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 是广东文化迅速发展、逐步赶上中原地区先进水平的重要历史时期。其原因除当时粤省具有特定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外, 更重要的是粤省学界本身已有了显著的变化, 明代中后期白沙、甘泉之学的崛起, 实启其端, 表明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广东文化已在全国学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清初屈翁山之学的继起, 也应是广东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上述成就,实与粤籍学人在汲纳、融汇中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努力探索分不开的。然而从广东文化发展的历程上看, 入粤人士所起的作用亦不应忽视, 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当首推阮元。他既是清代政绩卓著的封疆大吏, 又是在学术上有巨大成就的学界名宿。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 1817 年) 八月任两广总督, 至道光六年( 1826 年) 六月调任云贵总督, 主持粤政前后近十年, 不仅内政外交备受赞誉, 且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推动广东文化的发展,其影响极为深远。本文拟就阮元在督粤期间对广东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作一探析,不当之处, 请批评指正。
一
应该指出, 创办学海堂, 使之成为培养优秀人才基地和学术研究中心, 这是阮元为推动广东文化发展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阮元本人所说: “余本经生, 来总百粤, 政事之暇, 乐观士业。” 可以这样说, 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培养, 既是阮元任官的重要宗旨, 也与他自身所具有的卓越学识及其任官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阮元“博学淹通”, “海内学者奉为山斗” 。乾隆五十六年大考翰詹, 乾隆将他“亲擢为一等第一名”。并高兴地说: “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 这表明了阮元早在出任时已具有相当宏富的学识; 而他首次出任地方官,即先后担任了主管一省文教的山东学政和浙江学政, 其后回京任礼部左侍郎亦兼管国子监, 此外还经常出试天下府州, 并两度担任会试副总裁。这些都成为阮元一贯重视文教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因而阮元历官所至, 必以兴学教士为急务不是偶然的。
阮元在粤创办学海堂之前, 对于如何兴教办学已经有过成功的探索与实践, 这就是他在嘉庆六年( 1801 年) 任浙江巡抚时所创办的诂经精舍。这所与崇尚理学、制艺八股的旧式书院迥异的高等学府, 把潜心实学与自由研讨学术结合起来, 从而在造就人才和繁荣学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诚如李元度评说: 诂经精舍“不十年, 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 不可殚数, 东南人才称极盛焉。” 而广州学海堂在教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诸方面, 大体上依循诂经精舍, 但在建制上则有所发展, 更臻于完善。阮元之创办学海堂, 实有感于粤省学术人才匮缺而学术风气未通的情况而发的。他曾经说过: “粤东自前明以来, 多传白沙、甘泉之学, 固甚高妙, 但有束书不睹, 不立文字”的流弊 。学人崔弼在所撰《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中更提到: “治莫切于揆文教, 化莫美于兴贤劝学。