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属于地域文化范畴，与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相比，有后来居上的特点。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分支和主体，晚清东塾学派的出现，无疑是广府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广府文化因东塾学派的骄人成就而面貌焕然一新，学术、教育和出版诸领域均跃居全国前列，整体实力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令人刮目相看，东塾学派可视为广府文化的巅峰标志。
一、东塾学派的形成
学派指某一时期某一地区众多文人学者的大量涌现，形成颇为可观的文化群体。“凡是构成学派，起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共同的学术宗旨或倾向；第二，有师承或问学的授受渊源关系；第三，有发源地（多由宗师的籍贯所决定）或活动中心的地域特点。”[1]以上条件，东塾学派均已具备，而陈灃即是东塾学派的宗师。
陈灃（1810年-1882年），字兰甫，番禺人，学者称东塾先生。他是清代广东著名学者、教育家和校勘家，在小学、音韵、地理、乐律及诗词方面有卓越的成就，被誉为“南交第一儒林”、“东南大儒”、“当代通儒”，跻身清代大宗儒师之列而毫无愧色。陈灃的成功及骄人成就，与阮元及学海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清代学术以训诂考据为主流，又称“汉学”、“朴学”。乾嘉时期，朴学臻于鼎盛，广东学界却寂寞冷清，这种局面直到嘉庆末年阮元督粤后才彻底改观。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卒谥文达。江苏仪征人。他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僚”，“为达官中之真学者”。[2]阮元历官所至，致力于兴学教士，奖掖后进，提倡学术，辑刊图书，被誉为一代学界泰斗。督粤10年，于学术文化贡献颇巨，尤以在广州创建学海堂提倡朴学为最著。
陈灃虽未亲炙阮元教诲，只是再传弟子，但他长期担任学海堂学长，无疑是阮元事业的直接继承人。因为在广州，学海堂可说是唯一的学术文化中心，是朴学大本营，是文化群体维系和依托的主要阵地。就全国而言，学海堂也因为阮元亲自创建经营之故，从而成为清代学术重镇之一，斐声海内，为世瞩目。“自阮文达治粤，提倡学术，人才蔚兴，东塾后起，尤为大师。”[3]此文言简意赅，追溯陈灃暨东塾学派与阮元之关系，概括得很为得体。
由于陈灃学问精博，著作等身，声名远播海内，加之学生弟子众多，“门人之盛称粤中最”[4]，故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东塾学派。显而易见，东塾学派正是嘉道间阮元督粤开学海堂课士广东朴学兴起以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二、东塾学派的成就
东塾学派是晚清广府文化群体的主力和代表，其对广府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
晚清广州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及代表性学术著述，丰富了广州的学术成果，提升了广州的学术地位，他们大多属于东塾学派人物，以陈灃及大弟子桂文灿最为卓著。
陈灃著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切韵考》、《声律通考》、《东塾读书记》等，这些学术著述，奠定了陈灃在全国重要的学术地位，并赢得巨大的声誉。如莫友芝谓其地理著作，“穿贯古今，海内无匹”[5]；梁启超认为，“清儒最能明乐学条贯者，前有凌次仲，后有陈兰甫”。[6]均极推崇之能事。桂文灿著有《毛诗释地》、《群经补证》、《经学博采录》等，后汇为著名的《南海桂氏经学丛书》，曾国藩称其“于国朝研经诸老辈洞悉源流，不独为粤中翘楚，抑不愧海内硕彦。”[7]此外，陈昌治《说文解字》、黎永椿《说文通检》、林国赞《三国裴注述》、陈树镛《汉官答问》、温仲和《三礼经纂》、汪兆镛《晋会要》等，皆其荦荦大者，久负盛名。
2、教育
陈灃及东塾弟子大多以教育为业，是晚清广州教育界的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更加重要的，是东塾学派赖以生存并坚守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在晚清教育界的地位及蕴含的意义。
阮元亲手创建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是清代考据学兴起后的产物，具有浓郁的复兴宋元时期书院独立探讨、自由讲学优良传统的倾向。它们的创建为清代书院教育制度注入了新鲜活力，与专门从事“时文帖括，猎取科名”因而腐朽不堪的旧式书院形成鲜明对比。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教育机构，属于“新式研究型书院”，对全国有示范表率作用。
太平天国争战中，“江皖浙靡烂最甚”，杭州诂经精舍“鞠为邱墟”。而广州由于战火较少，学海堂除短时间外一直在正常运作。在“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粤转盛”[8]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学海堂硕果仅存，俨然成为晚清教育界的一面旗帜，所订规章制度一时为各省后起的新式书院所争相模仿，“……嗣是江苏、湖北、四川、陕西渐设精舍，而俱不出学海堂之制。”[9]
