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社会上出现“广府文化发源地”的争论。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比如持“广府地区人类活动以封开古人为最早”论点的学者，可曾研究过从化天堂顶国家级地质遗迹区吕田镇狮象岩洞穴发现的“广州古人”遗迹？[1]窃以为，与其陷入尚难确证的争论之中，不如先务实地研究广府文化近百年来的嬗变。
本文只谈辛亥革命前后广府文化的嬗变。笔者认为，广府文化是“有传统无正宗”的，正如广府菜的发展历程一样，何必寻其发源地？但是，广州市是广府文化中心地，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正如李权时、李明华、韩强主编的《岭南文化（修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说的：“珠江三角洲是最具代表性的广府民地区，中心在广州市，广府文化的特征和内涵在这里都有典型的表现。”
已面世的广府文化专著都没有专章论述辛亥革命前后的广府文化[2]。辛亥革命前后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令社会各个层面都产生变化，对广府文化也产生积极的影响，故理应专题加以深入研究。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府文化的成熟期”，打个比方是南国佳人已艳光四射、婀娜多姿，那么辛亥革命前后则是年已及笄、锋芒初露之时，岂可不加以注意？
辛亥革命思潮与广府文化是互动的。广府文化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而该思潮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风起云涌，也令广府文化产生变化，凸显其特点。这当中的千丝万缕关系，不是这篇短文可以说得详尽，这里只能谈其要点以供深入研究之用。
广府人观念
学者论及广府文化的特性，有说是“开放性、创新性、兼容性、多元性、实用性、重商性、大众性”[3]，有说是“开放兼容、实利重商、活泼明快”[4]，也有说“开放、务实、善变”[5]。总而言之，这些说法基本内涵还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特性？似乎没有学者以一句话作概括。笔者认为，是源于广府人“不墨守成规，求提升生活”的观念。
追溯历史，广府人（或者说广府族群）的构成，不少是外地来的移民及其后裔，既有原住民的血统，也有中原移民的血统。谁是“正宗广府人”？说不清楚。
“广府系人口的构成史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开拓业迹（绩），也渗透着国破家难的斑斑血泪，还杂拌着个人官场失意潦倒的怨恨之情。这些历史特点导致广系民俗有其特色：淡泊政治，厌烦争斗，逃避政治、伤忧、动乱、争斗，追求满足于安定平和”[6]。这是上世纪80年代学者对广府地区移民文化观念的概括。到了清代中晚期，广府的移民文化性质已向近代文化转变了。
广府人“不墨守成规求提升生活”观念的形成早有渊源。从秦代流放者、下层百姓随军南下而定居开始，到晋代、宋末、明末，不少广东以北的外地人南下定居，南下移民与本地人和谐融合，他们的后裔逐渐成为广府人主体。坎坷的经历加上居住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有中外交流，注定他们不会墨守成规地努力提升生活质量。纵观自宋至晚清，广府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均反映了这一观念。
南宋崔与之在淮阳、西川任最高长官时，没有经历重大战事而能力拒金兵的侵犯；他创立的菊坡学派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岭南影响深远；还有十余次婉辞封之为丞相的圣旨。崔与之及其得意弟子李昴英的经历，皆见广府人不墨守成规的观念，以及广府知识分子已有独立见解[7]。元末明初“南园五子”的诗开“雄直”之风；明代陈献章、湛若水的江门学派可与中原的阳明学派并立[8]，以及黄佐之学，亦见此精神。清代，屈大均的一系列著作，陈澧虽不当官其学识却名动中原，张维屏长诗《三元里》开中国近代文学之先，苏曼殊在小说等方面的文学成就，均可见广府学人不墨守成规、思想活跃的治学精神。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影响深远，“商战”理论发人深省。康有为的教育改革、书法理论及其维新改良理念，影响巨大。梁启超力倡文学、史学革命，更见创新精神，在晚清独树一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及其百折不挠的革命经历，更是彪炳千秋。这几位广府精英都说明辛亥革命前后广府文化有了大提升。
广府人出国留学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
晚清出国留学之风在广府地区兴起，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
最早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容闳、黄宽、黄胜，都是广府人。容闳后来向朝廷建议公派出国留学生，得高官曾国藩、李鸿章支持而上奏，终得朝廷批准。自1872年开始，朝廷共派出四批出国留学幼童。这几批幼童当中，广府籍的占2/3[9]。此后，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渐流行出国留学之风。这是广府文化开放性的凸显。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国留学之风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曾出国留学的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何香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陈大年等广府人，成为领导或推动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潮发展的人物。他们当中的纵然没有参加同盟会者，也是反专制舆论的鼓吹者或同情者，以后不少成为民国初期的知名人物。
留学归来的广府人，或虽未留学却受西方影响的广府文士在其主办的报刊中敢骂专制皇朝，显示了广府文化人已从安于小家的层次提升到以为国为民为己任。陈少白、朱执信、黄世仲、陈大年等，均是办报刊的知名人士。
陈少白等主办的革命党人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以及其他进步报刊，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样式宣传，提高了民众的反封建意识及革命热忱。陈大年因不是同盟会中人，过去少有人注意。他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在发表的文章中也支持同盟会的主张，在1906年起主编《七十二行商报》时，他经常发表揭露社会黑暗的言论。1917年起主编《广东中华新报》时，提出“业报纸者知自己有指导社会之责”，“办报，言人所不敢言”。后来，还刊登杨匏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0]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一系列反清革命活动，还得到海外生活的广府籍华侨大量捐款的支持，此皆可见广府人已从逃避政治转到为国家前途着想，广府文化已经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了。
