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遗存以贝丘遗址最具特点.七十年代以来广东考古工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一地区贝丘遗址进行了诸多的发掘研究就其遗存的性质编年、经济类型及与周邻地区遗存的相互关系、地理环境的影响等等进行了分析阐述,取得了显著成绩。近年来,随着世界及国内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白然科学手段的大量引入,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我们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本着这一出发点我们拟就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与沙丘遗址的相互关系、贝丘遗址的渊源及遗址分布特点、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讨,以求教于大家。

基本编年
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的墓本编年是本文讨论问题的年代墓础,有必要先做一简要说明:
第一期:以高要蚁壳洲遗址1为代表,以彩陶圈足盘、夹沙细绳纹圆底釜为特征,根据珠海市后沙湾遗址2的地层关系,蜕壳洲遗址为代表的诸遗存早于第二期,还有东莞万福庵3、增城金兰寺等贝丘4,如将考察的区域扩大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南部沿海,在蚁壳洲之后,第二期之前还有一个衔接较紧密的阶段,其代表即是深圳大黄沙遗址的2层5;还有珠海三灶岛草堂湾第一期如遗存等,这一阶段陶器的制法、类别和造型都同蚁壳洲遗存接近,但缺乏彩陶,刻划纹发达,某些器物的型制及纹饰的细部也不尽相同,如果说彩陶为代表的遗存为第一阶段的话,该类属于第一期的第二阶段,它们均不见几何形拍、压印纹饰,但第二阶段在三角洲贝丘遗址中暂时未有发现。根据大黄沙、规壳洲等遗址的碳14年代数据,其绝对年代约在距今六千至五千年范田内。
第二期:以南海灶岗6、鱿鱼岗7、佛山河宕(部分)8为代表。该期各种几何形印纹发达,彩陶罕见;圈足器、折肩器流行,与三角洲中、北部的贝丘遗址相对应,南部沿海的沙丘遗址归属本期的有:珠海后沙湾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和草堂湾第二期文化遗存9、棱角嘴遗址10、拱北11等,根据三处贝丘遗址的碳14年代数据,该期的绝对年代约距今四干至三千四、五百年。
第三期:以东准村头贝丘遗址为代表12,还有高要县金利镇茅岗13及东莞石排镇龙江村14,贝丘遗址等,佛山河宕遗址的最晚之墓葬亦为该期遗存,该期陶器群在第二期的墓础上有所变化:器物造型流行小凹底,出现有流带把器,各种网格纹发达,石器中有一定数量的石戈。内函与上述遗存相似的沙丘遗址有:珠海东澳湾15、亚婆湾遗址16、水涌二期17等,参考村头、茅岗、河宕等遗址的碳14年代数据,推测该期的年代在距今三千四、五百年至三千年左右。

渊源与交流
如果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贝丘遗址开始出现于距今六千年左右的话,它究竞是原地长成的?还是传播而来?还是一种杂交的产品呢?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远古文化背景主要是其北的英德青塘18、西部的桂林甑皮岩19、封开黄岩洞20、阳春独石仔21等洞穴遗址,这些遗存的年代在距今一万年至七、八千年之间,从海平面的变化曲线可以着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八千至六千年问,海平面是不断的上升,而六千年后则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李可流带来的泥沙在海平面稳定阶段的淤积加强了,在三角洲的边缘及古岛丘附近形成小范困陆地(图一)。
七十年代以来,南宁地区发现了距今七千至八千年的贝丘遗址,如西津22等,它们在年代上与蚁壳洲遗址代表的遗存较为接近,分别位于西江的中上游及下游,西津等遗址之陶器群与蚁壳洲遗址代表的遗存不尽相同;但是,其墓葬之葬俗却相当接近,皆为卷曲较甚的屈肢葬,这一葬俗可能与桂林甑皮岩遗址有渊源关系,因为蚁壳洲遗址的M19即为屈肢蹲葬。
广西酉津遗址中有为数不少的双肩石器发现,其中如双肩Ⅲ式;西津TC1:2:95;TB2:2a:63两标本的型制与蛆壳洲遗址、高要永安下江遗址中所见的西樵山产霏细岩双肩石器相似;不同的是,典型的西憔山霏细岩双肩石器的肩部平整,刃部多见弧形;西津者近于溜肩,并有单肩者,按照有些学者愈见,广西双肩石器最早可到距今九千年迟至七千年,而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目前可以确认年代最早的是蚬壳洲遗址的双肩石器,其年代也只推测至距今六千年左右。
