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是我国民系分布最广、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包括广府系全部，客家和福佬系大部，都以岭南为居地。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他们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及各个亚文化，即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区域差异，使所在地区形成不同社会经济面貌，也是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广府文化较之其他亚文化无疑又在很多方面具有明显的长处，故充分认识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对发扬各个亚文化优势，实现区域文化互补和整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岭南文化地理分布
以共同的文化为根本原则，岭南汉人被划分为广府、客家、福佬三大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他们的分布地域不断变化。时至今日，若以使用粤方言为广府民系主要的标志。则其人数约4000万，广东占70%，为2800万，广西占30%，为1200万。在广东，纯粤语或以粤语为主地区在粤中和粤西南，包括47个县市，约占全省面积1/3。在广西，粤方言主要流行于桂东、桂南及个别城市，包括25个县市。在海南岛西北部、西部和南部流行的“儋州话”与粤方言接近，使用人数有几十万，他们也可属广府民系范围。此外，使用粤方言的华侨华裔约1500-2000万，全世界使用粤方言人数约7000万[1]，岭南占了57%，是广府民系大本营。
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最主要文化特质，广布于我国南方，使用人数约3700万[2]。其中广东（含海南）约有1150万，主要分布在粤东、粤北20多个县市，另有70个县市为客家人散居地。在广西，客家人约有350万，[3]分布在全自治区64个县市，以桂东南、桂中、桂东北较集中。两广客家人为1500万，约占国内客家人总数的40.5%。岭南也是客家民系最大居地。
闽方言同样是区别福佬与其他民系主要标志。闽方言一支闽南语广东（含海南）使用人数约1810万[4]，占全省人口32%，为广东第二大方言，主要集中分布在潮汕地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沿海，包括全省38个县市。我国使用闽方言人数约6573万，岭南约占28%，故也是福佬民系一个重要分布区。
按以上方言分布并综合有关资料，以民系为载体的岭南文化现有如下分布格局：
广府文化分布在河谷平原、三角洲平原、山地丘陵以及河口近岸、海湾等多种地形，地域上联成一片，呈地带性和板块性或两者相结合分布。而福佬文化主要沿海岸线走向分布，但不连续，中间为珠江三角洲隔开，呈板块状分布，并拥有沿海平原丘陵、台地，面临大海。客家文化深处内陆山区，既有大集中，又有小分散分布。文化分布格局，是人们对环境认知、资源利用，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精神等各个层面都有较大差异的反映，成为不同文化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水平不同的地理基础。
二、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
广府文化在其载体人口和地域上的优势，使它居于岭南文化主体地位，并以高位势态，辐射周边地区。作为广府文化形成重要标志之一粤方言，是土著古越语与中原、吴越、荆楚等语融合的结果。据语言学研究显示，到南北朝时代，粤方言已发展为一支独特的方言而与后世的粤方言没有多大的差别。如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记南人所称五敛子（即洋桃），现代粤语仍保持这种称谓，说明当时粤语某些词语已与现代一致。又按民系划分一条原则，即在一定时空背景下，某一稳定民居共同体，其人口数量一般不低于同样背景下土著居民人数。通常使用“客户”概念表示这两者关系。虽然客户是指没有土地农户，但外来移民初时几乎是没有土地的，以此比较，到北宋元丰年间，广州、端州、南恩州，以及广西融州、浔州等，即珠江三角洲、漠阳江和西江流域，客户占当地人口总数过半以上，成为当地居民主体。后世珠江三角洲居民每称自己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说明他们是宋以来经大庾岭道南下定居三角洲的。故普遍认为广府民系和相应的广府文化基本上形成于唐宋时期。
广府文化重商、开放、务实、兼容等商业文化和保留较多古越族文化为主要特质，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民系文化。据《汉书•地理志》载，秦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徐闻、合浦，这是由当时湘桂走廊交通地位和航海技术所限形成的，广州仍是南北货物集散中心地之一。唐代，广州已成为世界性贸易港市，“广州通海夷道”起点，侨居广州外商多达12万，并在这里设置我国最早的海关--市舶使。宋代珠江三角洲开始大规模围垦，大片荒原成为沃土，荆榛化为稻粱，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初露头角。广州成为著名米市，大量“广米”贩运到闽浙等地。广州作为我国外贸最主要港口，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由广州进口的乳香约占全国进口乳香的98%。广州城市“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子、航尤见外夷情”[6]，为广大腹地支持下广州商业兴盛一道风景线。明清时期广府地区商品经济更有长足发展，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以基塘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作物集中种植区，以致粮作面积在明末以后大为萎缩。