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位于中国大陆南疆滨海之区的广东, 有着早期人类生存开辟的悠久历史.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 东西南北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便开始出现了.可上溯到父系氏族公社形成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岭南的原始人群落, 只能独自活动在这块可供采集捕捞为生的土地上. 古代广东地旷人稀, 且多密林深谷和沼泽, 北被峻峭重叠的五岭所阻隔, 与中原交往不易, 难以接近肇源于黄河流域早已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古代文明. 而南面烟波浩渺的汪洋大海, 更是茫茫不可窥测, 属于既不可即亦未能知的另一世界. 就那个历史阶段而言, 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滞后, 乃是无可讳言的史实.
早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代, 作息在岭南地区的众多原始部落, 虽已开始形成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原始民族, 并与北方和中原地带的部落联盟( 华夏族的前身) 有过某些联系. 但应该承认, 那个时期的岭南仍是化外的从属部落.
之所以要不嫌辞费地倒叙几笔遥遥数千年前的岭南人的历史足印, 是因为我们要认识和研究发生在南粤大地上的早期文化, 不能不首先认识和研究这种从本质上说来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最基本的文化现象——民俗. 民俗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 伴随历史发展过程而产生和变化的、足以沟通过去和现在、反映人群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作用之状态的文化. 当“广东”这一地理名词还没有被提出和被使用之前, 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作息的岭南先民, 就有了他们自己的民间习俗, 因而也就有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
二
早期广东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已如上述. 直到唐代, 帝国京都已是“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的锦绣繁华世界, 而在这远天之南, 却还是令诗人胆寒的“日夜清明少, 春冬雾雨饶. 身经火山热,颜入瘴江消”( 唐.宋之问诗《早发韶州》) 的所谓化外之地或曰瘴疠之乡.
但这种由自然和地理环境造成的劣势, 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和地区的逐渐开发, 却于不知不觉中向优势转化. 这种转化, 原先应该说是一种十分缓慢和不自觉察的过程, 像一颗深藏于土中的种子, 它在发芽前是不为世人所知的. 只是愈到后来, 才愈被人们所认识, 变成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自觉行动. 今天我们比古人有幸, 得以从岭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极其漫长曲折的过程中, 仔细寻找历史的轨迹.
岭南先民早在4500年前, 已开始栽培稻谷, 产生了以锄耕业为主饲养业为副的原始稻作文化. 原广东( 包括海南岛) 属热带、亚热带气候, 太阳辐射热量大, 日照充足, 雨水充沛, 冬短夏长, 大部分土地都可一年二熟或三熟. 东汉人杨孚著《异物志》记载, 汉代广州已有一年两熟稻的耕作. 明中叶起, 又发展了各种冬种杂粮和增加了农作物品种, 从而在比较广阔的区域内形成了包括各种作物在内的一年三熟制. 明清时期, 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已成为广东主要的产粮区, 同时, 养蚕种桑也渐普遍, 珠江三角洲从明末起就出现“桑基鱼塘”的科学耕作制度. 经济作物的发展, 又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材料, 推动了榨糖、丝织、织布、制葵、织席等业的兴起, 继而带动水果和烟叶的生产. 由于经济作物的生产比单纯种粮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广东不少地方随其“ 土地所宜, 争以为业”, 许多农民“依香食果”、“依花为业”或“依食于茶”. 突破了单一种粮仅堪自给的小农生产模式, 促进了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们从汪灏等著《广群芳谱》一书可以看出, 当时广东人除经营水稻外, 还拥有种植桑麻、蔬菜、果木、花卉、药材的系统知识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稻作文化, 因而具有许多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以上有关人们生产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情况, 是岭南文化产生与发展所依托的重要物质背景, 也是构成广东民俗文化内涵特质的一种基因.