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一期遗存来说,英德青塘即粤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虽然在地缘上与其较接近,但文化内涵则差距较大,因此,有理由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存的渊源相当大的可能性是西江中上游地区,对于它们之间年代上的缺环,相关遗存有可能在肇庆地区范田内被发现,亦有学者认为,第一期之彩陶屈肢葬等因素可能来自大溪文化,目前证据尚显两弱,还需日后工作去检验。
在时问不矛盾、文化因素相似、地缘相邻、水路陆上交通便利的条件下,不妨作如下推论:来自西江中上游的新石器早期文化进入广东后,不断沿河谷向东发展,在距今约五一六千年这一阶段,他们已至珠江三角洲边缘及南部沿海岛屿上,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认识了西樵山,运用白身传统的双肩石器制造技术,开始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并使这一技术传统得到了改进和发扬,并为进入第二期开发西樵山作好了准备。
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存第二期是以双肩石器与几何形印纹陶器共存为特征,经过海平面较稳定的近两千年的时间,由于河流冲积和淤积持续,海岸线不断前移,为古文化发展准备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西江、北江、东江河谷地带又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的通边。
这时期,该地区的遗存除具有强烈的自身特点之外,也见有不少外来的因素,如三水银洲贝丘遗址中,出土了一件三足罐形鼎。三足器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存中是十分罕见的,其鼎足的型制与石峡文化常见的鼎足很相似;诸多的贝丘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有段石器,也应来源于石峡文化。三水银洲共分为三期,第一期,三足器及共存遗物稍早,不见折肩器,而银洲第二期则流行折肩器,鱿鱼岗遗址也存在类似情况:M31、M37出土的陶器(豆和釜)与银洲第一期相当。这说明,在本文编年的第二期中有前后两个阶段,本期第二阶段的折肩作风可能是来白吴城文化的影响所致,也就在同时,西樵山的双肩石器一一霏细岩的成品及半成品较多的直接向外输出,南面到珠海23、香港24;西至封开25北至清远26,东及东北至东莞27、增城28,而双肩石器的制作技术对上述诸遗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出土的非西樵山石料的双肩石器即是证明。从总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存这一阶段对其周邻空问各遗存的影响,以向南部沿海者最强,其它方向较弱,如粤西在这前后有“乌骚岭类型”29。
进入第三阶段,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存呈扩张的趋势,向西至封开塘角嘴30、阳春白石岩31;北至石峡遗址中层遗存32;东至东莞石排龙江村33,南达深圳、珠海诸沙丘遗址,文化而貌与中心地带的村头34、茅岗35遗址所见者大同小异,其陶期中都有大口尊形器,石器中可见石戈,说明珠江三角洲地区这时已接受了相当多的来自北方系统文化之影响。令人感到十分兴奋的是,笔者今年参加村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在南部发掘区出土一块泥质灰陶陶片,上印有重圈纹和较为抽象人形纹组合纹样,这块重圈人形纹陶片属于村头遗址最晚的遗存,它与珠海南芒湾遗址第三组出土之重圈人形纹毫无二致!石峡遗址中层遗存也发现有以人形做为陶器纹饰的例子,,但其具体形象与之不同,年代相仿,可能这是当时与某种意识形态有关的特殊艺术形象,从村头与南芒两陶片来看,说明当时两地的人们不仅有共同的物质文化,也拥有极类似的精神文化。
南部的沙丘遗址如珠海亚婆湾37、香港蟹地湾38等均见到来自粤东“浮滨类型’39的釉陶豆,因此有理由认为,“浮滨类形”通过海路对此时的沙丘遗存直接产生影响,而生活在沙丘遗址的人们又将这种影响反馈给三角洲腹地的诸遗存,由此看来,三角洲腹地出现的个体较大的尊形器及石戈等因素可能是通过沙丘遗址从“浮滨类型”传播而来。
当然,上述三阶段之问的缺环还是明显的,新的发掘和研究正在使缺环不断缩小,深圳大黄沙遗址的地层关系,为在三角洲腹地探寻第一期彩陶圈足盘为代表的遗存之后续发展提供了线索;村头遗址第二次发掘南区最晚一组遗存又为与其后的“石峡上层遗存”衔接迈进了一步。
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
