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通工具的发展与特色
关于交通工具的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工具的种类与制作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尽管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交通工具显示了一定的原始性与落后性但另一方面,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因地制宜,在交通工具的制作上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中国古代交通工具制作发展史上,至少提供了许多的内容和借鉴。
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由于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其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划分为水上与陆上两大类型。
水上交通工具当以舟船为主。华南地区,河流众多,雨量充沛,因此本地区的交通以水上活动为主。以广西地区为例,根据考古的发掘,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桂江、贺江、融江、柳江、郁江、得江及其支流的河岸之地,而其它远离河岸的地区则较少发现。或许说明了古代华南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靠近河溪的山丘台地,通过河溪取得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特别是古代华南地区,山高林密,虎狼出没,盗贼成群,行旅难安,水上交通活动似乎相对较为安全。如明清时期的粤北山区, “自洗口至连州四百余里,径路艰险,商旅不敢陆行,行必从水”。所以舟船自然成为古代华南少数民族传统而又重要的交通工具,其制作也是别具一格。
首先,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舟船制作,形小体轻。如广西贵县罗泊湾M1:11 号铜鼓胸部所饰的四条船纹,船身浅狭呈弧形,两端高翘象鸟首鸟尾,船上绘有两人,皆椎髻,一前一后,坐而划桨,大有轻舟飞渡之状。同时出土的M1:10 号大铜鼓胸部船图,则属祭祀图。虽然舟船体型相对较大,六条船纹首尾皆饰以前后相对的鸟首鸟尾,整个船身如两鸟对飞,尾有舵,下有锚,船上一行六人,椎髻或椎髻垂长发尾,船首一人主持祭神仪式,中间四人划浆,船尾一人掌舵,主要还是体现了轻舟若飞的特色。从出土文物实物中所反映的情况,说明了古代华南少数民族水上交通工具,主要呈形小体轻,适应性强,灵活机动的特点。
古代华南少数民族水上交通工具形小体轻的特点,主要与华南水文地理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处于流域上游,边远山地,一般水文状况较为恶劣,水浅浪急,滩多石乱,使用灵巧轻便的水上交通工具较为合适,如“宜章登舟即古所称拢水,两岩咸石,颇似巴江,以其似龙然,故称拢。然水小而险,最善坏舟,不数日而达广之韶,其势甚速,然仅可用作炸锰,力不能载十石,不若蜀舟之大也”。与恶劣的水文状况相适应,便把交通工具与行舟之人,称为“纸船铁人”.有云: “上江自凌、侦、徨,或诸水以下至清远,一路滩高峡峭,山多乱石,一折而过,势如矢激,故曰纸船.其逆崩流而上者,触崖触势随石回旋,撑者钩者数人,牵者数人,牵者在限岸或怪石间,为深林密等所蔽,前后不相顾,舟子虑其或过或不及,冲陷石棱,则终日大叫,叫且如哭,如相杀声,一一楼酸郁怒,或于石告哀,或与民拒敌.其船乍前乍后,前者如暴虎,后者如搏熊,一篙失势,舟破碎漂没,入于涡盘矣,故舟子非强有力者不能胜,故曰铁人”。可知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地区,水上交通工具的发展,在形制上主要受到水文地理的限制,所以舟船一般只能作为短程或小容量的运载工具。对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少数民族地区,类似的小型舟船,还是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一般的交通需要。直至明代琼州一带,“虽东西有拜铺,昼夜通衙,然商贩安于便捷,未免由舟”。