三
公元前214年, 秦统一六国后, 在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郡, 派驻大批秦军。随后又流放数十万中原“罪人”“与越杂处” , 把岭南正式纳入封建中央政权的统治, 接受中原文明的教化。秦亡汉立, 原秦置南海郡龙川县尉赵佗乘时而起, 建立了南越王国。一切政令措施, 民风教化, 仍与汉王朝保持一致, 自此南越族与华夏族有一个将近百年的和平共处的稳定时期。南越人接受来自中原的汉民族文化的重塑, 接受汉王朝的典章礼仪和代表较高文明的生活方式, 使原始的稻作文化得到大步提高。东汉以降, 中原地区多次发生大的分裂与战乱, 大批中原人避乱南迁。尤其是宋元之际, 长期的战争给中原以至江南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而广南两路( 即今广东省境与广西)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及其未垦的可耕土地, 吸引来大批中原和江南人口, 使广东人户迅猛增长, 至清代已多达2000万人, 大范围地改变了岭南的人口构成格局, 也加速了土著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化进程, 从而提高了岭南整体社会的文化素质。同时应该指出的是, 历代贬谪南来广东的官吏和由中原南迁的世家大族人士中, 不少是具有较高知识文化的精英人物, 唐朝的韩愈、李德裕; 宋朝的苏东坡、包拯、李纲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还有居官在外后来回粤的张九龄和南华寺禅宗六祖惠能等原籍人士为桑梓报效亦深。他们通过施行教化, 传授学术, 言传身教, 移风易俗, 把比较发达完备的中原文化及其运作方式传播给南粤民人。两宋期间, 广东除黎、瑶、畲、僮等少数民族外, 汉民族的广府, 客家, 福佬三大民系基本定型。自后的1000多年中, 历史和传统的力量, 推动岭南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大框架内稳定地向前发展。明嘉靖年间黄佐撰《广东通志》 中说: “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 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 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 衣冠气习, 熏陶渐染, 故习渐变而俗庶几近乎中州。”
以上人口构成、人文教化等演变因素, 是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又一方面的背景, 也是构成广东民俗文化的内涵特质的又一种基因。民俗的产生与传承同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民情风土、语言特点密切相关, 由此而可见其来龙去脉。
四
以上的叙述表明, 广东在由古代走向近代和现代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 有一种很值得人们重视的取向, 那就是每一次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发展与进步, 都是伴随着对原有劣势的淘汰和优势的创立这个变化以俱来的。数千百年来, 广东变地理环境北阻高山南临大海的劣势为内联全国外联全球无远弗届的优势, 实际也就是变封闭为开放的大转变。古代历史上岭南地区由单一的南越族原始文化演进到接受中原汉族先进文化而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 兼收并蓄了本土民族的野气和刚强粗放的性格与中原汉族的较高文化和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 也是这种取向的体现。在这样的生活基础和历史过程中孕育出来的广东人的民性民风和人文精神, 其优势集中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既然把岭南视作蛮荒落后的边陲之地, 他们推行封建宗法道统以及封建礼教的治术不能不存在薄弱环节, 力度不及中央政权直接统治的地区, 这就使岭南人在思想或行为上得有相对松动的回旋余地, 久之养成一种勇于面对新潮流追求新事物的思想品格。一是广东人既然较早从海上走出国门, 涉足异邦, 有机会打开门窗看世界, 对封建社会( 唐代除外) 铁桶式的闭关锁国造成的危害就有较深切的认识。久之养成一种敏于面向外部世界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开放心理。
历史上外国人来中国的亦以到广东为先。佛教传入中国, 六朝时就有外国僧人随海船到广州传教。西晋武帝时梵僧迦摩罗至广州, 在城内建三归寺和王仁寺。东晋刘汉王朝, 来粤僧人更是络绎不绝。梁武帝中期, 天竺国王子菩提达摩泛海三年而至广州, 创西来庵( 即华林寺) , 现在西关第九甫的“西来初地”即缘此得名。唐代晚期, 波斯、大食( 阿拉伯) 商人来广州的为数甚多, 聚居于城西海滨湾泊之地, 当时称作“番坊” , 他们不但对传播伊斯兰文化, 而且对传播唐朝文化都作出贡献。番船东来与中国商船西去的频繁交往, 曾使广州成为中国对外沟通的第一门户。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历史氛围中的广东人, 开放心理的形成固其来有自。
广东南临大海, 与东南亚隔海相望, 经由海道外出谋生求学之粤人, 足迹几遍全球。广东自两汉以来, 就是有名的出海贸易口岸, 到唐代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点( 南海菠罗庙遗址在今广州黄埔, 谚云: 第一游菠萝, 第二娶老婆. 可见其热闹繁华之状) . 广东人是中国历史上较早从事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的, 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较多较广, 由此而孕育出一种敢于面向外界新事物的开放心理和革故创新的进取精神, 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更有充分的表现. “地球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乃是迄今流行于海外华人社会的谚语, 而海外华人广东、福建籍者居多, 这谚语可说主要是为岭南人作的写照.