谈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存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因为它在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内涵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西礁山遗址的双肩石器包含了以下内容:
1.石料是选用西樵山出产的霏细岩
2.开采的厚石片经多次打琢减薄并修制出双肩石器的荃本形状后,磨制而成。
3.基本形状是有柄,双肩,平刃或弧形刃;有长短身之分,以斧、铸类器为主。
具备前述三种要素,被称之为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在西樵山遗址及周围的遗址,还有一类双肩石器。
4.石料不是选用西樵山出产的霏细岩,而是某些遗址附近的砂岩、板岩、河卵石等水成岩等。
5.有些是石片制成,有些如河卵石则是石核打琢修整后磨制而成。
6.基本形状是有双肩,有柄,直刃或弧形刃;有长短身之分,以斧、挤类器为主。
具备前述4、5、6三种要素者被称为西樵山类型的双肩石器。
这两种石器的共同点是双肩的形制,石料产地不同,制法也有些差异。现按本文的基本编年顺序观察一下两种石器在珠江三角洲及其稍远范围内的分布情况。
蚬壳洲遗址经两次发掘,包括采集的标本共有6件石器,双肩斧1件(霏细岩)。1992年笔者曾前往距该遗址十几公里的永安下江遗址调查,共采集石器5件,其中两件是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斧。
咸头岭:共出土188件石器,质料为砂岩、板岩和变质砂岩,有5件肩部不明显的双肩读类石器40。
大黄沙:石器共93件,有2件肩部不明显的双肩挤类石器41。
珠海后沙湾第一期遗存不见石器,草堂湾第一期遗存未见双肩石器,香港深湾F层见有西樵山霏细岩石器42,万福庵遗址下层,深圳大、小梅沙等未见有明确报导存在西樵山霏细岩石器。
上述是对珠江三角洲及其南部第一期遗存有关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及西樵山类型双肩石器分布情况的统计。蚬壳洲和下江两遗址距西樵山较近,而深圳、珠海、香港等较远之遗址则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相当少,占大多数的是用某遗址附近出产的石料,如大黄沙和咸头岭遗址即为代表,其双肩石器的肩部不及蚁壳洲和下江之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平整、宽大,整体观察,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最典型者,器身近宽短,柄部显略长;大黄沙和咸头岭遗址出土者器身近长方形或正方形,当然,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也有长身者,而珠江三角洲南部同期各遗存中的斧济石器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梯形和长方形器,如咸头岭遗址出土的釜铸类石器52件,有肩者只挤类,共5件,可能的情况是:此时珠江三角腹地的人们对西樵山石器制造场已开始开发利用,并有一部分开始流传于南部沿海,其非霏细岩双肩石器也许是其渊源中固有的;也许是西樵山石器工艺的影响。西憔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则可能有两种来源:沙丘遗址的人们直接前往西憔山采制或与当地人交换;也许是沙丘遗址的人们在三角洲腹地和沿海之问进行季节性迁徙生计活动时随身携带的工具。
进入灶岗这一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樵山霏细岩附近的遗址大量增加,附近遗址中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的数量也增加。如:灶岗遗址,出有石器及石料79件,其中斧挤类石器共39件,霏细岩者共9件,占斧铸类的23.07%西樵山霏细岩双肩占12.8%,西樵山类型的双肩占20.51%,其他形制的霏细岩斧挤类石器(梯形铸)占10.25%。又如河宕遗址,共出土石器350余件,在其斧镑类石器中霏细岩者占47%,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其中单肩者占0.3%)占11.8%,西樵山类型的双肩石器占29.74%其他形制的霏细岩斧挤类为35.2%。
珠江三角洲北面的清远,按何纪生先生之文章认为有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43,但笔者尚未查到有关的报导,石峡Ⅲ期墓中见有西樵山类型的双肩石器44,但从其刃部的成形来看,相当平直,器物之边缘也有类似的作风,估计是两种工艺的结合。