……本朝广南人士, 不如江浙, 盖以边省少所师承, 制举之外, 求其淹通诸经注疏及诸史传者, 屈指可数。……故州郡书院, 止以制艺试贴与诸生衡得失; 而士子习经, 亦但取其有涉制艺者, 简炼以为揣摩, 积习相沿, 几于牢不可破。公( 阮元) 乃立学海堂, 课缀学之士, 承流景风。翕然振奋,……久之见闻日扩, 而其文亦渐纯熟, 岭海人物, 蒸蒸日上, 不致为风气所囿者, 学海堂之力也。” 事实也确是如此, 广东文教, 随着明代白沙、甘泉之学的兴起虽曾一度趋盛, 但白沙学说实源于“心学”, 本身就存在着专注“心性”等消极因素, 愈来愈流于空疏, 而省内各书院亦习于为应付举试而施教, 以致造成学术风气闭塞、学术视野不广以及学识浅陋诸多弊端, 并渐成积重之势, 这是广东文教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阮元有鉴于此, 认为要振兴广东文教, 必先从端正士风、文风、学风着手, 使众多士人能着眼于向“通儒”方向发展, 学海堂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创建的。阮元自己就曾说过; “岭南学人惟知白沙、甘泉, 余于《学海堂初集》大推东莞陈氏( 建) 《学部艹》之说, 粤人乃知儒道。” 粤籍学人吴岳则称誉说: “阮公初位艹粤也, ……不以粤士为卑愚, 而喜其可相与有成也。”“知公之媲浙士于粤士, 而孜孜以古训实学相励者, 上以报国家倚任, 不负生平所学, 而期待于吾粤者甚厚” 。从实际情况看, 粤省士人没有辜负阮元的期待, 他们汇聚于学海堂, 形成为一个新的学术中心, 激励奋进, 从而将广东文教推上一个新台阶。
学海堂在建制上的一大特色, 就是确立了八学长集体分工负责制, 从而有别于过去书院长期形成的山长制。由阮元发布的《学海堂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 “管理学海堂, 本部堂酌派出学长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共八人, 同司课事, 其有出仕等事, 再由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 亦不允荐山长。” 这一变革, 不仅仅是管理形式的不同, 实质上它是与学海堂的办学目标相适应的。据林伯桐所撰《学海堂志》引阮元谕云: “惟此课既劝通经、兼赅众体,非可独理, 而山长不能多设。……此堂专勉实学, 必须八学长各用所长, 协力启导,庶望人才日起。永不设立山长, 与各书院事体不同也。” 阮元此谕之意义大致有四: 其一, 表明学海堂乃多科性的、教学与研究并重的高等学府, 绝非过去那种专事制艺、应付举试的旧式书院可比。其二,有鉴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滥荐山长的积弊,防止和杜绝由山长一人专擅院政、把好事办成坏事。其三, 设八学长有利于“不立门户, 不相党伐” , 使各学长能各展所长, “各悉心力”、“兼赅众体”、“互相补苴,宜无卤莽, 各经论辩, 自可持平。” 其四,八学长实行集体领导, 举凡“出题评卷、经费支发一切事宜则轮流料理”。由于各学长在学术上各有专长, 因而他们既是学堂的行政领导人, 又是不同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专业课程的导师。课业诸生可“择师而从, 谒见请业, 庶获先路之导” 。教与学相得益彰, 这对于贯彻因材施教与广泛深入开展学术研究都大有好处。
学长制从确立之日起, 便显示出它在发挥学术群体作用以及培养优秀学术人才方面的优越性。首任的八位学长, 均由阮元亲自择优聘用, 他们在学术上都颇有建树, 在诸如经学、史志、金石、舆地、历算以及诗文等学术领域各擅专长, 在清代学坛中已占有较高的地位, 如南海学人曾钊, “湛深经术, 博稽古籍”, 精于训诂, 为嘉道时期粤省治汉学之最著者。番禺学人林伯桐, “博通今古, 兼综汉宋”, 尤精于治《毛诗》, 成为粤省士人中之“粹然儒者”。嘉应学人吴兰修, “枕经胙艹史, 无所不通”, 精考证, 工诗文, 兼擅算学, 并以舆地之学见长。他们应是学海堂首任八学长中之佼佼者。此外, 顺德学人赵均, 明数算, 测量精确, 学海堂之构建及土木工程, 皆由赵均司其事。徐荣是驻广州汉军正黄旗人, 诗、书、画俱佳。南海学人熊景星, 以诗见知于阮元, 参与修纂《广东通志》和《南海县志》。鹤山学人吴应逵及顺德学人马福安, 则以文史见长。