以上两个方面民性民风的产生, 决非偶然现象,而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中经过长期孕育和演变发展的结果, 也可说是文化积淀在民性民风上的自然体现.
五
末了, 还应该指出, 任何民族和任何地方的风俗, 都既有变异性和特殊性, 又有稳定性和共同性.就中华风俗史的整体特别是汉族风俗内容而言, 共同性是主要的. 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互相融合过程, 汉代以后, 又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建构统一的文化思想体系, 各地方的风俗观念渊源相同, 虽有时代和地域造成的变异, 但仍有许多古老的民俗事象至今仍保存着它的痕迹和影响. 过去的中国是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的国家,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承袭一种将“礼” ( 礼制、礼仪、礼教) 作为教化百姓治理天下的传统治国手段. 为此, 他们制订了严格的礼法等级制度. 明朝朱元璋即位后, 就执意推行所谓“教训正俗, 非礼不备”的准则. 清代沿袭依旧, 即使有所变革, 也多属服饰、称谓、礼仪之类生活层面上的问题. 而礼制、礼仪、礼教的侧重点虽有不同, 但习惯用一种道统和法统要求或者固定不变的一种观念体系来教化天下使归一致的传统治国手段, 却仍维持不变. 可见社会风俗的改变, 只有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实质性变革之后, 才可望其成功. 一种真正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 一种高质量的适应现代化潮流的新民性新民风的形成, 正有待我们去努力争取.
位于中国大陆南疆滨海之区的广东, 有着早期人类生存开辟的悠久历史.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 东西南北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便开始出现了.可上溯到父系氏族公社形成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岭南的原始人群落, 只能独自活动在这块可供采集捕捞为生的土地上. 古代广东地旷人稀, 且多密林深谷和沼泽, 北被峻峭重叠的五岭所阻隔, 与中原交往不易, 难以接近肇源于黄河流域早已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古代文明. 而南面烟波浩渺的汪洋大海, 更是茫茫不可窥测, 属于既不可即亦未能知的另一世界. 就那个历史阶段而言, 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滞后, 乃是无可讳言的史实.
早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代, 作息在岭南地区的众多原始部落, 虽已开始形成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原始民族, 并与北方和中原地带的部落联盟( 华夏族的前身) 有过某些联系. 但应该承认, 那个时期的岭南仍是化外的从属部落.
之所以要不嫌辞费地倒叙几笔遥遥数千年前的岭南人的历史足印, 是因为我们要认识和研究发生在南粤大地上的早期文化, 不能不首先认识和研究这种从本质上说来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最基本的文化现象——民俗. 民俗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 伴随历史发展过程而产生和变化的、足以沟通过去和现在、反映人群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作用之状态的文化. 当“广东”这一地理名词还没有被提出和被使用之前, 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作息的岭南先民, 就有了他们自己的民间习俗, 因而也就有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
二
早期广东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已如上述. 直到唐代, 帝国京都已是“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的锦绣繁华世界, 而在这远天之南, 却还是令诗人胆寒的“日夜清明少, 春冬雾雨饶. 身经火山热,颜入瘴江消”( 唐.宋之问诗《早发韶州》) 的所谓化外之地或曰瘴疠之乡.
但这种由自然和地理环境造成的劣势, 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和地区的逐渐开发, 却于不知不觉中向优势转化. 这种转化, 原先应该说是一种十分缓慢和不自觉察的过程, 像一颗深藏于土中的种子, 它在发芽前是不为世人所知的. 只是愈到后来, 才愈被人们所认识, 变成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自觉行动. 今天我们比古人有幸, 得以从岭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极其漫长曲折的过程中, 仔细寻找历史的轨迹.
