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以考据学即汉学、朴学为中坚。朴学按流派,可分为吴派、皖派、扬州派、常州派、湘派、浙粤派等。乾嘉时期,考据学达于鼎盛,梁启超说 “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清代广东朴学兴起虽晚,但也自成体系,并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其代表人物即为陈澧及以陈澧为首的东塾学派,东塾学派也可以说是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本文拟就东塾学派的渊源、形成时间、成员、学术活动、特点和意义等,述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广东朴学的渊源及东塾学派的奠定期
嘉庆二十二年1817 阮元督粤后,广东朴学开始兴起。廖廷相说 “岭南承白沙、甘泉之遗,国初如金竹、潜斋诸儒类,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追扬州阮文达公督粤,开学海堂以经术课士,而考据训话之学大兴。”
广东朴学兴起虽晚,但追溯起来,它的渊源却要早得多。康熙五十九年1720,东吴惠士奇督学广东,喜以经学提倡士类,“三年之后,通经者渐多,文体为之一变。”官粤六年,拔知名士数十人,如苏饵、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时称“惠门四子”。惠士奇即吴派经学开宗三惠之一。其后乾嘉朴学中坚人物翁方纲、钱大听、赵翼、全祖望、严可均等先后来粤,或仕宦、或讲学、或客幕、或游历,皆以实学、古学相号召。影响所及,虽未收一时之效,但潜移默化,却为日后传播了种子,打下了基础。因此到嘉庆中后期,广东治朴学者已初见端倪。如陈昌齐,桂文灿称,“若夫博通群书,以汉儒训话说经者,以文灿所闻,盖自海康陈观楼观察始。”又如冯龙官,“是时冯方肆力于声律,旁及考据。”此外还有十数人,只是未形成气候。
嘉庆二十年1815,阳湖挥敬游粤。挥敬字子居,著名古文家,与张惠言同为“阳湖派”创始人。挥敬在广州所撰《香石诗钞序》及《与黄香石》书,有轻蔑岭南少文人之意。近人吴履泰说 “因以前阳湖挥子居至粤,曾序黄香石之诗,对于粤东文人,多有微词。其时张南山诸人,愤之而结希古文社。”希古文社即希古堂。曾钊云 “嘉应吴君石华遨同志二十余人,月会于希古堂。堂无常所,二人主之。”吴兰修也云 “道光纪元,余与勉士、家雁、山林、月亭、张南山、黄香石……诸子结希古堂,课治古文辞。越二年阮宫保师立学海堂以广之,兼治经解诗赋,与课者数百人,可谓盛矣”据此可知在阮元来粤之前,广东治朴学者已有一定基础,朴学的氛围已初步形成。但这并不否认阮元的倡导与推动之功。
阮元来粤后创建学海堂于粤秀山,以话经精舍规制,移倡于学海堂中,废除章句课式,提倡实学,从此广东学风为之一变。道光六年1826 又颁布《学海堂章程》,规定选派吴兰修、林伯桐、曾钊等八人为学长,共司课事。其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举补额。每岁分为四课,由学长出经解文笔古今诗题,限日截卷,评定甲乙,分别散给膏火。汇选课卷优异者刻集以示奖誉。发银四千两存商,拔沙田25顷,以田租、银息为固定经费来源,以垂久远。这些措施,不但扭转了广东学风,使士人从埋首制艺八股文或空疏的理学转上切实的学问研究,广东学术开始与全国趋向一致,赶上了时代的潮流更重要的是,广东治朴学者开始拥有一块自己的阵地,从此以希古堂为基础的治朴学队伍日益壮大,广东学派也初具雏型。
