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百越文化是构成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来源之一。
关于百越民族史问题,解放前已有论著。[1]解放后更有新的广泛研究。本文拟以考古资料(尤以本省的)为主,结合文献,试就百越文化的源流(侧重在源)中的若干问题,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经济生活的特点
在百越诸族团中,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传统的差别,至少可以分为以种植水稻农业为主和以渔猎捕捞经济为主的族团或国家。
以种植水稻农业为主的,如西周时期的杨粤(分布于今湖北至江西的长江沿岸),于越(分布于今浙江绍兴一带)、春秋时的吴、越两国,战国的骆越等。如《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和“鸟田之利”。《史记•货殖列传》记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又如《周礼•职方》和《淮南子》均记述“荆、扬二州,其谷宜稻”和“江水肥仁,其谷宜稻”,等等。
考古材料可以充分证明,荆、扬两州古越族善于栽培水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历史目前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据笔者统计我国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已有三十多处。[2]包括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山背文化,石峡文化,以及闽、台、滇诸省的一些遗址。它们多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太湖地区。也就是说主要是吴越及其先民分布的地区。这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着一种有别于黄河流域以种植粟黍作物为主的稻作文化,它也是我国栽水稻一个主要的发祥地。这个发明者应当是百越族的先民。广东目前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是曲江石峡文化,那里发现许多稻米、稻谷壳遗迹以及大量农业工具,同样证明石峡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是以种植水稻农业为主。出土材料还证明,石峡文化与江西清江地区樊城堆遗址,修水地区的山背文化、江浙的良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3]
居住或活动于浙、闽、台、粤、桂等沿海地区的一部分越族,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是渔猎和捕捞。考古学所谓的“贝丘”(贝塚)遗址、“沙丘”遗址,就是属于这一类文化遗存。比较主要的有:昙石山文化,金门富国墩(蚵壳墩)遗址;台湾凤鼻头文化、圆山文化;广东潮安陈桥村等贝丘遗址,海丰沙坑、菝仔园、三角尾沙丘遗址、[4]珠江三角洲地区近百处的贝丘遗址,[5]香港南丫岛深湾沙丘遗址,[6]以及广西南部的贝丘遗址,等等。
这类贝丘遗址和沙丘遗址虽然分布广、跨越年代长,各地文化内涵和特点有所差别,但却表现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和文化联系。诸如: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来源,居住建筑形式,特别是文化遗物。如陶器炊煮器盛行圜底斧而缺乏三足鼎、有少量区别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彩陶,贝丘遗址中埋葬习俗等等。我觉得,所谓断发文身,以避蛟龙(当指鳄类),居住“干栏”,习于行舟,喜食“异物”等越人的特性,主要地应对到上述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活中去考察。
(二)石质生产工具、武器的特点
石器能否作为族别标志的问题,是一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我认为,具有一定特征和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或武器,都可作为辨别远古居民族属和考古学文化的标志。有肩石器和有段石器等便是。
双肩石斧在苏门答腊西里伯、爪哇等地都有发现,称为特种肩斧。此种民族为古越族,可能与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an)即今之雅贡族(Jakun Ruces)。(见韩槐准:《中国古代与南洋之陶瓷贸易》一文,1955年)。
(1)有肩石器
过去不少著录称为有肩石斧、双肩古斧,也有叫特种肩斧(Shoulder adze)。其实还包括锛、铲、锄等。我国的有肩石器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其次台湾、云南、贵州、四川等。