广府文化在辛亥革命前后凸显其特性
广府文化的大众性，启发了民主革命者利用粤剧、粤讴进行宣传，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粤讴是广府民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品种之一，因此成为广府地区报纸贴近群众的重要栏目之一，发挥了不少宣传鼓动的作用[11]。从只抒发个人情感提升到反专制、针砭时弊的曲艺除粤讴外，还有龙舟歌等。至于粤剧，更成为发动文化水平低的群众的重要工具。粤剧投身民主革命思潮中，也更见广府特色，提升了艺术水平，显现了广府文化的创新、兼容、善变等特性。
粤剧原称广府戏，在咸丰年间李文茂率艺人起义后被清朝官府禁演，部分艺人远走他方，乃至到新加坡、美洲等地，也有部分艺人在广东打起“外江班”的旗号继续演戏为生。还有艺人在富商伍崇曜支持下办起培养接班人的庆上元童子班[12]。
光绪十五年（1889），邝新华等领头建立八和会馆，粤剧中兴，但仍以桂林官话（又称舞台官话）演唱，并非用粤语演唱。光绪三十年（1904），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等民主革命者在广州海幢寺办起采南歌童子班，培养演新戏的粤剧接班人。此班被称为“第一个志士班”，以后革命党人办了多个志士班，皆演改良粤剧，对粤剧变革产生影响。志士班编演反专制、针砭时弊、唤醒民族意识的新戏，为了贴近群众，改用粤语道白并尝试在演唱中已粤语代替桂林官话，结果大受群众欢迎。这影响了八和会馆的粤剧艺人，在民国初期尝试用粤语演唱的演员渐多，终于，粤剧到了20年代时基本以粤语演唱了。另外，伴奏乐器及布景（舞台美术）亦作了进一步的革新，确立了粤剧的地位。
在民主革命思潮流行、志士班编演新戏时，八和会馆的粤剧艺人也演出有影响的新戏，如人寿年班蛇王苏（梁恒三）等编演《岳飞报国仇》，借古讽今，唤起国人的民族观念，收效比志士班更胜一筹。因此，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赠给该班以“石破天惊”横额，以作表彰[13]。以后，粤剧艺人不断演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反封建、反压迫的剧目40多个。振天声班在南洋演出新戏时，得到孙中山很高的评价。该班全体艺人加入了同盟会。后来，粤剧艺人还直接参与反清革命斗争，如醒群班女艺人吴丽珍往来省港参与运送起义用的枪支，李文甫等参加辛亥黄花岗起义[14]。曲艺与粤剧的变化，均可见广府文化在辛亥革命前后提升了品位，凸显其创新、善变等特性。此外，潘达微、何剑士等人运用谐画（漫画）号召民众、抨击社会黑暗亦见此特性。
广府民俗的变化，也见广府文化的特性。衣、食、住、行等方面，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亦可圈可点。
辛亥革命后政界对广府文化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胜利，各省随之纷纷脱离清廷。然而，民国成立后的政局却令不少老同盟会员及革命同情者失望。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当权大耍专制手段，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袁世凯皇帝梦破灭后死去。随后南北分裂，军阀割据，广州“城头变幻大王旗”，不少广府人好生失望。政局多变，影响了原先一些广府籍革命者或热衷于政治者，转向从事艺术或工艺研究，或从商搞“实业救国”。凸显了广府文化的创新性、善变性。老同盟会员刘思复（后改名师复）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幻想以中国士大夫推重的美德“知耻、厚重、耿介、必信、贵廉、苦行”去纠正官场“竞争权利、崇拜黄金”的弊病。然而，这只是空想[15]。老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离开政界从事商业，老同盟会员高剑父、高奇峰转向于沉迷国画艺术研究，还有辛亥女杰宋铭黄为弘扬广绣工艺而努力等。这一系列的影响，却让广府文化中的艺术、工艺项目产生改变，从文化方面得到提升。而不少曾资助辛亥革命的广府华侨商人回国投资工商业，则凸显了广府文化的重商性，其影响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当然，也有孙中山等一批广府籍革命者在民国成立后继续奋斗，但那是本文所说的历史时期之外的后话了。
结语
辛亥革命精神留给广府文化的精神财富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勇于接纳和善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好学精神；不尚空谈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塑造20世纪中国历史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开端，影响深远，也使广府文化品位不断提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加成熟，影响更加巨大了。而这种精神财富，到今天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注释
[1]参见2009年3月22日《广州日报》B1版《广州古人与山顶洞人同岁？》。
[2]参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龚伯洪《广府文化源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陈泽泓《广府文化》。
[3]参见龚伯洪《广府文化源流》。
[4]参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叶春生《广府民俗》。
[5]参见陈泽泓《广府文化》。
[6]参见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年5月版广州市社科研究所《广州的文化风格》。
[7]参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龚伯洪《崔与之》。
[8]参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丁宝兰《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
[9]参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龚伯洪《广府华侨华人史》。
[10]参见广州市文史研究馆2000年3月编印《昨夜星光》陈海仪《赤诚爱国一书生--首任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长陈大年》。
[11]参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广府文化与阮元论文集》龚伯洪《广府文化的奇葩——粤讴》。
[12]参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龚伯洪《粤剧》。
[13]、[14]参见广州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粤剧大辞典》。
[15]参见丁宝兰《岭南历史思想家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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