上述学长, 有些已盛名于世; 有些虽饱学多才, 却因机遇不济尚寂然无闻, 但仍受到阮元的识拔而得任学长。这说明阮元在爱才、识才以及发掘人才上确有独到之处; 同时也使许多怀才之士, 藉学海堂而得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对于学长的业绩, 阮元也曾作出肯定的评价说: “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 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 ……规矩汉晋, 熟精箫选, 师法唐宋, 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 业有殊工, 而力有所兼,事亦并擅。” 他们在阮元的精心组合下,在学海堂里形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群体, 在振兴广东文教上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阮元主持学海堂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 但他确实为学海堂数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良好的规范。从学海堂后任诸学长的情况看, 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注重实学、精于钻研、协力启导等特色, 而且还呈现出后浪推前浪的发展势头, 其中尤以陈澧、朱次琦、谭莹、侯康、黄培芳、张维屏、梁廷木丹等人之声望最著。番禺学人陈澧享有“岭南两大儒”之一的盛誉, 于光绪初年由粤省督抚提奏朝廷予以褒奖 。他是学海堂的首批专课肄业生,以学识宏富得补为学海堂学长。其治学精博, 尤长于经史、音韵、舆地之考据与校勘, 一生著述多达一百余种 , “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篆隶无不研究。……于汉学宋学能会其通” , 成为同治年间蜚声学坛的东塾学派的创始人。然陈澧的成就, 实与阮元致力于倡导实学的思想影响分不开; 也与他曾就学于学海堂及其后任学长数十年的经历分不开。陈澧晚年受聘主持菊坡精舍, 但他所推行的基本上仍是学海堂的一套规制, 正如他自己所说:“澧既应聘, 请如学海堂法, 课以经史文笔。……吾不自立法也。” 南海学人谭莹,“任学海堂学长三十年, 英彦多出其门” 。然谭莹之饮誉学坛, 亦与阮元之识拔分不开。据《清史列传》载: 莹“幼颍悟, 长于辞赋”。时阮元督两粤, 往山寺见莹题壁诗文, 奇之, 告县令曰: “县有才人, 宜得之。”莹由此而得识拔。“逾年, 元开学海堂于粤秀山, 课士以经史诗赋, 见莹所作《蒲涧修禊序》及《岭南荔枝词》百首, 尤为激赏”。后遂被公举为“学海堂学长, 自此文誉日噪。凡海内名流游粤, 无不慕交者”。谭莹“尤工骈体文, 沉博绝丽, 奄有众长。粤东二百年来, 论骈体必推莹” 。据统计, 学海堂自创建以来, 先后任职学长者共有五十五人, 尤以番禺、南海、顺德三县学人居多 。由此可见, 阮元识拔奖掖粤省士人、振兴广东文教之意甚明, 而且着力甚深。
至于先后在学海堂里就读的士子, 数量就更多, 影响也更大。考学海堂于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开始设课授业 、道光四年( 1824 年) 于粤秀山落成堂址, 至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奉诏停办, 办学长达八十余年。仅择优录取的专课肄业生即办了16 届, 每届10 名或20 名, 共达260 名 , 而普通课业生更是难以数计, 如首任学长吴兰修就曾经提到: “阮宫保师立学海堂以广之, 兼治经解诗赋, 与课者数百人, 可谓盛矣。” 这些经受学海堂培训的学子, 大多成了振兴广东文教的精英, 除上面已经提到的陈澧、谭莹诸人外, 其他如廖廷相、林国庚、桂文灿、汪兆镛等亦学界一时之俊彦。如廖廷相为同治七年的专课生, 以治《礼记》见称, 文、史、地诸领域亦颇有成就。光绪七年补为学海堂学长, 历主金山、羊城、应元诸书院之讲席, 其后又任菊坡精舍学长以及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院长, 一生致力于推广实学、培育英才。