我国目前所见的有肩石器,数量大、型式多、年代较早的首推两广地区。广东有肩石器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及高州雷州和海南岛地区。在增城金兰寺下层、新会罗山咀、宝安捕鱼山、高要永安下江村等新石器中期遗址(距今约6000年)已有发现。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器时代遗址有着更多发现。后者如番禺铲山、西园山等十多处、广州大火镰岗、菠萝山等近十个山冈等,有肩石器与夔纹陶或青铜器伴出。这说明有肩石器在广东中部地区出现较早,并一直沿用到青铜时代。特别是南海西樵山遗址是个重要的石器制作场。这里发现的数千件霏细岩石器的成品和半成品中,有肩石器是其主要的石制品。从大量的打制圆盘形切割器、短身圆刃的双肩石器的制作上,可以看到有肩石器在西樵山的制作过程。证明南海西樵山遗址不仅是广东而且可能是华南地区有肩石器的一个策源地。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也发现过大量的有肩石器,而且从唐宋时期的文献上就有记载。从石器形式、族属和文献记载,可以证明它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渊源关系。黎族也是古越族的遗裔。
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有肩石器分布的重要地区。主要发现于左、右江流域和桂南,尤以南宁地区最为集中。[7]其中年代较早的发现于贝丘遗址。如南宁豹子头遗址,其年代不会晚于五--六千年。其次如大新县歌寿岩和龙州团结村,都出土过磨制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年代更晚的是桂南、桂西南的“大石铲遗址”,也发现有部分和珠江三角洲、海南岛相似的有肩石斧、锛。在“大石铲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II型大石铲,它在粤西的封开、肇庆、高要、德庆等地也有发现,由此表明了两广古文化的密切关系。它们应当就是南越、驼越先民的遗物。
福建至今似无发现典型的有肩石器,只在闽北等地见有一些类似赣东北的肩部不明显的打制有肩石器。台湾有较多的有肩石器,主要见于四千年左右的台北圆山文化中,形制和广东的相似,共存的有段石锛又与闽、浙的类似,结合民族学材料,证明它们无疑是大陆传过去的。高山族的先民也是古越族的一支。
(2)石钺问题
甲骨文已见有“戉”字,“戉”-指越人,从《逸周书•伊尹献朝》看商代已知东南方居住有“越沤”等。戉亦通钺,指兵器。然而何种石器为钺,是否为越族所发明?以往曾有不少争论。如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书认为浙江良渚、古荡出土的那种斜柄三角形石器就是吴越文化的越国之钺,在《百越源流与文化》中把古越族分布区如海丰、香港等地的无孔石斧均称为钺。并把它和“夏执玄戉,殷执白戚”联系起来,作为越族来源于夏的一个理由。其实这种大型的琢制的斜柄三角形石器乃是生产工具而非兵器石钺,而且良渚文化的遗物并不等于越国的器物。又如,卫聚贤曾指锛为钺、并认为“是钺为浙江古民族所发明”和“是越国当以产钺出名”,这也是一种附会。[8]何种石器才是名副其实的石钺?我认为解放后东南地区考古发现的石钺已不乏其例,而且年代早于夏商。如广东曲江石峡文化墓葬出土了一种典型石钺,而且可分四个式别,主要的数量较多的一种是长身、亚腰、斜刃。这在闽西的华安、平和等地也有发现。[9]数量少的方形短肩大孔的一式在江苏新沂花厅,吴县张陵山以及无锡仙蠡墩等地也有发现。我们断它为钺,因为石峡文化墓葬还出土有一种与之形状近似而用途不同的石铲。
(3)有段石锛
有段石锛是我国东南沿海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一种重要生产工具。
关于有段石锛过去已有较多论述。[10]这里仅就其产地、年代和族属问题作一点讨论。
广东是有段石锛发现较多,分布颇广的一个省区。主要分布于粤北和粤东,而中部低地区则有较多的有肩有段锛。其中地层关系明确、年代较早的是曲江石峡文化。那里出土了各式多样的有段锛,尤以墓葬的更典型(器身背面有明显沟道的),而且有较大型的。测定年代距今约4500年。年代相当于夏商的石峡中层,也出土有有段石锛,但典型的反而不如下层墓葬的多。江西筑卫城遗址、修水山背遗址等也有大型、典型的有段锛,年代和石峡文化的相当。广西大新县、龙州县等也发现过有段锛,数量不多、且都是北部隆起的。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有较多、较典型的有段锛,如果把河姆渡第二层的隆背石锛算作有段锛,其出现年代就超过五千年。上海、江苏除良渚文化的外,在苏北的刘林,花厅,往北至山东大汶口文化、安徽寿县都发现过。福建、台湾都发现过较多的有段锛。
如此看来,有段锛出现较早的地区是鲁南、苏北,但鲁南发现的数量很少。其次是浙江、江西和广东。其它地区的年代都较晚,就发现的数量和分布的范围来说,则以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最多。综合来看,我觉得有段石锛(或说有段石器,因为还包括斧、凿,有段有肩等形式)的发生地和主要使用地应在苏、浙、闽、粤等省区。林惠祥先生说过:“(有段石锛)应是中国大陆东南区即闽、粤、浙、赣、苏一带发生,然后北向华北、华东;东南面传于台湾、菲律宾以至玻里尼西亚诸岛”。[11]