清雍正皇帝把广东由此造成的缺粮归咎于“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财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7]。这主要指广府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商也在重利驱动下成为社会风气。“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8]，即农业人口占广州地区人口30%，非农业人口占70%。商品经济活力，促成大批城镇兴起，到清中叶，广（州）-佛（山）-陈（村）-（石）龙四大镇作为一个城镇体系出现，带动了三角洲乃至西江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如肇庆河面“帆樯如织，而舵工舟子之属，赖以谋生者辄数千人。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9]。商品经济隆盛，又造就了巨大商人集团。明清时，广东形成“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商三大区域性商人集团。但无论从商人数、资本势力和活动范围而言，“广州帮”都占压倒优势，次为潮州帮，再次客家商，后者甚至未形成帮派集团。有人做过统计，从明宣德五年（1430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广东商人有姓名、籍贯、经商地点的135人中，属广府民系的有126人，福佬民系的有8人，客家民系仅占1人[10]。“广州帮”活动范围远及江、浙、闽、皖、桂、琼、鄂、京、津、南洋、欧美等地。另据朱一新、缪荃孙《京师坊巷志》和近人马芷庠《北京旅行指南》统计，明清广东商人在北京设会馆凡29处，其中“广州帮”16处，“潮州帮”8处，客家商人的6处。海外也有类似情况，1801-1900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广东侨民地缘性会馆有60处，其中“广州帮”占29年，“潮州帮”8处，客家商人的16处，其他地区的7处[11]。“广州帮”在海内外商人集团中都居优势，实为广府文化在商业活动方面体现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广府地区以地缘关系，长期接受海外文化影响，故广府文化更具有多元性。尤其近世以来，广府文化首得海外风气之先，在物质、制度、精神各个文化层面上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促使自己的新陈代谢，发展成为时代先进文化。近20年改革开放，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这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猛烈冲击着与其相悖的旧文化形态，与此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引进西方文化的精华，包括先进科技、信息、人才和其他文化资源；国内文化科技和人才也纷纷南下，使广府地区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再度成为兼容南北、涵摄中外文化荟萃之区。广府文化所赋有的某些品格，无论是开发意识、改革精神，还是生活方式、衣着打扮等都发生深刻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为全国的领导力量。这一切不仅标志着广府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和扩大，并逐渐向高层次发展，而且比其他民系文化更深刻地改变当地社会经济面貌，这容后述。
客家人祖先进入岭南历史虽然很早，但作为一个民系形成则比较迟，约宋元时代始完成这种转变。这些客家移民，为适应岭南山区环境，放弃原先种植麦、稷为主旱作转到以开辟梯田为主稻作或杂粮种植，共同经济生活渐渐形成；为维系宗法社会秩序和环境需要等而建立客家围龙屋，以及与此相关风俗文化都作为一种同心理素质形成；特别是客家方言，已经过一个从中原汉语分化进程以后，在宋元之际才形成为一种新方言。比粤方言和闽方言要迟得多，成为客家民系形成主要标志。
在山区闭塞和艰苦条件下形成的客家文化，一方面保持浓重中原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又深受当地环境制约，形成以梯田文化为主体，以刻苦耐劳。尊师重教等精神文化为基石的客家文化架构。读书求学为客家人保持的中原风气，宋绍兴年间梅州知州方渐说：“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此后此风有兴无减。乾隆《嘉兴州志》称“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近年童子试至万有余人。前制府请改设州治，疏称文风极盛，盖其验也”[12]。吋广东督学吴鸿以亲身感受说：“嘉应之为州也，人文为岭南南冠，州之属四，镇平（今蕉岭）为冠。邑虽小，以余所评文章之士，莫能过也”[13]。当地谚曰：“子弟不读书，好比没眼珠”，“不识字，一条猪”。“养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等等。此乃“学而优则仕”在客家人中更有市场的表现。从文、从教、从政、从军、从工等在客家社会蔚为风气；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成为很多人追求目标，说明读书求出路，是客家人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当然重教尚学风气在广府、福佬地区一样如此，但问题在于，学风盛衰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协调，经济发达之区未必就是教育先进地区。至少在历史上，经济条件差的客家地区，文教反而先进。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其说源于一部分客家人称自己是中原文化世家后裔，毋宁说是客家山区人多地少，迫使他们以此作为外出谋生之道所致。由于客家男子多外出谋生，特别近世海禁既开，大批客家男子出洋加剧了当地劳动力不足，沉重田间和家务劳动便落在妇女身上，故客家妇女特殊社会地位和文化人类学特色便成为区别于广府、福佬系妇女的客家文化重要特质。为适应这种劳动需要，客家妇女最先破除缠足陋习，也不束胸，一顶遮挡烈日风雨黑纱边凉帽为她们特有标志。黄遵宪对客家妇女此俗甚为赞赏，他引用一位西洋教士的话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州（指嘉应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云”。[14]他又说：“吾行天下者多矣。五部洲游其四，二十二省历其九，未见其有妇女劳动如此者”[15]。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客家妇女盲婚、童养媳、溺女婴和“从一而终”等习俗比广府、福佬地区炽盛、光绪《嘉应州志》记载贞节烈妇达4000多人，数量超过官宦、乡贤、科举等人物即为佐证，也反映了广府文化受中原礼教影响不及客家文化。
