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学研究是一项综合多门学科的学术大工程，一个特大型的科研课题。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如何开展广州学研究是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而一种学术研究的展开，首要的也即第一步的工作是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对广州学研究而言，这同样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它关系到广州学研究能否展开、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广州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同其他学科一样，具备三个最基本的学术条件：一是有特定的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有值得研究的学术内容；二是要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力量；三是有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研究成果。这第三个基本学术条件的有关研究成果，就包括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和科研成果的涌现这两个部分。而在现阶段，广州学研究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文献资料方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是，没有丰足的“粮草”，“兵马”是不能启动、去夺取战斗的胜利的。这句话用在科学研究与文献资料的关系上，也是十分贴切的。它生动地说明了充分、详尽地占有文献资料对于科研的重要性。
广府的文人、学者，自古以来就有珍惜乡邦文献的传统，十分注重整理、褒扬乡土先贤与乡邦文化。西晋初任广州大中正的王范，搜罗百粤典故，写成《交广春秋》（又称《交广二州春秋》）一书。“太康二年（287）上之，众见咸称服。”[1]《交广春秋》是岭南历史上第一部地方综合志书，后人对其开创性评价很高：“交、广向缺修载，自公乃创为之，文献赖以存焉。”[2]
王范之后，南海人黄恭因《交广春秋》多所遗漏，补遗撰成《交广记》。可惜今二书均佚，有关介绍仅见于《水经注》及其他史籍中。[3]清嘉庆年间，阮元任两广总督，坐镇广州。他到广东不久，主修《广东通志》,是史学界至今公认为“体裁渊雅，记载详核”的善本。[4]阮元在粤9年，一时名流辐辏，居幕者众。他招揽人才，罗致学者，从事编书、刊印工作。以他创建的学海堂书院为基地，辑刻、刊印的丛书，以广东文献居多，对广东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最为全国学术界瞩目的，是集清代解经之书，汇刻成《皇清经解》。此书不仅是清代前期汉学的一次总结，也大大提高了广东学术界的声望。清光绪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创办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在各省书局中虽属后起，但刻书数量却在全国众书局中居首，史书数量占所刻书的十之八九，其中有不少是珍贵罕见的原稿本、传抄本、海内孤本等，校勘十分严格，对保存文献、发展岭南文化起到不小的作用。胡适在北京大学演讲，力为宣传，谓学海堂的《皇清经解》、广雅书院的《史学丛书》（即广雅书局刊刻丛书）为广东两大不朽名著。[5]现代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南海人杜定友先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研究近半个世纪，主理中山大学与广东省立图书馆长达30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三任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接管省立图书馆后，他提出“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的办馆方针，设立了广东文献室，搜集、保存广东文献，编制广东文献索引，在搜集、整理、保存广东文献上卓有建树。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州市搜集、整理地方文献蔚然成风，出现一批硕果。如上世纪90年代率先推出的《岭南》丛书，是“岭南历代文献之荟萃。”又如《广东地方文献》丛书，收集了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方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献，或校点，或注释，约有20种左右。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从2005年开始，广州市眼光独到的主政者和一批饱学之士，怀着对乡土先贤和乡邦文化的崇敬和敬畏之心，开启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前无古人的巨大文化工程--编纂《广州大典》。《广州大典》是一套由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任主编的广州历史文化大型文献丛书，是继清光绪十三年（1887）广雅书局刊刻《史学丛书》之后的又一次文化盛举。《广州大典》分经、史、子、集、丛五部共400余册，目前已出版丛书83册，全部编纂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完成。这部全国首创的文献典籍，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极其丰富的内涵。它的编纂、出版对于抢救文献，促进广东文化大省和广州文化强市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广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面旗帜，也是开展广州学研究、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一块厚重的基石。应当说，在当代“粮草先行”上，《广州大典》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成为广州历史文献资料收集与整理的楷模。