这里有必要提及日本学者鹿野忠雄的一种有影响的看法。他说“有段石斧(应为锛,林惠祥原注)或者起源于越南东京地方,东进到华南、华中,……。菲律宾的有段石斧(因为锛,同上)究竟是和华南华中有关或直接由越南东京传来,还有待将来研究”。他又说:“玻里尼西亚的有段石斧,或是华南、华中的民族以及其文化移动的传入,当时华南仍有土著民族,华南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但对东南亚,甚至对玻里尼西亚都有关系”。我觉得,鹿野氏的后一段推断是有道理的。而前一段推论则缺乏证据。因为越南发现的是有肩石斧(如北山文化)而不是有段石锛。正如林惠祥教授指出的“有段石锛不是印度支那发生的,而是中国大陆东南区发生的”。[12]总之,有段石器是我国东南沿海区古越族及其先民发明、使用的一种重要生产工具,这已为越来越丰富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三)青铜器及地区特色
我国江南地区早期的冶铸业状况,文献记载不详。如《周礼•考工记》说:“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越绝书》及《吴越春秋》记述吴越善铸名剑,传为巧匠欧冶子所造(解放后在湖北江陵、河南淮阳出土的多件越王勾践宝剑,证实了这种记载)。
解放以来,江南地区陆续发现了商周和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为研究江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包括吴越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然而,哪些是中原商周或楚地传入,哪些是土著制造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大体说来,除云南剑川遗址外,南方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主要是中原传入的,[13]到了春秋战国,则较多地出现了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了。
现以广东为例略加说明。迄今广东发现有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是饶平浮滨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戈,直内平援、无胡无栏,具有地方特点。共出的有大量的石戈和方体凹刃锛、釉陶器等。年代暂定为晚商至周初。[14]其次是信宜发现的一件西周铜盉,完全是中原的作风,非本地制作。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已近九百件,其中80%以上的出自墓葬。据分析其特点和来源大致有如下四种情况:(1)与中原相同的,如清远铜罍、肇庆铜罍等;(2)与长江流域,尤其是楚地相同或相似的,如鼎、壶、编钟、钲、铎、镐于(连平)、剑、斧、戈、矛等;(3)与桂、滇、黔相似的,如扇形、靴型、铲型钺、戚、削刀(湘、闽也有);(4)具有本地特色的,如人首方形柱形器(清远、四会)、人面纹匕首(清远,石峡上层,香港大湾)以及附耳桶形器(肇庆、广州)。[15]从上述具有本地特色铜器和香港出土的斧、鱼钩石范来看,表明至迟在春秋战国之交,广东已有本地方的铸铜业了。[16]
其次,简单提一下越人喜用铜鼓的问题。如《后汉书•马援传》记马援南征时“得骆越铜鼓。”裴骃《广州记》说:“狸獠铸铜为鼓,惟高大者为贵”。又《隋书•地理志》载:“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从这些记载看,两广地区及越南北部古越族是盛行铜鼓的。但从考古发现看,我国铜鼓广泛分布于川、滇、黔、湘粤等省区,尤以粤、桂、黔、滇发现最多,仅我省、市博物馆收藏的就是数百面之多,近年来在云浮、罗定、广宁等地续有出土。但科学发掘、年代最早的是云南楚雄万家坝的釜形铜鼓,测定年代属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17]因此,铜鼓是百越族抑或百濮族所发明的,尚未完全解决。也有人认为百濮就是百越。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至迟自战国以来,两广地区的百越族,就一直广泛地使用铜鼓了。
(四)几何印纹陶问题
我国东南地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器是百越文化的一个特征,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曾昭燏、尹焕章先生认为:“以几何印纹陶为主的文化发源于东南沿海地区。以几何印纹陶为主的文化的居民,可能都是(或大部分是)属于百越族的。春秋、战国时越国的建立,可能是良渚文化的越族首先奠定下基础,而百越继之起了很大的作用”。[18]
1978年在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对几何印纹陶的分布、特征、年代、分期及其族属诸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的几何印纹陶主要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它不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不宜称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它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商周,衰落于秦汉,这与古越族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的历史是基本一致的。