岭南先民早在4500年前, 已开始栽培稻谷, 产生了以锄耕业为主饲养业为副的原始稻作文化. 原广东( 包括海南岛) 属热带、亚热带气候, 太阳辐射热量大, 日照充足, 雨水充沛, 冬短夏长, 大部分土地都可一年二熟或三熟. 东汉人杨孚著《异物志》记载, 汉代广州已有一年两熟稻的耕作. 明中叶起, 又发展了各种冬种杂粮和增加了农作物品种, 从而在比较广阔的区域内形成了包括各种作物在内的一年三熟制. 明清时期, 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已成为广东主要的产粮区, 同时, 养蚕种桑也渐普遍, 珠江三角洲从明末起就出现“桑基鱼塘”的科学耕作制度. 经济作物的发展, 又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材料, 推动了榨糖、丝织、织布、制葵、织席等业的兴起, 继而带动水果和烟叶的生产. 由于经济作物的生产比单纯种粮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广东不少地方随其“ 土地所宜, 争以为业”, 许多农民“依香食果”、“依花为业”或“依食于茶”. 突破了单一种粮仅堪自给的小农生产模式, 促进了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们从汪灏等著《广群芳谱》一书可以看出, 当时广东人除经营水稻外, 还拥有种植桑麻、蔬菜、果木、花卉、药材的系统知识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稻作文化, 因而具有许多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以上有关人们生产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情况, 是岭南文化产生与发展所依托的重要物质背景, 也是构成广东民俗文化内涵特质的一种基因.
三
公元前214年, 秦统一六国后, 在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郡, 派驻大批秦军。随后又流放数十万中原“罪人”“与越杂处” , 把岭南正式纳入封建中央政权的统治, 接受中原文明的教化。秦亡汉立, 原秦置南海郡龙川县尉赵佗乘时而起, 建立了南越王国。一切政令措施, 民风教化, 仍与汉王朝保持一致, 自此南越族与华夏族有一个将近百年的和平共处的稳定时期。南越人接受来自中原的汉民族文化的重塑, 接受汉王朝的典章礼仪和代表较高文明的生活方式, 使原始的稻作文化得到大步提高。东汉以降, 中原地区多次发生大的分裂与战乱, 大批中原人避乱南迁。尤其是宋元之际, 长期的战争给中原以至江南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而广南两路( 即今广东省境与广西)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及其未垦的可耕土地, 吸引来大批中原和江南人口, 使广东人户迅猛增长, 至清代已多达2000万人, 大范围地改变了岭南的人口构成格局, 也加速了土著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化进程, 从而提高了岭南整体社会的文化素质。同时应该指出的是, 历代贬谪南来广东的官吏和由中原南迁的世家大族人士中, 不少是具有较高知识文化的精英人物, 唐朝的韩愈、李德裕; 宋朝的苏东坡、包拯、李纲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还有居官在外后来回粤的张九龄和南华寺禅宗六祖惠能等原籍人士为桑梓报效亦深。他们通过施行教化, 传授学术, 言传身教, 移风易俗, 把比较发达完备的中原文化及其运作方式传播给南粤民人。两宋期间, 广东除黎、瑶、畲、僮等少数民族外, 汉民族的广府, 客家, 福佬三大民系基本定型。自后的1000多年中, 历史和传统的力量, 推动岭南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大框架内稳定地向前发展。明嘉靖年间黄佐撰《广东通志》 中说: “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 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 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 衣冠气习, 熏陶渐染, 故习渐变而俗庶几近乎中州。”
以上人口构成、人文教化等演变因素, 是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又一方面的背景, 也是构成广东民俗文化的内涵特质的又一种基因。民俗的产生与传承同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民情风土、语言特点密切相关, 由此而可见其来龙去脉。
四