岭南福佬民系主要由土著闽粤融合中原人、畲、瑶和后来闽南人等形成。从闽南方言分化形成过程和以它为标志来看，唐宋时期福佬民系基本形成，时间与广府民系差不多，或比广府民系稍晚。宋代开始，为数不少闽人和潮汕人一批批沿海路南迁，抵达广东南部沿海和海南岛，与那里的住民发生民族的和文化的交流整合，形成福佬民系一个分支，以及闽南方言的次方言，即雷州话和海南话。宋绍圣四年（1097年）贬雷州的文学家苏辙说：“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16]。又清同治重刊《广东通志》云：“琼岛孤悬海外，音为潮通同，杂以闽音”。另还有其他文化特色（如天后崇拜）显示琼雷汉人（客家人除外）基本上可人福佬民系，琼雷文化是福佬文化的一个亚文化。福佬民系沿两广沿海分布，人类生活几无不资仰海洋。耕海、冒险、海神崇拜，海洋文化至为发达，是福佬文化一个重要特质。但只到宋代以后，福佬地区海洋文化才显露灿烂光辉。元代《潮州三阳图志辑稿》云：“潮之为郡，海濒广斥，俗富鱼盐，。宋设盐场凡三所，元因之。……盐之为利，既可以给民食，而又可以供国用矣。”[17]明清时期。渔盐和海上贸易成为福佬地区重要经济来源，从人类适应环境和开发资源角度出发，这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明清时期形成“潮州帮”商人集团，与“广州帮”一样，远涉鲸波，逐海洋之利。方志、公私笔记对此记载甚多。嘉、道年间，海阳（潮安）商人“则海帮遍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多，列肆而居”[18]。鸦片战争后，汕头开埠，“闽粤之轻生海外者，冒风险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19]。到民国《潮州志•实业志》则云：“潮人仰赖批款（侨汇）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大都市大企业即公益交通事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屋更有十之八九系侨资盖建”。华侨文化在潮州与在广府珠江三角洲和客家地区一样，成为地域文化一个鲜明标志。福佬人亲海，故对海神天后（妈祖）至为崇拜。天后庙林立于我国东南沿海乃至东南亚各地。据有关报告，目前在广东有天后庙有100多座[20]，建国前汕头有近10座，南澳岛现有15座，光绪时海阳有10座以上，乾隆时澄海有7座。从海陆丰经珠江口直下雷、琼沿海都不断有天后庙分布。在汕尾一带，甚至小孩取名，也与妈祖、佛祖相连，通常以“妈”、“娘”、“佛”为通名。过去几乎每3个男孩不是叫“佛泉”、“佛有”，就有“娘包”、“娘兴”，或称“妈禄”、“妈水”、“妈吉”“妈炎”等，都希望 得到妈祖保佑。而女孩取名，则与上述通名无关，侧面反映福佬人对海洋依赖，因女子不便于出海之故。
从明代起，潮汕地区已有“地狭人稠”记载，故福佬人对空间利用甚为讲究，不仅有“种田如绣花”集约农业，而且在建筑，饮食、服饰等方面也至为精巧，同时也造就了福佬人精明能干、团结对外心理质素，这也是福佬人长期在外谋求发展、互相帮助、扶持形成文化潜质。
福佬文化在潮汕地区，也与广府文化在珠江三角洲。客家文化在兴梅地区一样，具有兴学重教，培育人才风气。宋孝宗曾问潮人王大宝：“潮风俗如何？”大宝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21]故南宋《方舆胜览•潮州》“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上国”，被誉为“海滨邹鲁”，此后潮人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历久弥坚乃民系文化一个优势。
有比较才有鉴别。上述岭南三大亚文化，从形成历史看，广府文化最早，福佬文化次之，客家文化最晚；从文化特质言之，广府文化和福佬文化都重商。但前者商业文化积淀层更凝重，两者都有海洋文化特点，但福佬文化在这方面更突出；客家文化是一种山地文化，以保持较传统中原文化见称。虽然不能说三种文化孰优孰劣，因它们是特定地理和历史人文环境产物，都有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但就文化发展进程来说，广府文化所具有的某些优势，使它长期处于外辐射地位，因而成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这可从以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比较中反映出来。
三、民系文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文化差异，是各民系历史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它一旦形成以后，即使面对同样资源、机遇，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开发利用模式，造成不同社会效果。这在历史上已有不少事例，并反映在上述民系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然而，在近现代条件下，这两者关系比历史时期更能清楚地显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充分估计这点，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不寻常意义。