广东是我国几何印纹陶比较发达和流行的一个省区。其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1)发生阶段在新石器晚期,距今大约在4500年左右。这可以从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层位关系明确的曲江石峡遗址下层和墓葬为例。在清理的一百座墓葬中,几何印纹陶只占极少数,纹饰有方格纹(或称网结纹)、曲尺纹(或称人字形纹)、旋涡纹和重圈纹等。[19](2)发展阶段在新石器末期,年代相当于夏商,主要饰纹有曲尺纹、方格纹、叶脉纹、云雷纹,复线长方格纹或方格中加凸点纹等二、三十种。年代距今为3200-4000年间。主要遗址有石峡中层、曲江鲶鱼转、[20]增城金兰寺中层(距今为4035±9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495±145年),佛山河宕、[21]高要茅岗、[22]深圳赤湾、香港深湾cb层,等等。(3)鼎盛阶段在青铜时代,年代约在春秋至战国早期。纹饰以夔纹、云雷纹、菱形凸块纹和方格纹组合的硬陶和釉陶为特点。除高州雷州及海南岛外,全省都有发现。(4)衰落阶段在战国中晚期至秦汉,战国的印纹陶以米字格和箟齿划纹组合的硬陶为特点、两汉的以方格纹带小戳印为特点。全省范围都有发现,但这时“汉式”陶器已占居最主要位置了。应当指出的是,几何印纹陶的分布问题,犹如有段石锛、有肩石器一样,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和越族的分布状况划等号,必须结合其他文化特征来探索。
(五)墓葬及族属问题
(1)葬俗、葬式和随葬品
百越分布区的新石器至青铜器时代大量墓葬资历表明,这里存在着多种的葬俗和葬式,但细加分析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少联系。特别是贝丘遗址之间及稻作农业遗址之间各自存在着更多的密切关系。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将广东的有关材料略举数例。
新石器中期的墓葬:新会罗山咀贝丘遗址,发现过一座瓮棺二次葬。据说死者的骨骸有次序地迭放于陶翁里,头颅在最下面。随葬品有古簪和一块鳖甲磨成的圆角三角形“饰物”,两角各穿一孔(这类瓮棺葬,近年在海南陵水、崖县有大量发现,为两个至三个翁、缸相衔接,年代据发掘者认为是东汉)。潮安陈桥村贝丘遗址,在农田基建中发现过大量染成红色的人骨,应为墓葬。香港深湾F文化层(中期)和Cb层(晚期)发现过火葬。这种火葬是从零星散见的许多骨骸碎片经过800℃高温火化痕迹等现象判定的。[23]但同时也存在有土葬。新石器晚期和末期墓葬发现较多。曲江石峡下层的墓葬以土坑深穴为代表、坑壁经烈火烧过,葬式以拣骨二次葬为主,尸骨一堆残缺不全多置于墓底东南隅,上面撒朱砂末。每墓有两套随葬品,普遍随葬生产工具,随葬品一般比较丰富,多者一墓达百件以上。有少量的陶器如鬶、贯耳壶、高颈扁腹小壶、圈足甑以及石琮、璧、环、笄等与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以至屈家岭文化非常相似。而主要陶器如鼎、豆、盘等又与江西清江樊城堆下层,筑卫城、营盘里下层以及修水山背文化的相似。石峡文化墓葬的这种烧穴葬俗和拣骨二次葬葬式,目前国内其他地方未见相同墓例。故尚待进一步探讨。不过我觉得有些文献记述值得参考。如《礼记•檀弓上》载:“夏后氏堲周”。注曰:“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也”,亦谓之土周。[24]也即烧穴的目的是为了加固墓圹、保护棺木。《墨子•节葬下》载:“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25]这是关于埋骨葬的一条年代较早的记载。而楚之南很可能是指南越。二次葬,又称迁葬、洗骨葬,在南方地区带有普遍性,但含义不一。最重要是为了使死者和生者在一起,或达到死后家人团聚的目的。石峡中层墓葬的特点是浅坑墓,仰身直肢一次单人葬,随葬品很少或者没有。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的墓葬有金兰寺中层(4座)、佛山河宕(77座)和南海灶岗(6座)共八十七座。共同的特点是墓葬分布在贝丘遗址中,浅坑或多无墓坑、用贝壳掩埋尸体。以仰身直肢单人葬为主,随葬品很少或没有随葬品。这种葬俗和葬式与福建昙石山文化葬墓甚为类似。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广东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墓葬是饶平浮滨的塔仔金山和联饶大埔山,共清理了二十四座土坑墓。随葬品的特点是生产工具石锛、兵器石戈、矛,生活用具软陶和釉陶器共存,是广东夔纹硬陶阶段之前的青铜时代墓葬、年代最迟不会晚于西周。饶平这种类型的文化在普宁、梅县以及闽南的平和、南靖、漳浦等地也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主要发现于西江、北江流域如清远、德庆、肇庆、罗定、四会、广宁等,其它如博罗、佛山、香港(大屿山石壁)等也有发现。随葬品特点详见于青铜器及几何印纹陶部分,广东地区发现的战国、秦汉墓葬,以及流行于百越(以及百濮)地区的悬棺葬或崖葬,这里不再详述。广东的崖墓材料,目前已知的只有两处。一是文献上记载的英德南山碧落洞的“仙人蜕骨”;一是始兴县文化馆在该县沈所公社李公岩发现的明万历年间的二十来个长方形棺木。
(2)体质特征及拔牙风俗
林惠祥教授说过:“中国大陆东南部,即浙、闽、粤沿海诸省之居民,春秋时为‘百越’,……。今之闽粤人实为古之土人与中原人之混合民族”。至于古代越族,“此越族者或即留居大陆之古代马来人即所谓原马来人(Proto Malay)也”。[26]