同治、光绪间，广州除学海堂外，又先后创建了菊坡精舍和广雅书院，均秉承学海堂教育宗旨。而东塾弟子常常是一身多任，同时担任学海堂、菊坡精舍或广雅书院的学长、院长或分校。在清末实行学制改革以前，“新式研究型书院”一直是全国最先进的教育基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州同时拥有学海堂、菊坡精舍和广雅书院三大著名的“新式研究型书院”，雄踞全国教育前列，其意义自不言而喻。
3、刻书
校勘刻书是东塾学派在学术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为官书局刻书、书院刻书及襄助私人刻书三方面，其中以官书局刻书成就最为突出。
晚清各省创建官书局大规模校刊图书古籍，在此背景下，广州先后有广东书局和广雅书局的创建。同治间，陈灃受聘主持广东书局，总司校讐，并广泛招徕门人弟子参与其事，刻有《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等学术经典名著，掀起广州第一次官书局刻书高潮。
同治末年，广东书局因经费问题解体，广州大规模的官刻书籍活动暂告低落。光绪中，张之洞粤督，创建广雅书局，广州官书局刻书再度复兴，并迈入鼎盛阶段。以东塾弟子为主体的广雅书局，以刻书数量多、部帙巨、质量高、独具特色为世瞩目。不但刻书数量稳居各省官书局之首，而且许多大部帙的学术经典名著，如《武英殿聚珍版书》、《纪事本末汇刻》、《钦定全唐文》、《读书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煌煌巨编，均由广雅书局刊刻问世，蔚为大观。广雅书局特色以史部为主，后汇为著名的《广雅史学丛书》，风行大江南北。胡适曾在北京大学演讲，谓学海堂之《皇清经解》，广雅书局之《史学丛书》，“为广东两大不朽名著。”[10]
东塾弟子也是学海堂等书院校刊刻书的骨干中坚，刊有《经典诗文》、《通典》、《续通典》、《皇朝通典》、《学海堂丛刻》、《两汉会要》等大部头学术经典名著。而在襄助私人校刊书籍方面，尤以林国赓协助南海孔广陶校刊《北堂书钞》、廖廷相协助黄冈王毓藻校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书最负盛名。即以《北堂书钞》而论，后人谓，“自孔氏此本出，以前刊本，皆可尽废矣。”[11]由此可见一斑。
东塾学派的崛起，促使广府文化迈入自身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时期。不仅如此，东塾学派还突破地域局限，“流衍中原”，促使广府文化走向全国，这对提升广府文化的历史地位无疑有深远的影响。
三、东塾学派“流衍中原”
清代学术有“汉学”、“宋学”之分，“以训诂考据本于汉儒，名曰汉学，以义理性道阐自宋儒，名曰宋学”。[12]清初以宋学为主，自乾嘉汉学兴起，两派互相攻讦，门户森严，势同水火。有鉴于此，陈灃致力于汉宋调和，倡导一种平实通达、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钱穆称之为“新学风”，这对清末明初的学界有深远的影响。
东塾学派在学术新思想、治学精神上坚守乾嘉学术优良传统，得其精髓。最明显的事实是，陈灃主张汉宋调和，乃是立足于汉学立场，与同时代的另一以汉宋调和著称的朱次琦之见解不同，钱穆指出，“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朱子”。[13]二人宗旨大异其趣。
清代汉学即考据学，繁琐支离，窒锢思想，泯灭性灵，人所共知。不少人指出，“学至清世，然后有纯工考据之汉学，此学术之衰也”。[14]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陈灃坚持汉学立场，出面调停汉宋，提倡“新学风”，意义何在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考据学或汉学虽述而不作，无思想性可言，但在治学方法手段上却不失为科学的，具有近代精神。胡适即谓，“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15]梁启超所总结的清儒治学精神方法，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以为不德；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例……等等[16]，均与近代实验科学方法精神吻合。如此一来，陈灃坚守汉学立场，以训诂考据求义理，在治学精神、治学方法方面就有其永恒的价值和积极意义了。时人谓：“康先生（指康有为）之经学，应用的经学也。若陈东塾先生，乃为纯粹的正统经学。”[17]正恰如其分地指出了陈灃暨东塾学派乃是乾嘉正统考据学嫡传的事实。
陈灃的汉宋调和及“新学风”遭遇到今文经学的冲击。清代今文经学开始于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中经龚自珍、魏源，至廖平、康有为而达到极盛。今文经学“喜以经术作政论”，其兴因此，其败也因此。后人评论常州学派或今文经学，在涉及其学风、文风、治学方法、治学态度时，大都贬斥抨击，痛加挞伐，几无完肤，认为他们“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钱玄同指责廖平，“东拉西扯，凭臆妄断，拉杂失伦，有如梦呓，正是十足的昏乱思想的代表，和‘考证’、‘辨伪’这两个词儿断断联接不上。”[18]如梁启超批评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 [19]