道光初,以学海堂为核心,团结、联系、聚集了一批人才。如“湛深经术,博稽古籍,吾粤治汉学为最先”的曾钊“枕经薛史,无所不通,工诗文,台史精于考证,兼擅算学加”的吴兰修“博通今古,兼综汉宋,粹然儒者”的林伯桐“留心掌故,考证金石,藏书甚富,务为朴学”的黄子高“研精注疏,尽通诸经而史学尤深”的侯康,以及著述等身的梁廷粉、邓淳和大诗人张维屏、黄培芳等。此辈潜修实践之士聪颖淹稚之才,皆奉阮元为偶像,使广东学术一时逞现群才竞起,争奇斗妍的热闹景象。曾钊的《周礼注疏小笺》、吴兰修的《南汉纪》、林伯桐的《毛诗通考》、邓淳的《岭南丛述》、侯康的《谷梁礼证》、张维屏的《国朝诗人徽略》、梁廷格的《南汉书》等著述,皆久负盛名,为时推重。
广东学术界的崛起,当时就引起知名学者的重视,并予以高度评价。道光十二年1832,程恩泽任广东主考官。榜后粤东名士曾钊、吴兰修等饯于白云山云泉山庄,酒酣,程叹曰 “粤东今日可云盛极矣”并云曾典试四川,视学湖南、贵州,以粤省文风为尤盛。回京后,又追怀赋诗寄呈吴兰修、曾钊,诗云 “粤东风高不可攀,学希马郑文扬班。思深力厚取舍正,尽采荪蕙遗棒营。问谁辟此众门径?有大菩萨临华坛。迄今学海堂上客,各秉绝诣穷其端。”推崇可谓不遗余力。程恩泽字云芬号春海,自称为阮元再传弟子。今人张舜徽谓,“清学允推吴皖为最盛。在乾隆时,惠、戴二君为之魁。嘉道间,则阮元与恩泽并为儒林冠冕。”程以博学负盛名,其为人丰于学而俭于言,信乎其言不虚。
因此,广东朴学渊源,追溯起来虽很早就受惠士奇、钱大听诸大儒启发但直接推动却来源于阮元。支伟成云 “自戴震崛起安徽,皖派经师,头角崭露……既凌廷堪以款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问教于焦、凌,遂别创扬州学派。故浙粤话经、学海之士,大都不惑于陈言,以知新为主,虽宗阮而实桃戴焉。”这段话把广东朴学渊源承授关系讲得十分清楚。道光前期广东富庶无事,治朴学者阵容强盛,名士辈出,成就蜚然。虽然这仅仅是广东朴学的初创期,但它为日后广东朴学的鼎盛及东塾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陈澧其人及东塾学派的形成
陈澧1810一1882,字兰甫,番禺人。读书处曰东塾,学者称东塾先生。17 岁补博士弟子,入粤秀书院肄业,同年始应学海堂季课。23 岁举于乡,并选为首期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同选者有朱次琦、侯度、金锡龄等十人。31 岁补为学海堂学长。六应会试不中,大挑二等。选授河源县学训导,两月告病归。自后绝意仕进,专心学问著述。自言 “生平无事可述,惟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可为一生概括。
陈澧学问广博,小学、音韵、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骄体文、填词、篆隶真行无不涉猎。少年欲为诗人,中年以后始知经史。“复问诗学于张南山先生,问经学于侯君模先生。”回顾自己的学术追求,陈澧自言 “余少时志为文章之士,稍长为近儒训话考据之学。三十以后,读宋儒书,因而进求之《论语》、《孟子》及汉儒之书。近年五十乃肆力于群经子史,稍有所得。”一生著述繁多,据后人统计,所著包括已刻、未刻和存目,达116种。其中以《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声律通考》、《切韵考》、《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等代表性著作为学界所推崇。
由于陈澧学问精博,著述等身,名闻海内,加之“门人之盛,称粤中最”,故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派—东塾学派。“咸同以还,朱九江传其九江学派而外,则为陈东塾传东塾学派。”后世论者皆谓陈澧尤长考证,集乾嘉经师之大成,故出其门者多朴学及淹雅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东塾学派的特点。
东塾学派由阮元导其端绪,希古堂为其滥筋,道光初治朴学者群体奠定其基础,上文已明。但东塾学派正式形成于何时,有必要加以说明。