林国庚为同治十一年的专课生,以辑佚、校勘经史见长, 对舆地学亦颇有研究, 光绪十一年补为学海堂学长。由于受到张之洞的赏识, 先后受聘任教于广雅书院和两湖书院。其晚年则主端溪书院教席。总之, 自道光后, 粤省所涌现的一批批著名学人, 绝大多数都与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即如著名学人梁启超, 在光绪十三年他十五岁时也曾就读于学海堂, 由于受到了崇尚实学氛围的影响, 遂弃帖括之学, 转而精研训诂词章, 其声名亦随之日盛, 故其后他在湖南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所制订的《时务学堂学规》, 就有不少地方参仿了学海堂的规制。而粤省境内接踵而起的菊坡精舍、广雅书院以及嘉应崇实书院、琼州五公精舍等, 亦深受学海堂办学宗旨的影响, 纷纷致力于崇实育才。因而时人对此作出了不少肯定性的评说; “公来莅粤, 以都人士少根柢之学, 立学海堂课士, 数年间文风丕变。” “粤人知博雅, 皆自此堂启之” 。也有学者把学海堂誉为“萃文苑之精华, 据儒林之名胜”, “以造就我粤人才之地”,“课以造士, 拔其尤者, 加以奖励, 人才已蒸蒸日上矣” 。由此可见, 阮元通过创办学海堂, 汲纳、识拔和培育了大批粤籍学人, 致使英才辈出, 著述益丰, 为改变一度流于空疏浅陋的士风、文风、学风, 为振兴广东文教确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
主修《广东通志》, 是阮元为推动广东文化发展而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所谓“国无史无以明治乱, 县无志无以明兴革” , 地方史志的编纂, 其重要宗旨之一是为政治与经济服务的, 但它本身又是一项规模巨大的文化工程, 也可以说是一部全面系统的百科全书。举凡一地之历史沿革、政制变迁、天文地理、山川名胜、人物教化、物产资源、风土人情、文化遗存等等,无不尽收入书。就学术范畴而言, 它涵括有史学、志学、文学、舆地学、天文学、考据学、金石学、音韵学、民俗学等广泛领域。因而通过修志, 既可充分发挥学人的学识专长, 又可培育出更多的学术新人。所谓“盛世修志”, 既反映一个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繁荣, 同时也有力地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
阮元是在嘉庆二十二年( 1817年) 奉旨调补两广总督, 次年即“奏纂《广东通志》” , 可以说是下车伊始, 即把修志作为一件大事提到了日程上来, 在时间上甚至比创建学海堂还要早,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乾隆帝早在乾隆二十九年就曾发出上谕指出: “《一统志》自纂修竣事以来, 迄今又二十余载, 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亟应移取各省通志, 重加纂辑以成全书。” 但此事一直被拖延下来, 直到嘉庆二十三年国史馆为完成《一统志》的重编任务, 遂行文各省, 要求呈送本省通志以备“采择”。阮元在《广东通志》告成后的奏疏里也曾提及: “《广东通志》年久未修, 经会同前抚臣李鸿宾奏明续行纂辑, 以便国史馆采入《一统志》内。” 可见两者相对应的。
其二, 从《广东通志》以往纂修的情况看, 也亟须重新纂辑。考广东之有通志,实始于明代, 共有三种: 一为嘉靖十四年( 1535 年) 任职广东巡按御史的奉化人戴王景主撰, 共40 卷, 但已稀见。二是香山学人黄佐主撰, 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 1557年) , 共70 卷, 质量尚好, 但存本在清代已极稀。三是南海人郭木非主撰, 成书于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年) , 共72 卷, 体例尚精审, 然亦已残缺。清代纂修之广东通志,在阮元重修前亦有三种: 一为康熙十二年( 1673 年) 刘秉权修纂, 共30 卷, 已佚。二是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年) 金光祖修纂, 亦30 卷, 已稀。三是雍正八年( 1730 年) 郝玉麟修纂, 共64 卷。也就是说, 在《阮志》之前, 广东省志已有近百年未有续修,而清王朝曾规定各省府州县六十年须作一次修志, 以便及时反映一个地区的发展变化。正如阮元在《广东通志•序》所陈述的: “及阅《广东通志》, 则犹是雍正八年郝中丞玉麟所修, 书仅六十四卷, 《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一年竣事, 体例牛氐牾, 未悉订正。且迄今九十余年未经续纂, 若再迟则文献愈替, 是不可不亟修纂矣。”因此他到任未久即提出修志不是偶然的。