以上的叙述表明, 广东在由古代走向近代和现代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 有一种很值得人们重视的取向, 那就是每一次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发展与进步, 都是伴随着对原有劣势的淘汰和优势的创立这个变化以俱来的。数千百年来, 广东变地理环境北阻高山南临大海的劣势为内联全国外联全球无远弗届的优势, 实际也就是变封闭为开放的大转变。古代历史上岭南地区由单一的南越族原始文化演进到接受中原汉族先进文化而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 兼收并蓄了本土民族的野气和刚强粗放的性格与中原汉族的较高文化和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 也是这种取向的体现。在这样的生活基础和历史过程中孕育出来的广东人的民性民风和人文精神, 其优势集中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既然把岭南视作蛮荒落后的边陲之地, 他们推行封建宗法道统以及封建礼教的治术不能不存在薄弱环节, 力度不及中央政权直接统治的地区, 这就使岭南人在思想或行为上得有相对松动的回旋余地, 久之养成一种勇于面对新潮流追求新事物的思想品格。一是广东人既然较早从海上走出国门, 涉足异邦, 有机会打开门窗看世界, 对封建社会( 唐代除外) 铁桶式的闭关锁国造成的危害就有较深切的认识。久之养成一种敏于面向外部世界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开放心理。
历史上外国人来中国的亦以到广东为先。佛教传入中国, 六朝时就有外国僧人随海船到广州传教。西晋武帝时梵僧迦摩罗至广州, 在城内建三归寺和王仁寺。东晋刘汉王朝, 来粤僧人更是络绎不绝。梁武帝中期, 天竺国王子菩提达摩泛海三年而至广州, 创西来庵( 即华林寺) , 现在西关第九甫的“西来初地”即缘此得名。唐代晚期, 波斯、大食( 阿拉伯) 商人来广州的为数甚多, 聚居于城西海滨湾泊之地, 当时称作“番坊” , 他们不但对传播伊斯兰文化, 而且对传播唐朝文化都作出贡献。番船东来与中国商船西去的频繁交往, 曾使广州成为中国对外沟通的第一门户。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历史氛围中的广东人, 开放心理的形成固其来有自。
广东南临大海, 与东南亚隔海相望, 经由海道外出谋生求学之粤人, 足迹几遍全球。广东自两汉以来, 就是有名的出海贸易口岸, 到唐代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点( 南海菠罗庙遗址在今广州黄埔, 谚云: 第一游菠萝, 第二娶老婆. 可见其热闹繁华之状) . 广东人是中国历史上较早从事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的, 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较多较广, 由此而孕育出一种敢于面向外界新事物的开放心理和革故创新的进取精神, 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更有充分的表现. “地球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乃是迄今流行于海外华人社会的谚语, 而海外华人广东、福建籍者居多, 这谚语可说主要是为岭南人作的写照.
以上两个方面民性民风的产生, 决非偶然现象,而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中经过长期孕育和演变发展的结果, 也可说是文化积淀在民性民风上的自然体现.
五
末了, 还应该指出, 任何民族和任何地方的风俗, 都既有变异性和特殊性, 又有稳定性和共同性.就中华风俗史的整体特别是汉族风俗内容而言, 共同性是主要的. 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互相融合过程, 汉代以后, 又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建构统一的文化思想体系, 各地方的风俗观念渊源相同, 虽有时代和地域造成的变异, 但仍有许多古老的民俗事象至今仍保存着它的痕迹和影响. 过去的中国是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的国家,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承袭一种将“礼” ( 礼制、礼仪、礼教) 作为教化百姓治理天下的传统治国手段. 为此, 他们制订了严格的礼法等级制度. 明朝朱元璋即位后, 就执意推行所谓“教训正俗, 非礼不备”的准则. 清代沿袭依旧, 即使有所变革, 也多属服饰、称谓、礼仪之类生活层面上的问题. 而礼制、礼仪、礼教的侧重点虽有不同, 但习惯用一种道统和法统要求或者固定不变的一种观念体系来教化天下使归一致的传统治国手段, 却仍维持不变. 可见社会风俗的改变, 只有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实质性变革之后, 才可望其成功. 一种真正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 一种高质量的适应现代化潮流的新民性新民风的形成, 正有待我们去努力争取.
文献资料来源:2000年   出自《岭南文史》 2000年第1期
作者:萧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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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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