同治六年1867,巡抚蒋益澧、盐运使方浚颐创设菊坡精舍于粤秀山,聘陈澧为山长。陈澧云 “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课期诸生来听讲,澧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菊坡精舍实际上成为陈澧专门讲学之所。陈澧自云 “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听者恒数十人,十余年如一日。”方浚颐颇以创建菊坡精舍自负,常称菊坡“可与阮文达公之设学海堂并垂千古。”陈澧在《与廖泽群书》中也云 “菊坡精舍近日课期所讲者多至四十余人,好经学能文章者,今年新得六七人,甚可喜。讲授阅卷虽劳亦乐也,特以告吾弟知之。”与学海堂相比,菊坡精舍不但使陈澧与弟子的关系更加明确,而且弟子人数激增。可见菊坡精舍在东塾学派的形成过程中,无疑具有关键作用。似乎可以这样说,同治以前,为东塾学派的酝酿期。同治中菊坡精舍的创立,标志着东塾学派正式形成。而同治后期至光绪初,为东塾学派的鼎盛期。光绪八年1882 陈澧逝世至光绪末,则为东塾学派的流芳余韵期。
东塾学派究竟包括那些弟子？陈澧高足梁鼎芬曾有诗论及,给予集中的概括。诗云“吾师体大雅,所学造明光。菊坡接学海,成就难具详。胡赵启始秀,踵起有廖王。谭黎饶 二林,各以一诣张。马沈最朴洁,教广陶与杨。后来富俊彦,略记温陈汪。哀哉冯孝子,陈生共悲伤……”此外还有虞必芬、陈昌治、桂文灿、汪兆铺、于式枚及梁鼎芬自己,皆为东塾学派中卓著声名,荤苹大者。其余声名不显及再传弟子,不可胜数。仅据《菊坡精舍集》所选文统计,就有102 人。东塾学派阵容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三、东塾学派的活动及外界对其评价
以陈澧为首的东塾学派,其活动范围涉及领域颇为广泛,但主要集中于著述、讲学和刻书三方面。下面分别简介。
著述以陈澧为例,终身著述不辍。所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声律通考》、《切韵考》、《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等,享誉海内,奠定了陈澧在广东乃至全国崇高的学术地位。如“水道、声律二书,大学士曾国藩服其精博,象州郑献甫叹为有用之书。所考切韵,南海邹伯奇称为绝妙之作,超越前人。所考《水经注》诸水,江宁汪士铎亦惜未之见。其著述倾倒一时如此。”
陈澧如此,其弟子也不逊色。如胡锡燕《通鉴校勘记》、《通典校勘记》,赵齐婴《汉书西域传图考》,廖廷相《三礼表》、《顺天人物志》,陈昌治《新刻说文解字》,黎永椿《说文通检》,谭宗浚《辽史纪事本末》,陶福祥《东汉刊误》、《梦溪笔谈校字记》,林国庚《元史地理今释》,林国赞《三国志裴注述》、《三国疆域志补正》,马贞榆《历代地理志韵篇今释校勘记》,桂文灿《桂氏经学丛书》,汪兆铺《元广东遗民录》、《岭南画徽略》,陈树铺《汉官答问》等,皆卓尔不群,鸣于一时。如同治初桂文灿至京师,献所著《经学丛书》,得旨留览。旋奉谕云 “所呈各种考评笺注,均尚详明。《群经补正》一篇,于近儒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经说多所纠正。荟萃众家,确有依据,具见潜心研究之功。”论者谓其所著书精湛处,陈兰甫或不逮云。
讲学陈澧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为菊坡精舍山长,直到逝世,可说终身从事教育,讲学不倦。英彦之士,多出其门。廖廷相中进士,授编修后,旋南还。历主金山、羊城、应元诸书院讲席,又为学海堂、菊坡精舍学长,广雅书院院长。“凡学者问难,辄晓以数要言,不事繁称。即相悦以解,论者称为尽得其师陈澧之传。”陶福祥中举人后,初设帐授徒于广州城南。后又为学海堂、菊坡精舍学长,禺山书院院长。张之洞移督湖广,创两湖书院,复聘之,商订规程,评校课卷,后谢病归。林国庚举为学海堂学长,任广雅书院史学分校。张之洞复聘为两湖书院分校,回粤后又主端溪书院。梁鼎芬光绪中上书弹勃李鸿章,罢官归。先主讲丰湖,继调长端溪,又复任广雅首任院长。