其三是与阮元本人具有宏富学识、热心文化事业分不开。对于修志的意义, 阮元当然十分清楚, 并且身体力行。早在任山东学政时, 他就修撰了《山左金石志》。其后在浙江任上又修了《两浙金石志》, 并主持重修《浙江通志》。所以即使没有国史馆之行文, 阮元督粤后也必然会将中断近一个世纪的《广东通志》编纂工作重新组织起来。
事实上阮元并没有把重修《广东通志》看成是例行公事, 而是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认真对待, 这一点可以从他精心挑选编纂人员、组织编纂班子看得出来。当时任总纂之责者四人, 即海康学人陈昌齐、番禺学人刘彬华、江苏甘泉学人江藩和南海学人谢兰生, 他们都是学识宏博的硕学名彦。如陈昌齐, 生平精考据及舆地之学, 亦以天文、测算、音韵学见长, 著述甚丰。曾任翰林院编修、“三通馆”纂修、“四库馆”校勘等职。晚年归里纂成《雷州府志》与《海康县志》, 其修志之经验相当丰富。刘彬华亦曾官编修, 先后主端溪、越华书院讲席, 素为粤省学人所敬重, 以诗文见长, 著有《玉壶山房诗钞》, 辑有《岭南群雅集》。在研学中尝留心志事, 阮元以其熟悉粤地掌故而礼聘为总纂。他在纂省志的同时, 纂成了《阳春县志》与《阳山县志》, 可见刘彬华也是一位长于修志的方家。江藩是总纂中唯一非粤籍学人, 无科名, 只是监生, 但他博览群经, 以治戴( 震) 、惠( 栋) 之学著称,撰有《汉学师承记》及《宋学渊源记》, 实为清代经学精辟之作, 并由此而知遇于阮元, 曾应阮元邀请, 纂辑《扬州图志》及《扬州府志》, 其后又负责校补道光重修《仪征县志》, 可见江藩亦以修志见长, 他之被聘任粤志总纂, 说明阮元识拔人才不重科名而重学识。谢兰生亦博学多才, 以诗文书画见长, 为当时粤省著名的鉴藏家和教育家, 迭主粤秀、越华、端溪、羊城四书院讲席, 以作育英才而受阮元赏识, 故得以共襄纂修省志之盛举。
至于分纂则有十一人, 即吴兰修、曾钊、吴应逵、崔弼、刘华东、李光昭、郑灏若、余倬、马良宇以及胡亻尊、方东树。除胡、方二人为安徽学人外, 其余九人均为粤中名士, 他们大都成为其后阮元创办学海堂的学术骨干, 像吴兰修、曾钊、吴应逵更是学海堂之首任学长。来自安徽的方东树, 虽然只是生员而未有科名, 但他博览经史, 兼擅诗文, 以撰有《汉学商兑》而在经学研究上独树一帜, 是书实为驳议江藩之“汉学宋学相峙说”而作。故方东树之被选任分纂, 并与江藩共事, 实体现了阮元不拘一格选人才和提倡学术自由探讨的精神, 而这些都是发展学术和文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除上述总纂、分纂诸员均为学术湛深的学人外, 就连总校、分校诸员, 亦无不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一点, 阮元自己就讲得很清楚: “凡总纂、分纂、采访、校录、莫不肩任得人, 富于学而肯勤其力。” 正由于阮元本人学问宏博, 对修志事宜又极关注; 而参纂诸员亦多为饱学之士, 彼此通力协作, 故纂修之进展十分顺利, 历时仅三载, 于道光二年( 1822 年) 成书进奏。阮修之《广东通志》共334 卷, 470 多万字, 分为训典一; 表四( 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 ; 略十( 舆地、山川、关隘、海防、建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 ; 录二( 宦绩、谪宦) ; 列传八( 人物、列女、耆寿、方技、宦者、流寓、释老、岭蛮) ; 杂录一。全志旁征博引, 内容翔实, 考订亦相当精确, 其价值早已为学界所肯定, 被称誉为粤省志中之“善本”, 也称为《阮通志》。当时足与《阮志》媲美者, 惟谢启昆所纂之《广西通志》, 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说: “两广通志, 实为全国省志之冠冕”, 实非虚言。崔弼更是把阮元之修省志与兴文教联系在一起, 他说: “我阮公督粤之始, 即集诸儒纂修广东通志, 视前《黄志》、《郝志》详加纠正, 搜讨最精。粤东百年文献赖以不堕, 此公文教之始也。”事实上, 阮元通过修省志, 不仅为其后创建学海堂积聚了雄厚的学术力量, 而且也极大地促成省内各地的修志热潮, 并推动着各项学术研究的蓬勃开展, 其意义实不应低估。