晚清学界经历今文经学的一番大折腾后，元气大伤，学风江河日下。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灃暨东塾学派为代表的继承乾嘉优良传统的朴实学风，再一次得到学界的普遍推崇认同，自然完全可以理解，如张之洞十分仰慕钦佩陈灃，“公于治经，最服膺陈兰甫先生灃，很生平未见，寄篆联至自称私淑弟子。”[20]张之洞曾有“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21]的预言，意即欲借东塾学派良好的学术风气，反过来影响中原学界，扫除因今文经学流行而导致的一片乌烟瘴气。这种借陈灃之旗，要求学术回归理性、重建学术规范的呼声，使得东塾学派名噪一时，如刘师培明确说：“自清廷赐灃京卿衔，而其学益日显。”[22]此外，胡思敬也写道：“灃汉宋兼通，无门户异同之见，其学流衍最广。”[23]二人所说，足以证明东塾学派的地位分量。从此，东塾学派突破偏于一隅的局限，开始影响全国。
由于张之洞在晚清政坛学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巨大声望，他推尊陈灃及为东塾学派护法，其作用和影响之巨大自不待言。也因此之故，东塾学派才能在清末民初学界维持了一段正统及主导的地位，树立起了良好学风品牌的形象。“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于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认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还是张之洞余风的陈灃一派。”[24]治近代中国学术史或广府文化者，对此重要关节，切不可忽略。
注释：
[1]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流派》，《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
[2]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
[3]徐世昌：《清儒学案•东塾学案》上，卷174，民国戊寅（1938）年刊本，第1页。
[4]邬庆时：《听雨楼随笔》卷2，民国十六年（1927）刊本，第9页。
[5]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99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
[7]《曾国藩全集•书信》，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503-7504页。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9]陈宝箴：《河北精舍学规》，席裕福、沈师徐辑：《皇朝政典类纂》卷226，第4229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0辑。
[10]徐绍棨：《广东省立图书馆沿革》，《广东文征续集》第2册，第254页。
[11][清]刘声木撰：《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20页。
[12]劳乃宣：《论为学标准》，《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卷1，第134-135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
[1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0页。
[14]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第148页。
[15]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卷2，《民国丛书》第1编，上海书店，1989年，第216页。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17]杨寿昌：《陈子褒先生遗集序》，《广东文征续编》第1册，第371页。
[18]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20]袁昶；《壶公师寿言节略》，《渐西村舍丛刻》不分卷，第24页。光绪刊本。
[21]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卷28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80页。
[22]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
[23]胡思敬：《朱陈学派》，《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24][日]今关寿磨著：《近代支那の学艺》，东京民友社，1931年版，第24页。引自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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