杨裕芬先任两湖书院经学分校,归主明达、凤山、端溪各书院,复选为学海堂、菊坡精舍学长。因此,清后期广东各大书院学校,尤其象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端溪书院、丰湖书院等蜚声全国的著名学府,主持任教者多为东塾学派人士。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学校、书院之设遍天下,儒生竞为文以搏进取,兀兀穷年,不外帖括,罕有专为学术而设者。这种情况广东自不例外。陈澧亦云 “不谈举业,而劝读书,恐无人肯听耳。”至于以学术为教育宗旨的,广东则始自学海堂。学海堂外,另一专设为学术的书院即为菊坡精舍。陈澧在《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中,明确指出 “精舍以学问为重,不是为取超等。”陈澧逝世后,菊坡仿学海堂例,自后不设院长,公举学长四人,分任评校。菊坡之后踵起者为广雅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 总督张之洞创建。规模宏大,招广东、广西学生各百人肄业其中,分经史理文四科讲授。广雅书院已初具近代学校雏型。但张之洞“其建广雅时,高掌远跟,直欲驾阮傅学海而上之。”其宗旨与方浚颐创建菊坡精舍如出一辙。
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是不以科举为目的,专以学术为宗旨而设的著名学府。此外陈澧弟子在其他地方讲学任教时,也注意发扬这种精神。陶福祥主禺山书院时,“禺山向以制艺试帖课士,福祥参酌山堂指学海堂、菊坡章程,加课经史性理词章。省外生徒,奔凑就学,一时称盛。”梁鼎芬主惠州丰湖书院,“时士习固陋,风气未开。先生思有,以启迪之。进院之日,告诫诸生,勿只重帖括,要向远大处想。以陈东塾先生集顾亭林句行已有耻,博学于文,相训勉豹。”于此可窥东塾学派在讲学上的旨趣和风范。
刻书清代前期广东刻书业不发达。自阮元督粤开学海堂课士,经史子集皆为士子必读之书,士之愿学者苦不能备观各读。阮元乃辑刻《皇清经解》,藏版于粤秀山学海堂文澜阁,以嘉惠士林。从此风气大开,官私刻书风起云涌,广东刻书进入黄金时代,历道咸同光四朝,经久不衰。而东塾学派在清后期广东刻书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后期广州是广东刻书中心,且又以学海堂、菊坡精舍、广东书局、广雅书局为刻书重点。尤其在“同治中兴”,各省纷纷成立官书局大规模刊刻经史古籍的背景下,凡广东所刊大部峡的经史子集暨重要的学术名著,其发起、编纂、校勘者,多为东塾学派人士。如学海堂所刻《学海堂丛刻》、《通典》、《续通典》、《皇朝通典》、《经典释文》等,皆陈澧主持其事,而负责校勘者多其门人弟子。“当时陈兰甫先生为学长,主持刊书事宜,故校对精审版式占雅。读《东塾集》观其与友人书,多论刊书事,可见其精神之专注。”
同治六年1867 后菊坡精舍、广东书局相继设立,广东刻书进入高峰期,陈澧更是为当道所重,聘为总校。所重刊或辑刊的《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小学汇涵》等,皆为部峡浩繁,久负盛名的学术名著。陈澧自己也十分满意 “得意之事,则在刻书。曾文正公去年致书粤东当道,重刊注疏武英殿本、今已刊成。又刊通志堂诸书。劳文毅公督粤时欲刊唐以前甲部书,今亦陆续付刻。当道属弟司其事,此难得之盛举,故乐此不疲。”
光绪十二年1886,张之洞督粤,创建广雅书局,时陈澧已逝世。书局初期主持者多张之洞门生、故吏、幕僚但也有不少东塾派人士参与其事,如梁鼎芬、郑权等。在规划书局刻书重点万面梁鼎芬起着重要作用。其致缪荃孙书云 “昨集众议定刻《史学汇函》,经学附刻。如有可刻之书祈随时示知。”光绪十五年1889 张之洞移调湖广后,广雅书局基本上由粤人主持,如廖廷相、陶福祥、黎永椿、沈葆和、林国赞等,皆东塾学派中坚人物。“尔时充总校者,为南海廖泽群太史廷相,以经术名儒提掣一切。赞襄于其间者,皆博学鸿才,海内知名之士。”所刊《史学丛书》、《纪事本末汇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全唐文》、《太平御览》、《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皆驰名海内,脍炙人口。