其次,舟船制作方法奇特实用,反映了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在交通工具制作上所具有的工艺技术与智慧。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利用茂密的森林资源,制作水上交通工具,在工艺上因物而异,选料而制,根据不同的原料特性,制作不同的水上交通工具配件,体现了丰富实用的技术经验与特点。如有科藤, “围数寸,重于竹,可以为杖,蔑以缚船”。或有枕榔, “树似棕桐,中实,其皮可以作埂,得水则柔,胡人以此联木为舟”。一些植物不仅可以缚船,还可以制作一些舟船的重要部件,如海南地区或有黑棍, “坚重沉水,取为车轮、船舵最良,红枉稍劣”。
古代华南少数民族水上交通工具的制作,不仅表现在原材料利用的多方面、多方向,而且其工艺制作上也具有一定的奇特性与先进性。唐代岭南地区,在“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枕榔须束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 ,因为枕榔树, “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涨而韧,故人以此缚船,不用钉线”。而橄榄糖,则是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场,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牢于胶漆,盖水益坚”。宋代华南少数民族的藤舟,也是一个奇特的工艺技术典型。有谓: “深广沿海姗军。难得铁钉桐油造舟,皆空板穿藤,约束而成,于藤缝中,以海上所生茜草,干而窒之,遇水则涨,舟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皆贩用之”。可知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独特的造船工艺技术方法,不仅应用于内河内江等小型船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进步,也被吸收应用于沿海较大型的海舟制作中,而且这些特殊的传统方法,还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直到明清时期,仍不失其实用性。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特殊造船工艺技术,在中华民族的造船工业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再次,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水上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水上交通工具或交通方法。如舟船联单为双,即把单船合二为一,以增大船载能力,也可提高舟船的稳定性,有谓: “舟自宜章下平石者,曰单船;自平石下六珑至乐昌者,曰双船。单,小相也,双,大舷也。六拢,名武溪,或以为即马援门生所歌武溪深者水最湍怒。舟上下殊石,单船小木易漂没,故必有双船,其力能与石斗。船胜石则生之机,石胜船则死之机,固娇南之绝险处也。双船兼二独木为之,形若俘搓,单者止剖一木”。这实际上也是原始的双体船,或是单体双连,一般是在大船后面配置小艇,广西地区, “江海巨舰,舵尾多曳小舟,名脚划,所以备浅流登涉之用,漓江舟少,大者亦曳小舟,名脚艇”。
除了舟船等,还有一些简单而又常见的水上交通工具,如木筏、竹筏等,主要以竹木编扎而成。类似的交通工具,适应了华南地区交通地形复杂的自然环境。
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与生产活动中,水上交通还是具有一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因地制宜所制作的一些水上交通工具以及某些造船工艺技术,具有深厚的地方民族特色,简单实用,更为中国古代造船工艺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经验和借鉴。当然并不是说,古代华南少数民族水上交通工具的制作就具有很高的水平。总体而言,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水上交通活动,相对来说还是较为落后。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的水上交通活动主要是以人力为主,对自然力和机械力的直接应用则较为稀见。这种状况直到明清时期仍没有多大改观。明代在左右江地区,有大壬滩,其“江中峭然无行船,岸多丛篙篙,其路通诸蛮洞,虽逆流不可挽缆,惟以高槽施中流焉”。特别是在滩险流急的江段,劳动强度非常之大。粤北山区, “其上乐昌拢者,率以双篙穿舟,腰之而上。舟子谣曰,朝穿腰,暮穿腰,篙如铁一条。又曰上滩篙在手,上拢篙在腰。其上乐昌滩者,舟上为藤圈于舟旁,篙在圈中,二人肩篙以行,名肩舟,舟行以肩,亦曰肩舆”。交通工具的使用方法,主要还是依靠人力及经验。另一方面,一些水上交通工具,其形制尚为落后,宋代广西,“江行小舟,皆剖木为之,在面阔六七尺者,虽全成无罐,免绣枷之劳,钉灰之费,然质厚迟纯,忽遇大风浪,则不能翔,多至沉溺,要不若板船虽善不能为矣”。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山区水文状况恶劣,更阻碍了水上交通工具的改进发展。如广西平南县大同江,其“浅者濡足可涉,舟揖所不能施,土人每剖木为舟或编竹筏网鱼”。
