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洲九曜石，以石刻、碑刻丰富著称，在历史上享有盛誉。1963年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称“九曜石”；1989年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称“药洲遗址”。新编《广州市文物志》（下称《文物志》）的“药洲遗址”和“药洲九曜石题咏丛刻”两条目的记载，值得商榷。
一、部分石刻是否属后人所移置
石刻文物之所以宝贵，因其保存文字资料而有助于证史，且可以订正和补充历史记载，清代画家苏六朋赞美药洲九曜石刻，谓其有“品题扫石认前朝”之功。《文物志》第233页，评介此遗址的石刻：“是掺杂后人移置于此的海北学使署碑刻，大都与九曜石无关”；并说：“通计宋刻22处，著录人59位”。似乎宋以后石刻都与九曜石无关而不值一顾，这未免误解了石刻的意义。其实宋、元、明、清至民国的历代石刻、碑刻延续未断，多数有石可查，有文可见。现在遗留于水中与岸上的历代石刻和碑刻，是互为补充，前后连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明代的水上石刻《重修濂溪书院记》，是记述濂溪书院史迹的；清代的岸上碑刻《濂溪书院遗址》是为《重修濂溪书院记》作证的。有人说：《环碧园记》碑和《喻园》石额等，是后人掺杂进来的。但是这环碧园、喻园，其实是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九曜石园的前身的名称。有人问：署名《重浚粤东试院园池记》和《重修广东督学署记》等是学署碑无疑，与九曜石何缘？据查，在明清两代，药洲是广东最高文教官署的所在地，明代称提学道署，清代称提督学政署；另有督学署、学使署、学院署、试院等等命名，都是清代广东提督学政署的俗称。明清两代，药洲九曜石风景区就归属这文教官署主管。这官署的主人，就是药洲九曜石的主人；明、清的九曜石题刻也是这学署主人的手迹。位在东邻的庐江书院，其地界图上，也称九曜石风景区是“学院（学署）花园”。这一类学署碑内容均记官署历史与九曜石名胜互有关联。总之，现存遗址中的石刻、碑刻都是各有来历的药洲九曜石的遗物，并非“大都无关”。
二、关于著录者为谁
历朝高官要员、文人学士在药洲九曜石留下的石刻、诗文等物，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实在不少。他们为药洲九曜石浚池清淤、植莲种竹、立石建亭之功不可没。若将宋、元、明、清至民国的勒石留名人一一列名统计，可达200余人，见之《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和志书记载的近100人。可是《文物志》第233页，却只引用汪宗衍先生的统计曰：“著录人59位。”其实这是只限于宋人而已，把元、明、清的有关人物都简去，这就不能帮助读者一窥药洲历史及有关人物的全貌。至于文内提及若干人物时，也有失误之处。例如：
1.“徐琪是袁枚弟子”（见《文物志》235页）。徐琪是清光绪人，袁枚是清乾隆人，他们并非同时代人。徐琪从学于俞樾（号曲园），称“曲园弟子”；而从袁枚学者皆称“随园弟子”。这里是把二者混同了。
2.“明代正统年间学使张明先。”（《文物志》168页）查明代正统年间广东最高文教官员简称提学，全称为“广东提学道提学”。学使，是清代才有的称呼，全称“广东提督学使政署学政使。”张明先又名张觉之，字雪书，是广东学政使之一。他是清代康熙年间人，而不是明代正统年间人。
3.“明人关鹏在石上题‘仙掌’二字”（《文物志》169页）。题书“仙掌”二字是吴鹏而不是关鹏。他是明代广东提学之一，曾历任多省的提学，后任工部尚书。在九曜石上留名，实无关鹏，只有吴鹏。可能是排版有误所致。
三、阮、翁所见孰是孰非
