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市文史馆有馆员和领导提出要建立“广州学”的问题。文史处副调研员黄晓文女士约请我为《文史纵横》撰写一篇关于“广州学”方面的稿子。我只好依题撰文，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一些粗浅之见--总的看法是：“广州学”之内涵其实就是广州研究，此项工作早已有人们长期在做，且取得了颇丰硕的成果；由于广州研究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与丰富，故其仍存在可以拓展的空间，且有继续深化之必要；鉴于市文史馆本身的客观情况，我们在开展“广州学”的工作中，要量力为之，并于学术创新上狠下功夫，而切不可贪大求全。
一、“广州学”的内涵实为广州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丰硕成果。
在文史馆赴上海、杭州、温州等地调研考察城市学研究情况人员汇报座谈会上，张嘉极馆长于总结发言中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广州学’就是广州研究”。我认为这一说法颇有道理。“学者，乃分门别类有系统的知识之谓也”，如物理学、植物学、历史学等。不过后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学”的含义也同“文化”这一概念一样，常被人们泛用于指某方面之研究，如红楼梦研究被称为“红学”，孙中山研究被誉称“孙学”，潮州研究被叫做“潮学”等。若照此义来诠释，则“广州学”应指广州过来和现在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其内容涵盖了广州史前的，及有史以来至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由此可见，“广州学”虽在名词使用上有所“标新”，而其实质内涵则为人们早已熟悉。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并不算新鲜了。
广东学界尤其是广州的各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党史办与方志办等的学术同仁，虽未打出“广州学”的旗帜，但他们却脚踏实地地长期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且在各自的研究中产生了丰硕成果。本人数十年来一直从事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史言史，我认为应当肯定学术界对广州城市史之研究，已取得了巨大进展和很多成果。如在通史方面，当首推被同时列为省、市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由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杨万秀、钟卓安主编的、集市各高校与科研单位22位专家花了13年才成书的《广州通史》（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这套书记述时间从远古到1991年，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卷，每卷皆有上下册，共为8大本，总计270多万字，可算得上是鸿篇巨制；作者们按照写“通史的要求，全面而系统地叙述广州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城建等方面的内容”，并做到“力求创新，探索广州历史发展的规律”，“充分反映广州历史的特点……描绘出每一时期广州社会历史的面貌”，（参见该书“总序”）应该说此书属学术质量上乘之作。又如在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可以《广州“四地”丛书》4大册为代表（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版），分别以《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冠名。当时的市委书记朱小丹在为这套书作序时写道，出版“‘四地’丛书，是为了发掘和整理广州历史文化中最有特色、最具竞争力和优势资源”，以利于“促进广州历史文化名城资源的保护开发”，及保持其“持续发展”。（参见原书“序”）再如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有曾庆榴的《国民革命与广州》（广东新华出版社发行集团2011年出版）及市党史办编出的《中共广州党史纪事》（1919.5--2006.12）（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前者是部作者的论文选，后者则扼要记述了中共广州组织87年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组织、重要人物”等，简述它的“发展轨迹与概貌”。（见该书“前言”）而在资料性著述方面，则有市方志办编出的一些志书，及每年之《广州市鉴》等。学术同仁在对黄埔军校、广州辛亥革命等专题史（历史事件）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突破或进展。因篇幅有限，上面只能就近代广州的研究成果略举几例，至于说到两千多年来，各种各样记载与论述广州的书籍，如有关之志书、传记、地理、物产、民俗、饮食、古迹、建筑，及断代专著，历史事件记述乃至文艺作品等著作，还有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真 可谓是汗牛充栋，难以胜数。它们是我们了解广州历史发展前进的基础，也是“广州学”所赖资料之源泉。
我不厌其烦地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指明前人已在“广州学”相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不是个新问题，正是鉴于此，故有志于做“广州学”者，就一定要像硕士和博士做毕业学位论文那样，在动手之前首先应搞清楚它的“学术史”，只有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才能找到“广州学”的问题切入点和突破口，而不致让自己再去“炒前人的现饭”，弄得最后是既白花了气力与功夫，又浪费掉国家的资源与纸墨。
二、进一步加强广州研究实属必要，“广州学”仍有继续深化空间。
对进一步加强广州研究之重要与必要性，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其理由是：（一）广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南古城。据可考信史，秦末（公元前214年）修建的任嚣城，是广州筑城之始，至今已有2200对年的历史了。它后来历经多次地扩建与重建，曾是南越、南汉、南明3个地方政权之都城，也是历代郡、州、府、道、路的治所，直到现在仍是广东省会，及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漫长的岁月里，广州作为祖国之南大门和我国自古至今对外通商的港口，开辟了我国长期与海外各国友好贸易与交往之路，可以说其这方面的重要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二）、广州是享誉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一直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区。