另一类则是陆上交通工具。一般来说,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在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多以畜力工具为主,而在地理条件较差的地区则多以人力为主。
畜力以牛马为主,同样体现了地方民族特色。1972年广西桂平县江口中转站收购一面东汉时期的牛撬骑士、鹭鸟羽人纹铜鼓。鼓面有一牛拉撬骑士立体装饰,牛与撬长8厘米。撬的前后基本平行。两侧是两条长木,前端用一扼木联接起来,套在水牛颈背上。表现了古代华南少数民族,以牛作为运载工具的特点。在古代华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牛似乎是专用的或主要的交通工具,与其他汉族大多数地区,牛以耕作为主,交通运输为辅的特点,似有明显之别。这大概是与古代华南少数民族以刀耕火种为主的生产形态有关。牛耕的作用相对失色,而转而以交通运输功能为重。而且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地区山路崎岖,以牛作为运载工具相对较为稳妥。所以华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牛,其动作也较为灵巧。可能是由于牛的活动习性改变,从而变得更为灵活。有些牛种,更表现了良好的交通运输能力,如有梅牛, “顶上有骨,大如覆斗,日能行三百里”。
此外,古代华南少数民族也以马作为重要的陆上交通工具。如著名的果下马, “土产小骊也,出德庆之拢水者为最,高不逾三尺,骏者有两脊骨,故又号双脊马,健而善行,又能辛苦,拢水人多孽牧”,其“能负重凌高踢险,轻疾若飞”。但总的说来,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地区所产之马普遍较为质劣。如横州, “马亦多产,绝无大而骏者,上产一匹,价不满五金,又有海马,云雷廉所产,大如小驴,银七八钱可得一匹,亦有力载负,不减常马”。又“马产于海南者极小只可件之驴骡,而身稍长耳。毛片不殊于中州,当少剪综时,极骏可受,然骑则无长力”。不仅马的品种与其他地区有别,而且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某些与马行载有关的附属工具,也表现了一定的地方特色。有谓 “蛮人马鞍,与中国鞍不相远但不用特,唯有桥蹬贴腿耳。桥,朱黑相漆如犀昆纹,橙如半桦,藏足指其中,盖瑶人路险,马行荆棘,惧伤是足,贴腿以包皮,下亦用毡以传马脊。后靴旋木为大钱数十枚诛贯而系之,如骡驴然,鞍皆大,宜于马脊,但前桥差低耳”。
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交通活动,其畜力利用多为直接骑用,很少作为拉车之用。虽然广西贵县、梧州、合浦、平乐等地汉墓曾出土了车马饰件和陶车模型,说明了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应该有牛车、马车一类的交通工具。但似应是作为汉族地方官员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代步之用。如梧州云盖山东汉墓出土的陶车模型,为一辆牛车,拉车的牛带扼,车厢为长方形,卷蓬顶,左后侧开有小门,车厢内前方端坐一俑,俑戴高冠,持园扇忿,能享受畜力车辆工具,显然非一般下层少数民族,当为上层人物。
人力的交通活动,主要表现为步行,以人力运输背载物资,这在地理环境较差的地方较为常见。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人力运输,多以头背负重而行。近代民族学的材料,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瑶族盛行背篓。由于地理环境所限制,过去瑶族不论男女均用头部着力背负,背的工具为竹篓,因专用于背负,称为背篓。肩提运输直至近现代才开始,但并不普遍,据说是由于山路崎岖不平,肩挑难于行走的原故。可见头背负物之盛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与交通意义。甚至有些地区少数民族妇女,也以挑夫为业。有云 “粤西地膺民穷,乡妇女率大足,肩挑负贩,与男子同。柳州来宾一带,有肩舆为生者,如坐客为男,二女肩舆为坎,坐客为女,前女后男,肩舆为震也,统名为八卦轿”。