20多年来，广州在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历史文化的挖掘、研究，现实问题的调研、探索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除上述《广州大典》等成果外，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能直接或间接为社会服务的研究成果，如《广州通史》、《广府文化》、《广州“四地”》丛书、《广州史志》丛书、《广州年鉴》、《广州民营经济年鉴》、《广州市志》、《广州九章》、《广州民间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广州实用手册》、《大美广州》、《粤剧大辞典》、《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岭南文库》等等。毫无疑问，上述研究成果，为创立广州学、开展广州学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础。但是，从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还是分散的、零碎的，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因此，要整合现有的各种研究资源和学术成果，变分散的为整体的，变零碎的为系统的。整合的过程就是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收集与整理的过程。然后，与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一起，真正成为“兵马”启动前的“粮草先行官”。实践必将证明，只有文献工作做得扎实，广州学研究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磨刀不误砍柴工”
如上所述，广州学研究离不开扎实的文献工作，而文献资料的获得，又必须经历一个挖掘、收集、整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举手之劳、唾手可得，也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的。只有在汗牛充栋的书林中，在芸芸众生的社会里，善于发现和搜集，付出心血和汗水，才能掌握到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更好地为广州学研究服务，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俗话所说的“磨刀不误砍柴工”，正是这个道理。
那么，怎样去磨好这把“刀”？也就是说，怎样去开展发现、挖掘、搜集、整理无形的和有形的资讯、素材和资料这项文献工作呢？依笔者浅见，当务之急是做好如下两项工作：
一、解决断层问题，在补遗上下功夫
以往对广州的研究，大多置放于岭南文化之中，未能独立展开。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对广州的研究有了广阔的背景和可供选择的丰富多样的素材，但同时也带来两个弊端：一是不能很好彰显广州的特质（这点将另文论述），二是有大而无当之虞，由于部分贴近广州的文献资料缺失而出现断层问题。
比如，1912年1949年的“民国”，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因为时期特殊，话题敏感，从专家学者到黎民百姓，罕有直面现实与人生的文字，总是有所避忌。因此，这两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就明显存在断层问题。“死资料”通过挖掘，情况或许还好些（但也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提要收集“活资料”，人们就都心有余悸、噤若寒蝉。实际上，这两个时期的素材是十分丰富的，史料价值也是很高的。这一断层，有如横亘在广州现代历史文化中的一道坎。不填平它，广州学研究便很难正常、系统地展开，即使“上马”了也总会留下遗憾。填平的唯一办法当然是要及时抢救这两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友城的经验值得借鉴。几年前，上海出版了一套《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有一本《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通过讲述“文革”时期上海的人口、婚姻、节育、职工、红卫兵、服饰变化、蔬菜生产、粮油供应、票证记忆、像章问题、水产品市场、毛泽东塑像、群众报刊、宣传品、人防工程以及野营拉练等，填补了上海“文革”历史的空白。我们期待广州也有类似的著作面世。
至于“民国”，我们也期待文史工作者在着力研究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关注市井民生；在努力为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等精英树碑立传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芸芸众生、市民百姓，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这段历史，2004年出版的《广东民国史》，讲的都是财经、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市政建设、金融、外贸等，未及社会民生。[6]即使2009年出版的《民国广州城市与社会研究》（广州史志丛书之一），涉及到的市井民生和市民生活的内容也极少。因此，必须尽早尽快做好这段民国历史的补遗工作。
二、解决失重问题，在抢救上下功夫