解放以来,我国各地发现的大量石器时代人类遗骸的研究证明,“他们一系列共同的种族特征亦清楚表明是我国中华民族的祖先”。[27]而且,有关研究人员对昙石山、金兰寺、河宕、石峡(M70)等处人骨架的鉴定,进一步确定她(他)们与南亚蒙古人种接近。如吴新智对增城金兰寺墓葬人头骨的鉴定后提出:“有些形态如园头、拔牙可能对探讨我国沿海的民族起源和迁移有一定意义”。[28]
我国拔牙(即凿齿)风俗,年代最早,发现最多的是山东--苏北地区,年代最早的可达6500年。其次在江苏常州圩墩、上海崧泽;湖北房县七里河、河南淅川下王冈;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云南元谋大墩子,以及台湾等新石器墓葬,都发现过拔牙资料。据有关人员鉴定,我国考古发现的拔牙个体最年轻的是14-15岁,或说在15-20岁之间。而文献记载的是男子14-15岁、女子15-16岁。其次是拔牙的形态。一是拔牙上的齿种都相当严格地限定在上颌的中门齿、侧门齿和犬齿三个齿种;另一特点是不管时代早晚、普遍流行的是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据统计这种形态占全部明确拔牙形态(433个个体)的大约92.8%。一般忌拔上中门齿和下牙。根据我国拔牙遗址和文献记载(如《山海经》、《淮南子》),有的同志提出了我国拔牙风俗的发源地和流动方向的意见,即发生于山东--苏北的大汶口早期文化,然后一路传播至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另一路传至长江下游的马家滨文化再南下至闽、台、粤等省。至于明、清到近代西南地区(如川、黔、桂等)的僚、仡佬族(“打牙仡佬”)的拔牙风俗可能是沿袭了屈家岭文化的古风。[29]
广东的拔牙材料目前集中发现于珠江三角洲的贝丘遗址。1961年金兰寺中层发现的四个墓葬中,有一个男性(25岁)拔牙个体。1977-1978年佛山河宕发现了七十七座墓葬,在可明确观察的22个个体中(男10、女12个),发现有拔牙个体19个(男10、女9个),占可观察个数的86%,最小年龄是22-25岁。拔牙的齿种主要也是上颌两侧门齿。同时还发现有拔除中门齿及中门齿和侧门齿相结合的5例。结合不同的拔牙齿种有着不同的拔牙意义和关系,有关研究者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30]总之,广东珠江三角洲发现的距今四千年前后这一批居民的体质形态和拔牙资料,对研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古代民族的拔牙风俗、民族迁徙和文化关系,增添了一批重要科学材料。
据文献记载,唐代海南岛还流行拔牙风俗。如《唐大和上东征传》一文(日本元开撰,载《大藏经》第五十一卷)记述鉴真、普照和尚准备东渡日本,船被漂泊到海南,在崖州见到“男著木笠,女著布絮(架),人皆彫蹄凿齿(彫蹄一作雕题,雕踶,据说是用丹青涂于彫刻的额上--引者),绣面鼻饮。”可见唐代海南岛少数民族拔牙、纹面或纹身风俗是比较普遍的。
(3)断发与束发问题
断发文身是吴越族一种风尚。它是对中原华夏族的束发笄冠而言的。《淮南子•齐俗训》说:“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发,其于衣服一也。”同书又说:“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由此看来,越人似无冠笄礼仪。这是值得讨论的。
从考古发现看,簪、笄在南方地区早已出现。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江南地区已出现了含有礼仪意义的笄簪。如胡小石教授曾根据江苏刘林墓葬出土的一种骨发约,认为它是后世冠卷之起源,进而推论刘林文化遗存是中原衣冠的最初祖先。[31]更重要的是在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峡文化以至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都发现了形制、意义明确的笄簪。
如石峡文化墓葬发现了十多件石笄,有长有短、最长一支14.7厘米,有带鼻和无鼻的。形制和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非常相似。至于湖熟文化的头上镂花的骨筓则与安阳殷墟的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见筓冠束发为“中国人”(指中原华夏族)所独有的记载是须要重新探讨的。
(4)琮、璧、璜、玦等的出现和使用
据文献记载,琮、璧、璜、玦、圭、璋之属,乃商周奴隶社会等级关系的指示物,也是“中国人”的礼仪制度之一。
考古发现表明,这类器物发端于新石代晚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比中原地区早。
石琮或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四面八方”的器物。这种特殊形制的器物在良渚文化中,如江苏吴县草鞋山[32]、张陵山墓葬以及浙江吴兴扬家山等地均有出土。[33]一种是形制较高的,四面刻兽面纹等,和吴大澂《古玉图考》上的大琮、黄琮相同;另一种是器身较矮的,四面刻云雷纹或圆圈纹,和《古玉图考》上的组琮(驵琮)相同。石峡文化墓葬也发现了六件石琮:大的一件(M105)与草鞋山(M198)的几乎完全相同,而小的有的与扬家山的相似但目前已知中原地区出土的玉石琮、仅见于安阳殷墟和洛阳东周墓。[34]