既反映了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妇女吃苦耐劳,同时也说明了在一些地形险峻的地区,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人力工具从事交通活动。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即使外出探亲访友,有些地区也只能徒步而行,廉州白花瑶,“离本府约四百余里,此外向化夷人团结住,山路险峻,人烟稀少,仅可徒步相通”。又“高州妇女多椎髻跳足,每人城市,负小儿以行,儿郎于背上酣睡”,反映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交流联络,生产运输,长期存在着路途艰远,交通落后的困难状况。当然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以轿代步。如黎族“恍榔作轿杠为宜,紫色百花细者佳”,轿杠之制作当以轿之交通工具已出现为前提。一般可能是较上层人物所享受或在喜庆时偶尔用之。
以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地区水上与陆上交通工具相比较,似乎水上交通工具较为普遍,也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可能是因为陆上交通工具主要应用于崇山峻岭,主要以人力而为,受生产力限制与地理环境影响较大。而水上交通工具,虽然也是以人力为主,但水流、风向等自然力的无意识应用也不可忽视。因此,古代华南地区,水上交通工具的利用价值,无论从速度、容量、可靠性都相对较为优越。再者华南地区河溪遍布,也为水上交通的普遍利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古代华南少数民族水上交通工具较陆上工具更为先进,应用更加普遍。
二、交通活动中的民俗文化
交通民俗文化,乃是指与交通活动有关的民俗与风俗习惯,交通活动,既是地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同样也与民俗文化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古代华南少数民族交通活动中所表现的民俗文化,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某些与交通有关的生活民俗最典型是瑶族。有云 “其人耐寒暑,善走险,精药弩,惯捕猎,儿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跟跟,虽践积棘乱石终不能伤,或仿儿童著长齿木屐转石债上日十数回,登山惮其习惯,健如援揉,平民莫能及。”由于瑶人主要聚居于崇山峻岭之中,地形复杂崎岖,而且瑶民生产活动,除了刀耕火种外,还兼事渔猎采集,需翻山越岭,以维持生计。只有从小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养成坚毅的意志与体魄,才能克服恶劣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困难。这也是适者生存在交通民俗文化上的反映。除了瑶民之外,广西的某些憧人,也有类似的民俗文化生活习惯。广西庆远府, “憧人善走,生子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足底,使痛痒皆无所知,故履险如平地也。”可见类似的交通民俗,在华南少数民族当中,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另外,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少数民族出行时,一般都配备随行器具。类似的器具也颇具民族特色,表现了一定的交通民俗内容。如陆川谣, “每出行男女皆携葫芦为饮器。”特别是在一些山高林密之地,蛇虫虎狼出没无常,常有伤人之虞,所以防患于未然,出门携带一些防护性工具,也成为某些少数民族交通民俗文化的特点之一。黎族,有云 “黎桐多大蛇,性最淫,妇人遇之辄为所伤,然见穿山藤条则伏面不敢动,故黎妇出门皆带藤条防之。”又云 “总管木,红紫色,中间有黑斑,可避恶兽诸毒,故名总管,黎人每于身间带之,遇中兽毒,研末敷之即消。”或有配备一些攻击性武器,作为防备, “深山多恶兽,能伤。黎人每出必带弓箭,佩小刀所以为防也。”