《文物志》从众多九曜石刻中选出6题分别作典型介绍，其中《米芾药洲题字》、《时仲等题名》和《翁方纲摹刻米芾题药洲石记》3题分立，是值得讨论的。经考，翁方纲为米芾题药洲而留下的碑刻有二题：一为《米题药洲石记》碑；一为《摹刻米题药洲手迹》碑。其各有翁氏本人用意：《米题药洲石记》碑，为说明发现米芾题书药洲石的经过，即论证“药洲正楷二十五字皆米书”的史实依据。该碑不是将原手迹摹刻出来，不能称摹刻碑。《摹刻米题药洲手迹》碑，是另立一石，仅将米氏手迹全部摹刻，还署刻隶书“乾隆己丑仲春，大兴翁方纲摹泐”13字，这才是名实相符的摹刻碑。《文物志》把墙上翁氏的《摹刻米题药洲手迹》碑与地面的《米题药洲石记》碑混为一谈了。《文物志》234页载：“下刻翁方纲题记：‘二段共一石……’”，查这59字的翁方纲题记，不见于上述两碑文。实际是翁方纲在《粤东金石略》中一段注文。这段注文，是说明今《文物志》记的《米芾“药洲”题字》、《时仲等题名》原为一石，25字皆是米芾手书的真迹。但清代阮元则认为两石非同一物。《文物志》将翁氏全文引出介绍，似乎肯定翁方纲的观点。但编者安排条目却把《米芾“药洲”题字》、《时仲等题名》分作两条介绍，未提《时》碑为何人所书，这又似是阮元的观点，编者对此未作任何说明。究是翁方纲的观点正确，还是阮元的观点正确呢？这个问题应彻底弄清楚，不可含混了事。
四、古石何必易新名
九曜石的分石命名，以翁方纲著《九曜石》（二卷）为最早。计有药洲石、仙掌石、拜石、池西北大石、池东石和池西大石等6种名称，均注明所在方位和石上题刻特色。继后阮元、周中孚、汪宗衍和近人麦华三均沿用其说，以利人们古今对照，考查研究。周中孚还劝后人不要乱改石名。《文物志》第168页将遗石8座分别介绍，但将其中一些石另改新名，似有不当。例如：1.原池西北大石改名海上洲石。这可能是根据石上有宋人许彦先题：“花药氤氲海上洲”而来。但许诗中的“海上洲”特指西湖药洲，把“海上洲”借作石的新名，会令人误以为此石乃西湖药洲，这就不能反映该石的本沿和特色，查这座池西北大石因形状似牛头，且传誉颇广，当以“牛头石”称之。2.原“拜石”改名“九曜第一石”。这无疑根据石刻中一句话而来。经考在拜石旁边的水上平台原筑有拜石亭，供人们来此观石景、赏湖光，翁方纲为此亲刻篆书“拜石”二字。历史记载米芾有赏石入迷的雅趣，每见珍奇异石即整肃衣冠而拜，故有“米颠拜石”的佳话。可见拜石之命名，正是古人为宣扬米芾爱石的雅趣，纪念他为九曜石题名、赋诗之意。根据麦华三的描述：原石酷似鳌鱼，有头、有鳃、有鬐，且作朝天摆尾、张口欲吸之状。现在鳌鱼朝天摆尾已不可再得，鳌头、鳌鳃、鳌嘴也难寻其迹，哪还有丰姿配称“第一石“？故宜仍以”拜石“称之为好。
五、要注意实地调查
上文提及一些失误，乃未作实地调查所致。此外，《文物志》说《徐琪题药洲八景图跋》碑共18方，但是现状已非如此。原石早已或折或毁，多有散失。现在嵌存池北墙壁上可见者，只有诗碑4方、图碑2方，另有图碑1方倒伏北墙脚下，图碑1方半嵌墙内，共计只剩下残碑8方而已，另外，说到“药洲八景”命名，最早原是乾隆年代一位状元吴鸿首倡的，每景还有七律诗一首。徐琪是后继者罢了。《文物志》只列出徐琪命名的三景：“校经晴日”、“光雾延辉”、“环碧新阴”；其实还有：“仙掌寻诗”、“芝簃垂钓”、“书台平眺”、“补莲消夏”和“鸾藻联吟”。倘志中补齐八景名称，也许有助于园林专家研究药洲九曜石作参考。至于石刻总数是多少，在修《广州市志•文物志》时应对最新发现的重要石刻补记。在1988年第一期《广州文化史志通讯》的《古药洲九曜石刻知见录》一文中，对不同作者的题刻都一一提名列表介绍，计为80种。那时九曜石还在清挖池底，摸查石刻工作尚未结束。现据最新考实结果，又增加10多种。如宋刻熙宁葵丑《谭粹题名》、明刻成化年《周元公（濂溪）祠记》（残），及清刻《周濂溪先生石象记》等，就是新发现的石刻，前后累计已过90多种。
（作者：陈以沛，作者单位：广州市文化局修志办）

古药洲 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