其次说璧、璜、玦、环等物,在大汶口、南京北阴阳营、良渚、石峡诸文化墓葬中均有不少发现,如果按《三礼》的记载及注释家的说法,即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以及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等等,那么,上述地方发现的一些同类器物,岂不都是奴隶社会的礼器了!事实上它们在东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更早。以上这些发现,充分证明长江以南、东南沿海地区也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样,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文化,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策源地,其中包括了百越及其先民的创造和贡献。
简单的结语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同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相适应,历史地形成的。”[35]换句话说,民族乃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部落联盟不断发展的结果,其间经过了长期的分化、组合、战争和联盟才逐渐形成的。它不是以氏族的血缘为纽带,而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
通过上述对若干问题的比较、分析,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所谓百越或古越族乃是一种泛称,其中包括了各有种姓、不相统属的众多族类,这犹如文献上对“百濮”的记述情况一样。“白濮者,夫百粤也。言其多,非一迹之可循,一隅之足指,故谓之百。今日粤即合浙、闽、两广而并称之,则濮亦合楚、蜀、黔、滇而以百名,想复同之耳。”(见倪蜕:《滇云历年传》)[36]从古越族的出现和发展历史看,它们之中有先有后(于越、杨粤在先;东越、闽粤、南越、驼越在后),社会发展程度也不平衡。一般地说,江、浙、赣、鄂的越人的社会经济比较先进,闽、台、粤、桂等地比较后进。质言之,如以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衡量,我觉得百越各族似未形成一个具备“四个共同要素”的统一的民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百越各族又是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错居杂处的庞大的人们共同体。表现在他们有着共同的族称(越、粤),有一定范围的分布地域(从会稽至交趾,等等),可能已有一定互通程度的言语(越语),一部分属善于种植水稻;一部分习于水中生活善于捕捞。特别是具有许多相似的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有肩石器,有段石器、石铲、石钺、几何印纹陶器,喜用铜鼓,流行二次葬、悬棺葬,拔牙风俗,善用舟船,居住干栏、断发文身,等等)。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材料。
最后还应指出一点,从较晚的文献看,“百越”的出现,似是楚灭越,“越以此散”的结果;但如果从更早史料特别从出土文物去追溯,便可看出,古越族及其文化,系渊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于商周(戉、越沤、于越、杨粤、七闽等,甚至可能出现于夏代),兴盛于春秋、战国,而基本消亡于秦汉。在长期演变过程中,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是各族团自身的发展,同时与邻近越族发生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是与其他族(如东夷、三苗、商、周、楚、濮等)发生各种关系,还有一种情况是迁移和传播关系,这诸种关系长期地相互作用,彼此交融,最后到了秦汉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郡县制的推行,百越之中绝大多数已融合到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剩下的只是支流和孑遗了。
注释:
[1]参看梁启超、吕思勉、林惠祥等的中国民族史专著,《吴越文化论丛》,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古代越族考》、(《百越源流与文化》)等等。
[2]杨式挺:《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和传播》,《农史研究》第2集。
[3]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以下杂志期数照此例简写为1978:7)
[4]maglioni:Fr.Ratael Archaeological discover in Eastern Kwangtung (麦兆良:《粤东考古发现》91-96页,香港考古学会专刊第二本1975年)吕荣芳:《福建、台湾的贝丘遗址及其文化关系》,《文物集刊》第3辑