西部已到封开,“在杏花区塘角嘴……,还发现有数十件类似西樵山霏细岩的打制加磨的有肩斧、铸’45。
从西樵山附近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遗址之统计来看,有两组数字具有相当的可比性:灶岗遗址的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占12.8%,河宕遗址的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其中单肩者占:0.3%)占11.8%灶岗遗址西樵山类型的双肩石器占20.51%,河宕遗址西樵山类型的双肩石器占29.47%,说明两处遗址的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所占比例相差无几,西樵山类型的双肩石器亦较为接近,同时,也反映出,西樵山双肩器的制法相对比上一期更得到了普及,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分布的面则更广泛,于前后两期相比较,第二期是西樵山类型的双肩石器和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的顶峰,有理由认为,此时是西樵山石器制造场的高潮。
进入第三期,可以用茅岗等遗址为例考察之。石器多以沙岩、板岩制作,不见霏细岩者,其中石济共9件,有肩有段者4件,单肩及双肩者4件,斧类中不见双肩者,其有肩有段济的刃部直至分段部位。
珠海的东澳湾遗址中47见有双肩的斧和铸,同时也存在有肩有段济。
相当于石峡中层的始兴县贞江北岸大背岭遗址46,遗存较为单纯。采集的135件中,济类几乎占一半,斧、铲类不见有肩者,挤中有肩有段和有肩济均有,其刃部的型制与村头者相似,但该遗址中有段者(含有肩有段挤)比例较大,可能是原粤北的有段石器传统。
茅岗遗址距西樵山并不遥远,而村头和东澳湾却不然,与第二期相比,西樵山霏细岩双肩石器大大地减少了,似乎说明其高潮已过,在第三期时,有肩与有段的形制特点相互结合,与典型酉瞧山类型双肩石器的形制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这一变化在第二期就已经开始了,这与粤北同三角洲石器的工艺交流和人们对工具的力学原理认识密不可分。
通过对西樵山遗址以外霏细岩双肩石器和西樵山类型双肩石器分布的考察,霏细岩双肩石器开发于第一期;双肩石器制作工艺传统来源于西江中上游;第二期时,西樵山石器制作场进入高潮;霏细岩双肩石器成品及半成品的输出范困大体在现珠江三角洲内;而这种石器制作工艺的影响传播范围北至曲江,西至封开东至东莞以西;作为文化因素或石器制作技术的输出比成品的输出,对本地区文化发展的影响更为工要。由于当时生产率低下,西樵山周田遗址中霏细双肩石器的数量并不多,生活在这些遗址及更远地方的人们选用的石料以生活居址附近者为主,有肩有段相结合的石器开始登场。第三期霏细双肩石器的输出已非常少,西樵山石器制作场进入尾声,双肩石器的形制也发生了变化,有肩有段相结合的石器数量增加,石料的来源近乎完全出白当地。

遗址分布的特点
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址的分布在三个不同的阶段及不同的环境中也有相应的特点。
第一期,由于海平面刚刚进入平稳时期,海岸线前移尚显著,遗址主要分布于三角洲的西北(蚬壳洲等),东北(万福庵等)及南部沿海的岛屿或古岛丘之上(新会罗山嘴),遗址空间密度不大,目前所知规模大的遗址是蚬壳洲,两次发掘表明,它有居住区、垃圾区和墓葬区。居住区可能位于遗址的中部偏北的地方,墓葬区与垃圾区山于时问的先后,有交错的情况。
就大的地理环境而言,此时的贝丘遗址有三种类型,河岸型,河潮型,海岸型(图二)。河岸型指贝类主要来自一径流为主的河遴中,以淡水贝类居多,半咸水或广盐性属种数量少,咸水种基本不见,居住地远离海岸,捕捞采纂的区域亦在河流,蚬壳洲遗址即是典型,海湾型即指贝类以半咸水或广盐性属种为主者,一般位于海湾或离海岸较近的地方,罗山嘴即属此列,河潮型则居于两者之问,其贝类来源于河口附近受咸潮影响的潮流段,如万福庵,相比之下,河岸型贝丘遗址规模较大,另两种不甚发达。
第二期,从平面分布观察,西樵山附近的遗址非常密集,而且有些规模颇大,经过发掘的有金兰寺中层、河宕、灶岗、鱿鱼岗、三水白泥镇银洲49。
这些遗址总的分布特点是:相对成组;组内高度密集;较大型聚落在本期内有所兴废;居址和石器制作工地并存,在遗址分组和性质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本期对西樵山开发高潮的论证,笔者认为在西樵山附近的贝丘遗址存在如下的模式和关系:总观遗址的规模和遗物的丰富程度,河宕、鱿鱼岗、灶岗可能是较大的中心聚落,他们所拥有的霏细岩双肩石器是除去西樵山27.28两地点之外较多的,他们各自的形成与西樵山的开发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西樵山四周山谷的出口处遗址的性质均与27地点相同,而所见陶片表明与河宕等具有相同的陶器群。换言之,西樵山石器制造场的主人可能就是其生活在其周围聚落的人,也还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其它更远地区人们在西樵山留下可辩认的痕迹。