三
大量刊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以及当代学人研究成果, 是阮元为推动广东文化发展所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 也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考清代道光以前, 粤省不仅文教风气闭塞, 而且藏书、刊刻亦严重滞后。粤省士人早已指出: “粤省虽号富饶, 而藏书家绝少”, “其藏书至万卷者, 更屈指可数” , “本省刻板无多”。即使在康乾盛世, 广东之刊刻典籍亦廖廖无几, 与全国之差距实在很大。这种情况自道光开始发生激变, 可以说, 道、咸、同、光四朝, 是广东校刻典籍的鼎盛时期, 不仅成果丰硕, 而且影响不限于省内而及于全国。这一切都与阮元重视文化建设有关。
阮元本人学识渊博, 实得益于典籍, 所以他一向将刊刻典籍放在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道光十三年他七十岁时, 曾对自己大半生业绩作过一次简单总结, 其中有几句提到: “回思数十载, 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 万绪如云烟。役志在书史, 刻书卷三千。” 可见在阮元心目中, 显赫之宦途与政绩, 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瞬即消逝; 只有精研书史及“刻书卷三千”才足铭记, 并感自豪。
其实阮元之重视校刻典籍, 藉以弘扬传统文化, 并非始自督粤时期。早在嘉庆元年他初任浙江学政时, 即已选辑、校刻了几部大型的江苏诗集, 如《两浙车酋轩录》、《淮海英灵集》、《江苏诗征》等, 辑录诗家之作少者近千家, 多者五千余家 。此外,还延请知名儒士数十人, 编纂刊刻大型训诂典籍《经籍纂诂》, 将十三经和唐以前许多重要典籍的古注及汉晋以来各种字书百余种汇编在一起, 对推动经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并为其后创建著名学府诂经精舍奠定了基础。嘉庆二十一年, 在江西巡抚任上又刻成《十三经注疏》46 0 卷。是书以宋本为底本, 参照了1 26 种版本进行对校。并吸取了历代诸家的校勘成果, 使唐宋诸家大义多涵括于中。可见阮元在督粤前, 在刊刻典籍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阮元在粤督任上所进行的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一项将教学、学术研究、充实图书资料、广泛刊刻典籍结合起来, 为培育人才和发展文化服务的系统工程。因而在学海堂建成后, 便立即组织人力开展大规模的典籍刊刻工作, 他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辑刻《皇清经解》,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皇清经解》实际上是《十三经注疏》的续篇。据夏修恕《序》云:“《皇清经解》之刻, 乃聚本朝解经之书,以继《十三经注疏》之迹也。”( 二) 弘扬当代经学研究成果, 保存文献以免失佚。对此, 《夏序》亦提及: “我大清开国以来, 御纂诸经, 为之启发, 由此经学昌明, 轶于前代。有证《注疏》之疏失者; 有发《注疏》所未发者; 亦有与古今各执一说以待后人折衷者。国初如顾亭林、阎百诗、毛西河诸家之书, 已收入《四库全书》, 乾隆以来惠定宇、戴东原等书亦已久行宇内, 惟未能如通志堂总汇成书, 久之恐有散佚。”( 三) 出于课士育才的需要。即“宫保总督阮公立学海堂于岭南以课士, 士之愿学者苦不能备观各书, 于是宫保尽出所藏, 选其应刻者付之梓人, 以惠士林” , 所以《皇清经解》又被称为《学海堂经解》。以上三点, 无不是从促进文化发展出发的。