广府系地区，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在长期商品生产中形成商品和开放意识，在近代西风东渐影响下表现出强大的作用力，故广府系地区比其他民系地区最早成为近代思想文化和近代产业的摇篮，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涌现一个站在时代前列，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的人才群体，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詹天佑、孙中山等即为他们的杰出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广府人更一马当先，把握机遇，充分利用政策，敢冒风险，大胆创新，积极引进外资、技术、人才，依靠商品、市场、竞争意识优势，把珠江三角洲建设为全国社会经济发展高峰区，令世人刮目相看。据目前流行的关于广东省区域差异研究结果，全省被分为中部珠江三角洲、东西部沿海和山区三大块。虽然这种分区与文化分布区有很多差别，但仍可在相当程度上把珠江三角洲代表广府系地区，东西部沿海视为福佬系地区，山区则为客家系地区。近年来，这三大区域社会经济都在发展，但发展速度都不一样，人均国民收入这个指标能综合反映这种差异。
1980-1984年广府系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为福佬系所在地区的4倍。为客家山区的5倍，到1984-1990年，这个指标相应为3倍和5倍。即广府系地区始终居区域发展之首，福佬系次之，客家地区发展程度最低。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差异水平在缩小。
广东近年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乡镇工业崛起。有很多过去默默无闻乡间小镇发展成为亿元乡镇。它们地区分布差异，同样可以作为民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缩影。
这种差异，当然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其深层根源，应是不同文化特质的时代作用力所致。
诚然，福佬文化的许多优势也在新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一方面增强其区域文化个性，另一方面也借助于它对周边地区影响，有助于缩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差。例如福佬潮汕地区的水稻栽培，向以精耕细作和高产闻名。有关研究显示，潮汕地区水稻单产，元代为377斤/亩，明清约为406斤/亩，清末达606斤/亩[24]。而清代珠江三角洲水稻单产为420斤/亩[25]，潮汕地区比它高44%。建国后，大批潮汕老农到全国十三个省区传播水稻高产经验，实际上是稻作文化的输出，至今仍被传为美谈。近年，潮汕地区根据临海环境特点，大力耕海，实行海洋农牧化，发展水产养殖。海洋捕捞和海上贸易等，使海洋文化重放异彩，当地社会经济面貌正发生深刻变化，大有比雄于珠江三角洲之势。
客家地区物质文化发展虽然比其他民系地区滞后，但其后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却支持着客家人在任何地方艰苦创业，并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如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客家人功不可没。日本历史学家山口造县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写道：“他们的爱国比任何一族都强，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其后又受海洋交通环境之影响，养成一种岛国人民之热血与精神，……翻开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运动是客家人无关的”。[26]此决非偶然事件，乃传统客家文化在新环境和时代条件下与近代的文化相结合的壮举。近年，客家人正利用山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社会经济发展走出低谷，面貌大为改观。如京九铁路和广梅汕铁路通过东江和兴梅地区即给客家地区带来发展的良好机遇。它一旦与客家精神文化相结合，即有可能产生巨大社会经济效益，大大缩短客家地区与广府、福佬系地区差距。这种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言的。
四、广府文化对其他文化影响
广府文化形成以后，即以崭新姿态、高位文化势态向外辐射，不但影响邻近客家、福佬文化，而且远及湖湘文化、吴越文化，乃至海外文化，令世人刮目相看，显示广府文化在岭南、在全国文化体系中居特殊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宋代，先于客家文化形成的广府文化，首先向东北和北部扩张，遇到客家文化的阻碍不得不停顿下来，结果在宋英德府即即今清远、花都、从化、增城一线形成文化锋面，势力强的广府文化渗入客家文化中，在惠州客家方言上出现大批粤语词汇，如倾偈（聊天），瞓觉（睡觉）、呃(骗)，特登（故意）等。故明王士性《广志绎》说：“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增城现有80%人讲粤语，只有20%人讲客家话，即为历史上两种文化长期交流的见证，粤北本为客家人居地，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广商多取道北江而上，广府文化节节北移，推进沿线各城镇，并使之成为广府文化据点。如大庾岭下南雄州城内设广州会馆，集合了一批粤商，乾隆《重建广州会馆碑记》云：“我粤雄州，夙号南北通衢，凡在四民，舟车之冠盖，靡不星聚而云集，而吾广（州）之懋迁而兹居士尤众”，南雄被目为广府文化在粤北客家文化包围下一个小岛，形成所谓文化內缘接触关系。近世粤汉铁路通车，粤方言渐渐占据粤北沿线城镇，广府文化对英德、曲江（韶关）、乐昌等城镇产生重要影响。
广府文化也与福佬文化发生大规模锋面接触，主要在雷州半岛，其分界线在明清高州府和雷州府区界。此线以北俗重铜鼓，特别崇拜冼夫人；以南崇拜水神天后。两地皆为俚文化覆盖之地，石狗文化也大行其道，文化锋面保护作用被削弱，但仍是广府文化南下所及之地。