此外如林国庚为南海孔广陶校刊《北堂书钞》廖廷相、陶福祥、黎永椿助黄冈王毓藻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皆有功艺林,诚为清代学术出版史上之盛举。
陈澧的著述成就与东塾学派的崛起,渐渐引起全国学界的瞩目。较早论及东塾派活动并予以赞叹者,似为户东盐运使方浚颐。同治七年1868 方氏移任两淮时赠诗陈澧,有云 “我知十年后粤学日益昌。”其后又多次寄书陈澧,云 “菊坡诸生被先生教泽,人材浸盛,十年化雨,郁勃轮困。三千里外闻之,窃为诸生庆,为先生快。”方浚颐虽非学者而以诗鸣,但却最先敏锐地预见到东塾学派的兴盛,不可不谓有先见之明。
而对东塾学派推崇最力者,实为张之洞。光绪四年1878,张之洞集《后汉书》陈实、陈元传语,自京师写赠楹帖陈澧 “楼迟养老,天下服德。锐精覃思,学者所宗多。”督粤时,广雅书院、书局多聘东塾弟子主持其事。移督湖广后,又多次驰札礼聘梁鼎芬、陶福祥、林国庚、杨裕芬主讲两湖书院。其致陶福祥书云 “阁下为东塾先生高第,渊源宏深,经学、小学博综酥粹,严正精密,鄙人在岭外时数聆座论,心折已久。若得高贤来主皋比,必能精启士林,昌明绝业。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 “东塾学派”四字,似最先见于此。
光绪十四年1888,著名学者缪荃孙应张之洞邀请,首游粤东,住广雅书局东校书堂。缪氏后绘有《广雅书局图》,吴士鉴有题诗云 “国朝儒风扇南服,前阮后张实庚续。阮公学海导先河,翁纳群流汇诸读。子辅细诗述毛郑,君漠穷经邃左谷。特夫格术致精研,大成乃有陈东塾。百年岭表开中透,学派渊源可成录祝 •…”肯定陈澧为清代广东朴学集大成者,可谓一语中的。从以上数人散见于各处的零星评论中,可知陈澧及东塾学派在全国学界久享盛誉,为人景仰。
四、东塾学派的特点及其意义东塾学派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清代朴学的回波余澜。东塾学派崛起于咸同以后,其时从全国范围来看,清代朴学已处于尾声阶段。考评古典的工作,大部分已被前辈做完。后来者或另寻出路,开辟新天地或固步自封,仍旧抱残守缺。东塾学派显然属于后者。陈澧云 “国朝考据之学盛矣,犹有未备者,宜补直之。”又云 “仆近与星南戏谈,皓庭在京似戴东原,吾其为江慎修乎但此语勿为外人道也。”可见陈澧是以乾嘉诸大儒为榜样,以其传人自居的。
此外,咸同时期正值太平天国革命,乾嘉考据学的大本营江南受影响最深。“因为文化中心在江皖浙,而江皖浙靡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首宿学者,澧难凋落反。”广东局势相对安定一些。陈澧也曾说过 “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因此在朴学全盛时期的吴派、皖派、扬州派、浙东派等已成昔日黄花的情况下,东塾学派的崛起兴盛,不营一枝独秀,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道咸以来是清朝的多事之秋。在民族危机加重,国是日整的形势下,学术风气、潮流为之一变。乾嘉训话考据之学日益式微,讲究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及“经世致用”之学逐渐兴起。广东地处反侵略斗争前哨及中西文化交汇点,此风尤炽。但东塾学派在此背景下,仍训话校勘,坚持传统,不为所动。故后人评价说 “东塾著书言学不言政,出其门者多朴学及淹雅之士。髯。” “康先生指康有为之经学,应用的经学若陈东塾先生,乃为纯粹的正统经学。”这些都说明,东塾学派是一个纯粹的、专尚学术的文化群体。在以上所说诸背景下,就朴学流派而言,承乾嘉考据学余绪,专言学术而声名卓著,成绩斐然,后来居上者,唯有广东一隅。东塾学派可以说是清代朴学的回波余澜。