它作为我国华南地区的重要政治经济重镇，既具备了发展文化的经济基础，又有新文化发育成长的地理环境。正是在此条件下，广州于土著越族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并汲取西洋外来文化之精华，经过长期的锤炼、融汇与沉积，形成了独具一格、内容丰富的岭南文化--它不仅思想理念先进、内涵丰富与多姿多彩，而且还具有开放、兼容、务实、进取等优良品格，早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源泉。（三）、广州是一座具有近代民主革命光荣传统的英雄城市。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这里领导了禁烟斗争，城北郊的三元里人民首先高擎起反对英国侵略军的旗帜；洪秀全于一个半世纪前在现在的花都区进行着金田反清起义的准备工作；而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则是从广州迈出共和革命征途的第一步，后又为捍卫民主共和制3次在此建立革命政权，并在这期间与中共携手实现了国共首次合作，使广州成为大革命运动之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2月发动著名的广州起义，并一度成立工农民主政权；（四）、广州是著名的侨乡，也是毗邻港澳最早接受欧风美雨洗礼之地方，它因此而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与先行地。近30多年来，广州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战略转移中，一直处于我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前沿位置上。它在积极引进侨资和外资，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事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丰富的实践活动为广东乃至全中国的改革开放工作，探索出新道路和提供了新经验。这实在是功不可没。基于上述种种理由，难道我们不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深化广州研究嘛？俗话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不应割断历史，研究过去之广州和认识历史的广州，正是为了适应目前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利于建设今天和未来的新广州。
既然应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广州研究，那就存在着“广州学”如何做的问题，即怎么样来加强与深化它呢？如拿广州近代史的研究来说，实际上这项研究工作之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展研究空间以填补空白处，这需在宏观特别是微观研究上下功夫；二是纠正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处甚至是讹误，以还历史的本来真实面目。对这个问题，我想以黄埔军校研究的进展为例来说明之。这几年来，广州学术界在对黄埔军校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不仅先后出现了6辑《黄埔军校研究》论文集，而且还出了几本细化某专题某事件研究的专著，如曾庆榴的《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陈予欢的《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风云际会--黄埔军校第三期生研究》《雄关漫道—黄埔军校第四期生研究》等。本人也根据前苏联已解密出版的俄共（布）与共产国际之有关档案资料撰文，就军校的某些问题，为廖仲恺对黄埔党军校建立及成长之贡献，苏联政府对孙中山黄埔创校建军的资金和军械援助，苏联驻广州顾问团与黄埔建军及党军之东征北伐，以及苏联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条件与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政策的底线等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我在文章里，搞清了一些人们以往一直未弄清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新看法，得出了一些新结论。为指出苏联援助孙中山是附有两项政治条件的--国民党必须容共和支持苏方对满蒙问题的主场；其援助只是贷款和赊武器给孙政府，需对方付本息偿还，而决非无偿（私）援助；并强调了孙中山晚年之政策，实具有矛盾的两面性--既联俄又防俄，于容共中限共，这才是其晚年思想实践之真实性，从而还了人们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孙中山。从这个实例我们可以知道，只要对拓展之切入口找得准，又能充分发掘到新的资料，再加上在原有的学识基础上潜心进行研究工作，就定能在“加强”与“深化”历史问题之研究方面大有收获。若如是，则“广州学”问题仍大有拓展空间，前景一片光明。
三、依据市文史馆的实际条件，馆里开展“广州学”研究时宜量力而行
开展学术研究要依据实际情况来办事。根据市文史馆的科研条件和馆员的年龄等因素，我依据切身体验认为：市文史馆不宜承担“广州学”的重要项目。馆员同仁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和爱好，围绕着“广州学”这个大题目的一些具体问题，力所能及地来开展各自的研究或制作，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优秀文化建设服务出力。当然，如有些人志同道合，也可以组成临时科研小组从搞资料、编大事记等方面入手，搞点中小项目。比如对馆员同仁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编辑出版的《广州百年大事记》上下册一书，就可组织有志于此者进行增订工作。编者在做这项工作时，既可填补订正这百年中已有的资料，又更应新增添广州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资料，包括其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点建设、主要人物等等。如资金允许，馆里领导也可组织志趣相同少数人，就某个问题或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力争写出有较高水平的调研报告或学术论文来。
对于多数之馆员来说，我提议不妨让大家天马行空，各行其是，以利其扬长避短，继续在学术研究方面将余热贡献给国家和本省市。本人的态度是，决不反对市文史馆做“广州学”，但又没精力去干这项工作；我将一如既往地把住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继续深入探讨一些感兴趣的人和事；在产出成果方面，我虽然尚做不到陈寅恪史学大师提倡的“三不讲（前人讲过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本人讲过的不讲），但也力求新出之论著总有些新东西--或史料、或角度、或观点，因为创新是史学、也是科学研究与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广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