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论的缘由
近几年来在南粤古史研究领域中所争论的焦点，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即：（1）古代丝绸之路始发明港的“广州说”与“泉州说”之争；（2）“船台说”与“建筑基础说”之争。这两场争论可谓轰动一时，甚至争论双方以召开研讨会或出版文集的形式以助声势。我因编务繁忙，且自忖非考古专业出身之故，始终未公开参与这两个专题的争论。但在作壁上观之际，却为众多外行人士也介入到争论之中，因而令争论趋于平庸化和市井化而颇感惊讶。可以说，上述两个焦点的争论（似未达到“争鸣”的档次）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并且很快便偃旗息鼓了。既然双方都暂时未能令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那么两说并存的结局是很正常的。不应采取压服和抵制的态度和手段。事实上在关注着上述争论过程的同时，我却由此而思考着另一个问题：在破解古代史中若恒河沙数的悬案的工作中，我们往往缺乏可供验证和比较的因素和材料，有些历史疑团似乎永远也不会获得揭示和突破的条件。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以辩证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舍此别无他法。迄今为止，理论物理学并不存在永恒的公式，而是在不断的验证、建立和否定。这种无休止地反复确立和推翻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其前景应是愈发进步，愈发接近真理。史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我斗胆地认为前人前赴后继地、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早已建立了“理论考古学”和“理论历史学”之雏形，只不过还未将之概念化而已。我以为现在已经到了确立这两门学科的时候了--仅以五羊仙子的传说为例。
二、传说之中隐含信史
我幼时（大约10岁）初次攀上越秀山上的五羊雕像，脑海中便产生了一些疑问：为什么羊是五匹而不是六匹、七匹或者三匹、四匹？为什么会是羊而非其他动物？为什么五羊仙子也是五个？等等。这些疑问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几十年，而关于五羊仙子的传说却已经几乎众口一词地流传了千百年，五仙观、五仙门、五羊石……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地成为广州的象征和标志，以之作为品牌商标者更是数不胜数。现今五羊传说已经升华而成为广州人的一种情愫，尽管这个美丽的传说是那么苍白，那么虚无缥缈。谁也不愿意去破坏和伤害这骄傲的情愫，但传说终归是传说，我们的责任是去探究这传说当中有可能隐含的历史，尤其是宝贵的信史。
“五羊”显然不存在图腾遗孑之义，考五羊传说的记载，现知最早见于《太平御览》引晋代裴渊的《广州记》。有说记周夷王时事，有说记周显王时事，有说记晋代时事，但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却道：“或云吴修时，或云赵佗时，或云郭璞迁城时，俱未详。”可知这个传说产生的确切年代模糊。因史载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越败于楚而筑楚亭，乃广州城最早城标，故以产生于周代的说法流传最广。有些文献干脆连年代也不提，仅以“古时”、“相传”之类字眼做一个笼统的交代，这也是记述神话传说最通行的“开场白”。正因为缺乏具体确切的年代，反可以说明五羊传说产生的背景决非一时一事，而当是一段较长的历史，当中或隐含着远古的一部信史。我在网上读过一篇署名“辛谷”的文章，题为《羊城传说与中原农业生产关系》①，其要旨是汉武帝时借鉴秦始皇的经验从江淮、巴蜀派十万人到南越屯田戍边，给南越带来了江南的水稻良种，而且传授了江南先进的水稻耕作技术，因此认为“五仙观里手拿谷穗的少者，正是江淮、巴蜀的无名水稻生产技术传播的化身”，“五位骑着彩羊送‘嘉禾’的仙人，实际上是古代的农业技术的传播者”。文章的观点很具探讨的精神，乍一读来也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他们不但给岭南人民带来了优良的谷种、羊种，而且还传授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南越迅速从刀耕火种的渔猎时代向种植五谷、放牧牛羊的农耕时代迈进，这是农业生产技术上的一次重大革命”，结论似乎是无可辩驳、不容否定的。这种传授与交流应是事实，并且必然具有广泛性。问题是何以这些传播者一定要降临所谓的“楚亭”？又何以是五仙、五羊？况且，这些传播者明明是凡人，不管他们来自江淮、巴蜀或中原地区，与当时已经有能力组织出师伐楚的越人就有那么大的差别，而竟至于一出现便掀起一场传颂千古的造仙运动？