是许多人类知识的结晶，正如建筑学，融合了物理、化学、材料力学、美学……等等许多学科的成果，红楼梦的红学，还会涉及到诗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是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但却不属于文学。例如一首古人的吟咏广州的诗，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城市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不能说这是有关广州的诗，怎么研究都是广州学。二是应当有一定的高度或深度，有研究之价值及公认之意义，如饶宗颐所提出的“独立而深入探讨之研究”、“蔚为国史之要删”。
防止神秘化，是说不宜将广州学孤立起来，与其他学科绝缘起来。广州学的研究，需要广泛的学科知识，需要严谨的学术意识。每一个城市都有着不同的个性，城市学只有在个性上作深度突破，才有其研究价值，同时，也能为构建共性的启发的作出贡献。因此，我赞成邱昶所说的“城市必须成为构建在城市地方学统领下的有形生命体”，“要把广州城置放于学术的层面，置放于理智与思考的层面”的主张。[12]
广州学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不是一种务虚之理论。而是有着其重要的意义，体现为经济社会服务的重大实际价值。广州学的应运而生，并非一种凭空设想，而是有许多城市历史文化和新的城市建设的有待破解的题目，有待通过广州学的研究予以推动去解决。
诸如，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为什么是在广袤的岭南地域上，广州能成为二千年中心城址不变的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广州所依托的珠江三角洲与长三角、黄三角有何不同。在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史上的，广州充当了什么角色，具体到广州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地位，更具体到达摩何时来穗及具体行止和影响等，都未有系统的研究。
又如广州建市在全国最早，现在的著述多以建立市政厅为标志，对于此前已建立的市政公所是什么性质，还应作深入的研究。
又如，广州作为一个以水立城之市，从城市的选位、形成乃至发展，都离不开水，时至今日，珠江通海的重要性，城中水浸的危害性，时时在提醒水与广州人的密切关系。在这样一个城市中，如何治水及保持人水和谐关系；广州城市的水务，从西汉南越国的水闸、宋代的六脉渠，到今天的开辟白云湖、海珠湖；如何从宏观上、历史上去认识和建立一个城市用水、排水循环系统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人文上，广州人精神的本质特征及构建当代城市各方面的影响，各级对岭南文化、广府文化提出了不少口号，广府文化与广州学是什么关系，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构建广州学要经过持久努力
广州学之涉及面广，内涵丰富，要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征集整理基础资料，二是自身研究，三是扩展研究。仅是第一项，已是相当艰巨宏大的工作。《广州大典》当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还不是全部，只是很小的一部份。
应当承认，在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之前，已经有过不少学者作过相关的研究，为之奠下了很好的基础。诸如，陈代光先生所著的《广州城市发展史》，[13]广州市社科联组织编写的《羊城百年回眸丛书》[14]，从各个角度对广州百年政治风云、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变迁、文化演变、对外交流、市民生活、教育、科技、交通与通信发展变化作回顾透析。广州市社科院历时13年组织编写的《广州通史》。[15]
但又要看到，现时的研究成果所展示的离一个完整学科的广州学尚有很大距离。需要作长期不懈的学术研究、学术创作的努力。广州学与敦煌学、延安学、潮（州）学的研究范围有着很大的不同，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在澳门学研究中，学者提及“如果说敦煌学有5万余经卷的文字藏量作为学术基础，澳门学则有近500年所积累的文字材料，包括在澳门、葡萄牙、西班牙和梵蒂冈各地收存未及整理的，总量超过敦煌卷子数十倍”。[16]当时的澳门与内地乃至中央的联系，是以广州为枢纽的，那么，可以说，这一部分的澳门学的文献，大多与研究广州有关，而与广州相关的中外历史文献，要远大于此数量。仅见《广州文献书目提要》一书，即收入自西汉初年至1997年编辑出版的有关广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图书共11852种。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穗人著述中内容不涉及广州者。[17]可见研究广州相关文献之浩瀚。
建立广州学需要持久、艰巨的努力，需要在广州的各种科学研究力量的合力进行，需要有一个机构，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及时地反映出来。在广东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取得显著成绩，得到公认的有地方特色的学科，见之于《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是三个学科，一是孙中山研究，二是岭南文化研究，三是粤港澳关系研究。这些学科的形成及得到公认，都是既有学术研究的基础，又经过扎扎实实的努力的。岭南文化研究从1970年代初时的鲜为人所认同，到如今的“如火如荼，催生出‘岭南学’一词”。[18] “岭南学”的概念从提出到引起热议经历了不短的时间。有说其第一次正式提出源自于2007年4月发表的吴承学、翁筱曼文章《“岭南学”刍议》一文，[19]至今已有5年了，其定位是学派还是学科，尚未有定论。这说明一个学科建立之不易及在时间上必须有一个过程。对于广州学的建立与发展，也必须有此思想准备，并为之付出艰辛的劳动。
四、创立广州学应有一个好学风