第二期的海平面变化曲线显示距今四千二百年至三千五百年时间范围内,海平面呈缓满上升状态,但上升的幅度并不大,这样为水上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形成了数量众多的河潮型贝丘遗址,如果说本地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开发西樵山是其周围遗址密度增加的人文因素,这则是西樵山附近贝丘遗址数量增多的自然地理因素。以A组为例,在约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八处遗址,如果他们在四至五百年的时间内基本同时存在的话,平均每个遗址的生计活动区才1.5平方公里。虽然我们目前无法确定每个遗址的使用时问和人群规模,但仍然可以推测他们应当有时问的先后;并且,在相同的某个时问段内,也存在着从一个较大的聚落(灶岗)向周田较小聚落迁徙的可能性。灶岗或鱿鱼岗、河宕所发现的墓葬表明这里曾有类似氏族的人群组织,墓葬与遗迹打破关系的存在,又暗示我们可能在另一些相同的某个时问段内,较大型聚落的人群也存在着迁徙的可能性,使较大型聚落在荒废了一段之后,又出现了“中兴”。两种迁徙的范围基本在前述A 一E组之内,与沙丘遗址相对比,其稳定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些,由大到小的迁徙频率比较大型聚落之问的迁徙频率要高。由于开发西樵山的需要;对生活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类似土地的轮休);人口与前期相比呈递增趋势;相对陆地空问的狭小是造成上述结果的直接原因。那么,较为远离西樵山的贝丘遗址(较大型聚落)是否不存在三个基本功能区交错或交错情况介于两者之问呢?西樵山附近的人们输出石器而换回的是什么? 等等。围绕这些问题,需要有更多的自然科学家参与方能得出较为完善的解释。河潮型贝丘发达是第二期与第一期主要区别之一。
第三期则由于海平面波动下降,水上采集捕捞活动受自然条件限制,加之西樵山开发的高潮已过,人类居址则向三角洲边缘移动,如茅岗、村头、龙江村等,分别位于三角洲的西北、东南、东北,同期的沙丘遗址数量也有所增加,原西樵山附近属于第三期的遗址相当罕见。
村头遗址共万余平方米,两次发掘共揭露三千余平方米。它座落在珠江口东岸的海边冲积平原上,为海潮型贝丘遗址。
村头遗址的三个基本功能区有较为严格的划分,遗址南,近原河涌的坡地为垃圾区;遗址的东及东北略高的地方是房屋居住区,发现近二十个建筑单位,多数在十平方米左右,居住区与垃圾之间还有宽约十米,长约百米的空地。没有发现成人的墓葬区,推测可能在居住区的北面。在居住区范围内发现清理了四座儿童墓葬,垃圾区未发现墓葬。房子从柱洞和木(竹)骨泥墙墙残片着,为地面建筑。
茅岗遗址发现的房子与村头不同,为干栏式。这也许是居住环境造成的。
本期三角洲诸遗存与粤北、粤西、粤东(至东莞)在陶器群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与第二期相比较更趋于一致,类似的器物组合及型制、纹饰儿乎遍布于广东境内的北江、西江流域。这与西樵山石器的输出建立起来的基础密不可分,其本身也应当有很丰厚的文化经济积累。而单凭采集、捕捞经济则是很难建立起这一墓础的。村头为数不少的建筑和遗迹,陶器群中个体较大的各种罐类,豆、圈足盘都说明其生活稳定和食物的丰富。石器中见有磨棒,这在第二期是罕见之物,说明其工具组合更趋完善。而石戈作为一种仿青铜武器是与较为复杂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第二期未曾出现。石饿也是可用于非经济活动,而可能是身份的象征,至少在石峡文化时期,广东就出现了稻作农业,加之交流日甚,有理由认为村头遗址及同类遗存应当出现了农业。
三角洲地区距今三干五百年至二千五百年这一阶段,海平面又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其前期上升至高出现海平面2米,较本文第二期时升高4米;后期下降至比现今低1一2米。平原地区地面低洼,土地盐渍,垦殖困难,所以,人们向山前及台地等较高的地区迁移,加剧了向西、向北的扩张。那些地区也较为适宜发展农业,这可视为本期已有农耕的自然地理因素50。
实践表明,对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在编年的基础上,加强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同时期遗址问的相互关系以及生计活动中的行为模式等诸问题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复原该地区的古代文化而貌。

注释