[5]莫稚、杨式挺、陈智亮:《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1964年(未刊稿);又《广东中部低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60:2
[6]《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深湾》),香港考古学会专刊第三本,1978
[7]容观敻:《广西左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56:6;《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5《广西南 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1978:9
[8][11][12]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3;又沙孟海:《略谈浙江出土的石钺》,见《考古》1955:6
[9]曾凡:《关于福建史前文化遗存的探讨》,《考古学报》1980:3图版壹
[10]同上注[8]又吕荣芳:《有段石锛几个问题探讨》,《厦门大学第八届科学讨论会》论文稿
[13]《长江下游商周青铜器的若干发现及研究》,《文物》1980:8;并参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一书有关省份
[14]广东省博物馆邱立诚等:广东饶平墓葬发掘报告(待刊稿)
[15]《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一书第329页,第336页注[13]-[16],第337页图六、图八;敬直:《博罗铁场墟发现春秋时期青铜器》,见《南方日报》1979.12、14,人面纹匕首见秦维廉:《香港古石刻》第35页下图;又William Meacham:《Archaeology in Hong Kong》P.14
  [16]陈公哲:《香港考古发掘》,《考古学报》1957:4
[17]《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10;又《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378页楚雄万家坝墓测定M23为距今2640±90,另一座为2350±85年。
  [18]曾昭燏、尹焕章:《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1963年;又《考古》1955:6
[19]《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7;又朱非素等:《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一文图二,见《文物集刊》3第226页
[20]《广东曲江鲶鱼转、马蹄坪和韶关走马岗遗址》《考古》1964:7
  [21]杨式挺等:《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见《文物集刊》 3第236-239页
[22]杨豪、杨耀林:广东高要茅岗遗址发掘报告(未刊稿)
  [23]《深湾》第六、第十一章
  [24]转引自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一文注[34],《文物》1981:3
[25]转引自邵望平一文,《考古》1976:3;又参考凌纯声:《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一文,其中在论及大陆越人有猎头或食人风俗,引《墨子•鲁问》:“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
  [26]见《厦门大学学报》1958:1
[27]吴新智、张银运:《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见《古人类论文集》1978年
  [29]吴新智:《广东增城金兰寺村遗址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第16卷3期
  [29][30]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1
  [31]同上注[18]
  [32]《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考古三十年》第201页,又216页图十二
  [33]《文物考古三十年》第218页、第228页图九
  [34]《殷墟妇好墓》,《考古学报》1977:2;《殷墟东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1;《洛阳中州路》(专刊)图版伍壹:8
[35]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21页
[36]转引自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兼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2

文献资料来源:1998年11月   摘自《岭南文物考古论集》

作者:杨式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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