这确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外神话传说都无一不是以事系人（或拟人的神仙、鬼怪），羊城传说的主角是仙人，其次是羊，再次才是谷穗，而主角的行为则突出了事件的意义。且让我们设想当日首次出现在广州先民眼前的五位“仙人”，是来自民域的、相貌和衣冠都奇特到令人们惊诧的外国人，他们是远涉重洋而至（或遭遇风险偶然抵达）的商贾的话，我们的思路便豁然开朗了。以往大量考古成果表明，广州建城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这是由广州面临南海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千百年来，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和始发港之一，其于最初辟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航道的时期，从海路抵达广州的“番舶”真若天遣神舟，其商贾船员也如诸神降临。当时在古越之地的广州所引起的轰动，现在是难以想象得到的了。经历惊涛骇浪扬帆而至的和平使者们，也是伟大的探险者和勇者，他们曾经令归化较缓的广州先民诚惶诚恐甚至于顶礼谟拜，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渐渐完成了神化的过程。他们来自外洋，却未必是五人之数（或者最早登岸的是五人）。我认为“五羊”应是“五洋”，未必带着羊只。“五洋”的概念犹如毛泽东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五洋”，实是古代定向划分海域的一个笼统概念，直至近代还在沿用。除了东、西、南、北洋而外，另有“一洋”指的是什么区域？一时难以推断。或者古时是特指南海一带水域，故“羊城”本该作“洋城”也有可能。盖因《史记•货殖列传》称：“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而番禺即是广州也。总之“五羊仙子”其实是最早出现在广州的“洋人”，唯其来自外洋，“洋”与“羊”音同，遂有乘五色仙羊之杜撰。而“洋人”的称谓，也很有可能最早流行于古之广州地区。“五羊”之称还有另一种涵义，《诗经•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五”的古文作“X”，清代学者陈奂认为应读作“交午”的“午”，“午”是“交错”的意思。① 紽，义为密缝。（《诗毛氏传疏》）据此，“五羊”或本作“午洋”，直解作“交错的洋”，推而解作“交往频密的洋”，实指古广州对外交往之繁。因此，“五羊”很可能正是“午洋”音义之讹变。此外，五仙带来谷穗之说，不过是取五谷丰登的吉祥（古之“羊”与“祥”通，吉金及瓦当等古器物的“吉祥”均书作“吉羊”）。其实，上古岭南稻作未必无良种，即便是舶来稻种也未必较本地稻种为优。据1996年考古专家在英德牛栏洞古人类居住遗址考证，岭南稻作史距今己约有1.2万年之久，即至少一万年前南粤已经有水稻了。“穗城”的美称，如因岭外或舶来之嘉禾而得名，也似不合颂扬本土特色的一般逻辑。南越粮食生产以稻谷为主，才是称广州为“穗”的缘起。基于上述，五羊传说，其实隐含着一部远古中外经济贸易展开初始阶段的信史。
三、“五羊化石”纯属附会
中国道教的仙人传说很多都与羊有关，浙江金华黄初平（即黄大仙）叱石成羊的故事最具有典型性。东汉、两晋时期仙道之说甚炽，炼丹术十分盛行，而有关题材的文学作品也自然应运而生。黄初平的故事出自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在此之前已经有东汉刘向著《列仙传》，记述了华阴山术士修羊公化作石羊的故事，此外民间还有鲁班鞭石成羊等传说。这些荒诞的故事竟也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文艺题材，就连唐代李白、宋代苏东坡、明代朱元璋、清代李渔等，都写过以“叱石成羊”为题材的诗篇。因此，与葛洪同时代的裴渊在《广州记》中硬是杜撰出一个“五羊化石”的故事，也就不奇怪了。至于当时“饥荒”之说，也不过是神仙救世的熟套，目前尚无史料可证。这是一个美丽的附会，影响如此深远，竟至成为一个南方都市的标志；溯其本源是因为广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一个重要的贸易的港口和集散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广州是一个“洋城”，或者曾经被称作“五洋”而又称“五洋城”。从古代的港口到市舶司，到近代的粤海关和十三行，广州的经济发展史总涉及和充斥着洋货、洋人，①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面对五羊雕像去做一番遐想？一个美丽的附会，正好见证了亘古及今的辉煌！
注释：
①中国广州网2005年8月23日。
①参见蒋立甫：《诗经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1月。
①《广州日报》2005年4月4日。

传说 羊城 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