1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高要县蚬壳洲发现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90年6期.广东省博物馆等:《高要县龙一乡蚬壳洲贝丘遗址》,《文物》.
24647珠海市博物馆等:《珠海市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3莫租:《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12期.
4同3
541深圳市博物馆等:《广东深圳市大黄沙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
6262843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南海县灶岗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3期,《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考古》1983年12期。
7广东省博物馆等发掘资料.
8扬式挺等:《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1981年3期。
91011同2。
12广东省考古所发掘资料.
13扬豪等:《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12期
14同3
15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9期。
1617同2
18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11期.
19广西文物考古队:《广西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3期.
20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综述,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卅周年沦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21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5期。
22广西文物考古队考古训练班:《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 年5月.蒋廷瑜等:《试论广西的有肩石器,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卅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23同2。
2412香港考古学会:《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H.K.1978。
2545扬式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史前研究》1986年,1 一2期.
29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封开县乌骚岭新石器时代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1期.
30邓增魁等:《封开印纹陶分布,分期与年代探讨.纪念黄岩洞遗址发掘卅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31邱立诚:《阳春白石岩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广东文物通讯》198 0年12期.
3244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 8年7期.
33笔者调查所得.
34广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35同13.
3637同2。
38’9 2 笔者在香港博物馆学习所见.
39朱非素:《粤闽地区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发现和探索,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大出版社,19 8 6年.
40深圳市博物馆等:《深圳市大鹏湾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
48庞海清等:《始兴县文物志》,待刊。
49广东省博物馆发掘资料.
50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年.

珠江三角洲 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