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中心，广府文化势力进一步加强，其辐射的范围以不止于岭南，而及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首受之区为湖南。在思想文化而言，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湖南谭嗣同、黄兴等志士仁人主要从广府文化里接受先进思想，推动湖南维新运动。如谭嗣同说：“近年两省士夫，互相倾慕，接纳情亲，迥非泛泛。”[27]湘人南下广州，广东人也北上宣传广府文化，如梁启超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就给当时顽固保守的湖南社会以猛烈冲击。此后湖南新式学堂日渐增多，民智以启，风气日开，大批有识之士走出三湘，走向世界，近世发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往往是广东倡之，湖南和之；广东鼓之，湖南舞之，然后影响到湖北、河南及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又如上海开埠后，就有5万人，主要是广府人移居上海，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广府文化一次北上，至今仍在上海文化中留下深刻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主要又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崛起，吸引外地约1000万流动人口进入，主要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海南、江西等省区，基本约有74%集中在珠江三角洲[28]，即广府文化核心地区。受到广府文化熏陶，其中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粤语。珠江三角洲对外经济辐射，也伴随着粤语强力扩张，东江流域客家语地区，现在沿河中心城市已通行粤语；原为闽南语一统天下的潮汕和粤东沿海城市，也成为粤语与土语并重的双语城市。邻近广州的惠州受粤语影响最大；原为闽南语的新兴城市汕尾，现已通行粤语。而香港、澳门、广州等中心城市在经济、商业、影视、歌曲文娱等方面的优势及其向外传播，使广府文化深入客家、福佬文化区，以及全国主要中心城市，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当地的物质、制度和观念等文化的各个层面，显示广府文化无限生机和活力，不仅在岭南，而且全国占有崇高地位。
（李燕）
注释：
[1]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23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3]徐舜杰：《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和风俗文化》载吴泽主编《客家学研究》第二辑，第48-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见《方言》1987年第3期。
[5]梁廷袡：《粤海关志》卷3《前代事实》。
[6]转见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第10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道光《南海县志》卷1.
[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4，食语。
[9]宣统《高要县志》卷11.、
[10]黄国信等：《货殖华洋的粤商》第96-10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同上，第118-126页。
[12]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引王象之《舆地纪胜》。
[13]黄铁香：《石窟一征》卷2，教养。
[14]转见杨宏海：《粤东客家妇女的民俗特色》。载《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15]见杨宏海：《粤东客家妇女的民俗特色》。
[16]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小引》。
[17]陈香白：《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卷3第12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8]光绪：《海阳县志》卷7.
[19]颜斯综：《南洋蠡测》，转见蒋祖缘等《简明广东史》第38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陈泽泓：《广东民间神祗》，见《羊城今古》1997年第5期。
[21]《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风俗形胜》。
[22]参见欧阳南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载《地理学报》第48卷3期第214页，1993年5月。
[23]资料来源：翟锦云：《广东亿元乡镇概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24]黄挺、杜经国：《潮汕地区元明清时期粮食产量探估》，见《潮学研究》（3），第124-129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5]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第14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6]转见李松庵：《客家人的几次南迁初探》，载《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
[27]《谭嗣同全集》第十沿事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28]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第97-9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广府文化 岭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