第二,不分汉宋。清代学术以朴学为中坚,而理学则殊少发明,自不得如朴学之能卓然独立。但汉学、宋学互相攻汗,势同水火。“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拯。”在此问题上,东塾学派态度则完全不同。陈澧多次说过,思欲于汉、宋之学,求其会通。既编《汉儒通义》,“乃著《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陈澧如此,其弟子也同。如陶福祥“从陈澧受经学,博综群籍。于澧所论汉、宋学术无偏重,不当立门户之说,守之弥笃。尝为《汉学簌》、《宋学篇》以见志。”杨裕芬也是“其为学服膺东塾,不分汉宋门户。”这是东塾学派的一致态度。
东塾学派不分汉宋,除因清末学术风气转移,时代使然之外,更主要得力于广东朴学的推动者阮元本人。前面说过,阮元属于扬州学派,“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匆。”扬州诸儒承吴、皖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他们对待学术,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不囿于门户之见。近人刘师培说 “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惟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故宗主阮元的广东治朴学者包括东塾学派,它的一个鲜明特点即为不分汉宋。“汉宋兼采,原不始自浙粤,惟自嘉道后,此派旗帜始鲜,而浙粤为最。”
至于谈到东塾学派的意义,笔者认为,主要应从广东文化或岭南文化 的角度来加以理解。
广东僻在岭外,远离京师,自古以来,就文化发展水平而言,在全国属于落后地区。自唐代岭南文化开始崛起,历五代、宋、元,一直都保持着上升的势头。至明代,广东文化已灿烂可观。即以学术而论,明代学术以理学为主流,明代广东有“白沙陈文恭公者出,超然自得。其学虽出于吴康斋而别为一家,粤中学统,殆莫之或先也。白沙授之甘泉,其门户益盛,受业著录四干余人,当时称为广宗。同时与阳明分讲席,当时称为浙宗。终明之世,学统未有盛于二宗者,而河汾一辈之学,几至遏而不行母。”白沙学派的出现,正是广东文化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广东文化的崛起、兴盛,却由于明清易代之际而中断。清兵南下,由于粤人反抗尤烈,致有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二王入粤,血洗广州”之惨剧,“死者七十万人,民居遂空匆。”顺康年间,又屡颁“迁界”令,人民苦不堪命,倍澧浩劫。加之钳制思想,大兴文字之狱,故在顺康雍三朝近百年间,广东文化大受摧残,进展停滞,从明代文化兴盛的峰巅上跌落下来。所以在朴学鼎盛的乾嘉时期,广东却寂寞无闻,学术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因此,道光后广东朴学的兴起及东塾学派的形成,不但提高了广东学术界的整体弛位和知名度,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广东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兴旺发达,而且也标志着广东文化最终赶上了中原文化水平。故后人每云,“吾粤自阮文达以制府而躬讲学,粤士被其教泽,咸同以降,粤学之盛,度越中原。” “吾粤文风,自清咸同以降而浸盛,近百年间人才辈出,著述益丰,且有度越中原之势零。”即指此而言。

清代 广东 文化 东塾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