当前社会，出现有一些在学术名义下不良风气，影响了学术研究沿着正确有效的方向发展。开展广州学的研究，需要一种好的学风，才能体现岭南文化务实的精神，才能保证研究朝着正确有效的方向进展。正如林有能所说：“今天研究岭南文化，首先得明了前人已做了什么，取得了怎样的成果，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不然，要么花大的人力物力去重复前人的劳动，拾前人之牙慧；要么认知水平还远比前人逊色；要么常有取得突破、填补空白、重大发现的高调，却懵然不知闹出笑话，贻笑大方。这些现象，确有发生，应引以为鉴。”[20]此说极有针对时弊之理。研究广州学，也当如是。试看近年之学界风云榜上，有数种突出的怪现状：
一是不作分析照搬虚说。对于旧有的记录文献、前人的研究成果，应当充分尊重，加以继承利用。但不是不加分析的照搬不误。例如，绝对没有达摩在广州登陆地点建西来庵之文献依据，可在今天的各种地情书中常用此说。
二是离开资料作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论者根本不需要引出什么根据，其实也没有查阅过相关的典籍，对情况不需要作任何了解，就搬出一套套谁也听不清听不懂的“新理论”，宣称“我不是地情专家，我只讲理论，理论解决了，才能从大的方面去认识事物”，不是地情专家，即为言不及地情开脱，而只讲理论，即可先声雷人，所言的新理论，听者既然听不懂，又不其所指，就无从讨论，无从反驳。
三是不离开常识作信口开河。甚至强不知以为知，任意地拔高历史人物，以虚设当成史实，将文学色彩的大胆设想居然转换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本市某机构编印的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教材，郑重其事记述任嚣为何将南海郡尉的位置传给赵佗，是因为他的儿子不争气这种连野史都未见到的说法。最近听到某位教授在大会上发表高论，说历史上就因为南汉国使两广联成一片，为后来新中国设置中共中央中南局开拓了条件，听者目瞪口呆，言者洋洋自得。如果说，使两广联成一个行政区划，南越国早就做到了，何须等到千年之后的南汉国？
四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争排名榜。如说“据有关史料记载，1850年在广州曾被列为世界十大著名城市的第四位（第一是伦敦、第二是北京、第三是巴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内战争等因素影响，1875年广州退到了世界第七位”。[21]这类查无实据的据记载，居然堂而皇之上了官书。也曾为争海上丝路“始发点”而开了研讨会，郑重其事地讨论谁是中国海上贸易的起点港口这样的命题。现时地域文化的热潮中，“核心区”、“中心区”、“发源地”之类的帽子又满天飞。
上述现象，都不利于开展学术研究，不利于广州学的创建。开展广州学的研究，不管题目大小，题材广狭，都应有严谨的学风。虽说不上什么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而实事求是，不作空谈妄议是应当做到的，诚如是，一个崭新清新的广州学将出现于世人的面前。
注释:
[1]姜亮夫：《敦煌学之文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893年版。
[2]郭必选：《延安学：一门研究中国新文化的新兴学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26日。
[3]郭必选：《延安学：一门研究中国新文化的新兴学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26日。
[4]李强：《关于创立温州学的思考》，《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日。
[5]陈旭麓：《上海学刍议》，《史林》1999年第2期。
[6]芙蓉：《蒙古学与内蒙古方志》，载《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7期。
[7]饶宗颐：《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573、574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饶宗颐：《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572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饶宗颐：《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572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郝雨凡、汤开建、朱寿桐、林广志：《全球文明史互动发展的澳门范氏--论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11]邱昶：《把广州城置放于学术的层面--建立“广州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报告》（报告稿）。
[12] 邱昶：《把广州城置放于学术的层面--建立“广州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报告》（报告稿）。
[13]陈代光著：《广州城市发展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4]李权时主编：《羊城百年回眸丛书》，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15]杨万秀主编：《广州通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
[16]郝雨凡、汤开建、朱寿桐、林广志：《全球文明史互动发展的澳门范式--论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17]李仲伟、林子雄、倪俊明编《广州文献书目提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林有能：《关于岭南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8日。
[19]冯爱琴：《“岭南学”的历史脉络与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8日。
[20]林有能：《关于岭南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8日。
[21]林树深：《广州市志•序》，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

广州学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