虽然，《广州大典》在收集整理广州历史文献方面堪称楷模，但它毕竟只是清代以前文献史料的集大成者，民国以后还有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需要收集和整理，除对已经出版的文献（著作）进行整合外，大量存在于民间、口头以及因种种原因未能付梓的史料也亟待发现、抢救、挖掘和整理。
如从清末、民国直至改革开放前夕的100多年间，是广州乃至全中国变化最快也最深刻的历史时期，然而还有大量涉及市井民生的素材未加挖掘，有大量风土人情未曾收集整理。这是广州历史文献中的“失重”现象。有鉴于此，2005年《羊城晚报》专门开辟《羊城沧桑》专版，其主编即以“抢救羊城的记忆”为号召，呼吁：“时不我待，是到了抢救真实历史记忆的时候了”[7]真是深中肯綮。
如反映100多年来广州人衣、食、住、行、玩、婚嫁、丧葬、拜祭、生产、生活、思想感情、文学艺术创作等原始性、实证性材料；反映建国后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原始实证性材料，以及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至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原始实证性材料，都必须全力进行收集整理。[8]
如广州的民间曲艺、民间工艺、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文化、民间建筑等，也应该作相应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尤其是广州地区的四雕（砖雕、木雕、石雕、牙雕）、一彩（广彩）、一绣（广绣）等著名工艺和广州骑楼等特色建筑的抢救和研究。还有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的粤菜，这一饮食文化因“食在广州”而美誉全球。清人竹枝词有“香螺脆不及蚝鲜，最好嘉鱼二月天，冬至鱼生夏至狗，一年佳味几登筵”之句，把粤菜丰富多样的烹饪资源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1956年“广州名菜美点展览会”上，展出和介绍的菜品有5457种，点心825种，尽显粤菜的精华。然而，曾经名厨名点名师无限辉煌的粤菜，时至今日，却慢慢失去其昔日的光环。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被世博组委会指定作为名菜展示的是潮州菜而不是粤菜。加之现在又遭遇名厨后继乏人的瓶颈，粤菜历来就是有名厨却乏厨学。粤菜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有“失重”的趋势令人担忧。因此，在广泛、全面收集整理有关粤菜、粤点、粤厨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去研究、总结这笔宝贵的饮食文化遗产，形成一门粤菜“厨学”，推出一部类似《粤剧大辞典》的《粤菜大辞典》，实在是迫在眉睫。
又如，广州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基地，是世界性的贸易城市，她历代的商贸地位，在中国没有任何城市可以替代。因为在世界航海史和贸易史上，能够历时两千多年之久依然保持世界大港和商业重镇地位的城市，唯有广州。据统计，乾隆十四年（1750）至道光十八年（1839）这89年间，外轮抵广州港多达5130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28万吨，而同期的上海只有9万吨，不及广州的三分之一。照理说，这么一个著名的世界性商贸城市，外文文献对广州的记载肯定特别丰富，绝不会逊色于上海。其实不然，现在翻译出版有关广州历史的外文文献却少之又少。据原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究馆员林子雄介绍，中图有关天主教堂广州石室的历史书只有一本，即使有读者知道有不少关于石室的外文图书也无从获得。这里又同样以上海为例。2004年上海出版了由上海社科院主编的《海外上海学》一书，收录了1870年至今共有230部海外学术著作目录和近600篇中英文论文目录。对比之下，原本以为决不会逊色于上海的外文文献，实际上却比上海逊色了许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目前搜集、整理、出版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外文文献尤为紧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9]这句话的原意是：工匠想要使他的工作做好，一定要先让工具锋利。比喻要做好一件事，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同样道理，要想搞好广州学研究，首先就必须做好有关的文献资料工作。换言之，文献工作做好了，广州学研究的愿景便指日可待。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注释：
[1]范端昂：《粤中见闻》卷十六《人部西 王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范端昂：《粤中见闻》卷十六《人部西 王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陈泽泓：《广府文化》第33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陈泽泓：《广府文化》第3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徐绍棨：《广东省立图书馆沿革》，《广东文征续编》第二册第254页。
[6]林子雄：《可否建立“广州学”？》，《羊城晚报》2012年5月5日《羊城沧桑》版。
[7]林子雄：《可否建立“广州学”？》，《羊城晚报》2012年5月5日《羊城沧桑》版。
[8]吴胜家主编：《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第46页，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
[9]《论语•卫灵公》。

文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