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交通民俗文化,还表现在一些马市马会中。类似的马市马会,既是交通工具展销的良机,也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游艺乐趣。如果下马, “拢水人多单牧,岁七月十五日,则尽出其所蓄,合江上驰骋角逐,买者悉来聚观,会毕,即议作交易,它日难得矣。”一些与交通有关的地名或传统,作为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反映了民族地区的交通历史或交通状况。如廉州射马岭, “灵山官道经其下,山高耸多石,行者于必下马,曰卸马。”铜船湖, “相传马援铸铜船五只,一横于此,四只将过海征林邑。”又海南琼山, “县北十里白沙津,商舟所聚处也,然浅窄不通大舟,每夏秋多发咫风涛之虞。宋自熙宁中签师王光祖以来累欲穿港而未能,至淳右戊申,咫风大作,夜忽自冲成港,人以为神,因名神应港。”另文昌县石栏港,在“县北一百二十里迈犊都北岭东山下,乱石生出海洋,中阑涨海水,中开三门,商贾舟过最为险要,俗呼鬼叫门。”类似的传说,对于古代华南少数民族交通历史的发展与交通地理环境状况,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旁证,具有深刻的交通民俗文化意义。
在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交通民俗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内容也十分丰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文明文化的开发程度古代华南少数民族不得不在出行之时,把平安到达目的地的希望或对亲友的良好祝愿,寄托在天地神灵的保佑庇护上,因而产生了各种与交通有关的宗教文化信仰及禁忌等。如 “瑶俗负物男以肩,女以首,谓男首系狗王头,女肩则高辛公主金肩,故皆贵之。”这大概是祖先崇拜在交通民俗文化上的反映。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交通民俗文化,所表现的宗教文化现象,大体上可划分为若干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宗教迷信取舍交通设施。史载 “容州大江东往,中贯域流,水而千尺,旧有长桥以济往来,名曰骆驼,五代前州刺史以阴阳之说,且水声激桥不利,州人辄毁桥易舟,求试阴阳之术。五代之内,未见其利州人往来者,舟揖不便,于是再欲经营,力乃不及,郡人苦之。”
二是在一些交通工具的制作地点建立有关庙宇,以祈福保佑。廉州九头岭, “其南麓有天妃宫,旁有船厂,云昔人于此造海舰。”又“助化庙在府治北半里,为造海船建成化十年,知府刘炬折毁,今乡人复立。”
三是每当陆行水涉,常先祭诸神而后行。宋代万安年, “城东有舶主都纲庙,人敬信祷卜立应,舶舟往来,祭而后行。”心特别是途经某些险要之地,祭拜之时,更有诸多禁忌。“曲江县与武水合处,其险曰新渔,有太守周听庙,即开此渔者,后人放鸡散水以祈福,忌湿衣入庙云。”又广西地区, “未至横七十里,地名古江,有古江巡检司并乌骤在焉,其地有乌蛮滩甚险,过此未有不心骇魂夺者,其滩有六,延亘三十余里,日鬼持航、马槽、疑壁、龙门、雷壁、三鬼。马槽之险之尤者,泻声如雷。响辙数十里,滩上有马伏波主都纲庙在,门右以铁锁锁木虎,云不锁,则夜出伤人,过滩者必牲酸告庙,又以生鸡血滴虎头。”而且祭拜形式多样,此庙在乌蛮滩北麓因意有纪彰汉新息候马援之功,又称为候庙。 “凡上下滩者必问候,候许乃敢放舟,每岁候必封滩十余日,绝舟往来,新舟必碟一白犬以祭。”时此为水路之神灵。陆路所行,也须拜祭神灵保佑。梧州,有“冯真君庙,灵爽颇著,小青蛇十余金色灿然,尺许,盘结栋宇及待从腰岭间,竟日不动,去来莫如其踪,士大夫经必祷祠下,或云神能遣蛇相护。”
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信仰民俗,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祭拜之神,多为公共神,不管何族何人,在交通活动的运作过程中,其宗教信仰的对象及程序大体一致,只有因地而异,并非因族而异,因人而异,即使汉族士大夫或地方官员,也人乡随俗,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交通信仰习俗。这说明地域分异,并没有给各族之间的精神信仰与精神心理上产生较大的隔阂,至少在交通宗教信仰问题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认同性,不管何方神圣,任何人都行之则祭,祭之则安。综上所述,古代华南少数民族交通民俗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透过这些民俗文化现象,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活动与交通运作。这就进一步表明了交通活动既是生产活动,也是经济活动,而且还是民俗文化活动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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