辑刊《皇清经解》是从道光五年八月开始, “编辑者为钱塘严厚民( 杰) ; 监刻者为吴石华, 校对者为学海堂诸生。福( 阮元子) 在署总理收发书籍出入催督刻工诸事” 。至道光六年六月阮元奉调云贵总督时, 历时虽未及一载, 但“已得成书千卷”, 可见进展是相当快的。阮元离粤时特留足经费, 委托其门生夏修恕接办, 严杰仍总司编集。至道光九年十二月, 全书刊刻告竣, 辑录自顾炎武以下解经著述70余家、180 多种, 共计1400 余卷 。《皇清经解》实为清代学术精华之重要汇编本, 也是对乾嘉汉学的一次全面性总结 。它对于弘扬清代学术、特别是对推动广东学术研究及刊刻典籍的发展, 影响极其深远。梁启超曾经评说: “阮芸台督粤, 创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 于是其学风大播于吾粤。道咸以降, 江浙衰而粤转盛。” 从当时情况看, “江浙衰”只是相对而言, 而“粤转盛”则属实无疑。
此外, 阮元早年动手辑校的《江苏诗征》, 实际上是在广东进行最后的删订校正, 共183 卷, 于道光元年七月刻成刊行。道光三年正月又刻成自著之《手研经室集》,共四集40 卷。道光四年三月复刊刻焦循之《雕菰楼集》24 卷、附录2 卷。可见阮元在粤期间, 他致力于刊刻已蔚为大观, 而其风所及则更为深远, 未因其离粤及谢世而中辍。
事实上广东之校刻典籍, 自道光初年由阮元启动后便持续出现高潮, 其后无论是官刻还是私刻, 大多与阮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像阮元创办学海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成为广东刊刻典籍的中心, 前后刊刻的著述多达30 余种, 除上面已提及者外, 尚有反映学海堂生员优秀研究成果的《学海堂集》, 前后四集共90 卷; 以及《三通》450 卷; 《两汉记》6 2 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 0 卷等。在私刻方面也十分突出, 如以南海富商伍崇曜名义辑刻的《粤十三家集》182 卷、《岭南遗书》343 卷、《粤雅堂丛书》千余卷等, 其实都是由学海堂学长谭莹总其成 。其它如吴兰修辑《岭南丛书》13 卷; 林伯桐辑《修本堂丛书》93 卷; 陈澧撰《东塾丛书》34 卷; 张维屏撰《张南山全集》14 6 卷; 梁廷木丹撰《海国四说》1 4 卷等均先后私刻刊行, 而他们都曾任学海堂学长, 是阮元识拔或培育之英才。可见阮元对推动广东典籍刊刻的发展以及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贡献很大,影响深远。
阮元督粤近十年, 对广东文化建设可谓殚心尽力, 业绩历历在目, 故粤人感戴之情溢于言表。学人张维屏曾撰公启说:“阮文达公学术夙本于经术, 儒宗并领夫词宗。……取学海之义以建堂, 士林获稽古之益。……《经籍纂诂》百十卷, 悉古训之精华; 《皇清经解》八十家, 实艺林之渊岳。岂徒岭南纸贵, 已看海内风行。公手研经有集, 著述等身, 而独举二书者, 则以此二书能阐发乎群经, 而皆开雕于东粤者也。他如纂《广东通志》……凡诸措置, 无懈宣勤。” 这段评说, 对阮元创学海堂、纂《广东通志》、刻《皇清经解》三件大事力加颂扬不是偶然的, 因为三者都关乎实学在粤省之扬播, 这无异是一次重要的文化复兴, 也是广东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故阮元在离粤赴滇时仍谆谆告诫说: “讲学是非宜实事, 读书愚智在虚心”, “此二语乃实学、虚学之关键, 最为紧要。” 正是由于阮元竭尽心力缔造了一个以弘扬实学为宗旨的学术群体, 从而促成了一代学风的转变。从育才上看, 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虽说是不同的“三代”, 但仍一脉相承。从刊刻典籍上看, 学海堂、广东书局、广雅书局, 虽是三个不同阶段的刊刻中心, 但播扬实学的宗旨却未变, 以至“咸同以降, 粤学之盛, 度越中原” 。说明了广东文化的整体水平已基本与中原并驾齐驱, 从而有利于中西文化之融汇、有利于广东地区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方面,阮元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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