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类崇敬动物的两种心理，那是极其矛盾的，于现代人是无可思议的；同时也谈到，岭南龙舞之多，是全国少见的；而广东人食蛇之最，也是全国少有的。这正好是两种崇敬心理的吻合。舞龙与食蛇，崇敬与圣餐，在这里得到了统一。类似的还有舞狗与磔狗。在诸种动物舞蹈中，舞狗外地少见，而广东却古已有之，现在还有吃狗肉的特别嗜好，这恐怕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至于舞鳌鱼与广东人“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鱼”以及舞雄鸡与广东人“无鸡不成宴”的饮食习惯有无联系，在没有足够证据之前我不想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广东人的祖先与上述动物的交往必有悠久的历史，不管是用它作舞蹈还是用以作圣餐，都是古人心理的一种自我调节，虽然它和巫术、宗教不一定相关。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从古代猎人对动物的一种特殊的抚慰说起。在古人看来，动物和人一样，也是有躯体、有灵魂的。他们应该和人一样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杀死一种动物，就要受到它的灵魂或者它的同类的报复，因此，非万不得已的情况，原始人是不轻易去射杀凶禽猛兽的。非洲的鳄鱼很多，也经常伤人，但土著人对捕杀鳄鱼是郑重其事的。住在马达加斯加岛伊塔西湖附近的民族，每年要向鳄鱼出一张告示，历数鳄鱼危害人类的罪恶，公开宣布他们年内要杀死多少鳄鱼，以示报复，劝告无关的鳄鱼走开，然后才下钓捕捉。捉到后严加“审讯”，才处以死刑，然后把它埋葬。因为那里的许多部落是信奉鳄鱼图腾的。苏门答腊人对老虎也是这样，捕捉后一再向老虎“说明”，陷阱不是他们设的。如果是用箭射死的，就把箭放在虎尸上，并禀报上帝，说明这只老虎伤害了他们的亲人，此次报完仇后，发誓不再射杀其他老虎。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远古渔猎时代，原始人又不得不杀死动物，以充饥肠。因此，他们就想出了抚慰它的灵魂及其同类的办法，诸如先给它献上果品，再向它道歉，请示它谅解等，才把它杀死。杀食后妥善安置它的遗骸，向它祭拜等等。如西伯利亚的科里亚克人杀死一只熊后，把死熊带回家时，妇女出来迎接，打着火把跳舞，把熊皮连头剥下，由一个妇女披上，一边跳舞，一边请求熊的宽恕。再用草填满它的皮囊，带着这个假熊围屋转圈，再送走它的灵魂，以祈求它的保护和再猎的丰收。然后就举行熊肉宴会。北美的印弟安人边吃熊肉边说：“不要因为我们杀了你而仇恨我们。你是懂事的；你看见我们的孩子在挨饿。他们爱你，希望把你装进他的肚子里去。”这样的宴会，他们视为圣餐，也是一种最有力的盟誓。这种仪式表明，参与盟誓者如果背信弃义，决不能逃脱吃进腹内长在身上的神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许多民族中都可以找到。海南黎胞围猎后，把猎物分给全村第一份，以现代的眼光看，是一种有福同享的友爱行为，但在古代，难免也寄托着“有祸同当”的圣餐心理，或者是抚慰动物的一种遗风。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广东人爱舞龙，又爱吃蛇；爱舞狗，又喜欢吃狗肉；爱舞鱼，又爱食鱼；爱舞鸡，又喜欢吃鸡；爱舞牛，又常宰牛等等。这就是对动物“两种类型的尊敬方式”，“这两种类型的尊敬在一定程度上正好是相反的：一则因为崇敬，故不食其肉，一则因为崇敬，才食其肉。”几年前，有一位青年学者，根据史籍中曾有“饲龙”、“乘龙”甚至“食龙肉“的记载，认为这样一来，就否定了”龙“在中华民族中的”神圣“地位，因而就不具备图腾的特征，所以断定：龙不是华夏族团的图腾。这一谬误的判断，正是由于他不懂得古人对动物这两种崇敬关系。
广东人烹蛇，古代是否有特别隆重的形式，已不可考，但烹蛇的场地要特别讲究，一般要在露天空旷之处，传说是为了防止蜈蚣拉尿到蛇羹里去，吃了会中毒，这只是后人的一种解释，恐怕还蕴涵着某种祭祀和交感巫术的原理。人们在食完蛇肉以后，都小心地把蛇骨埋藏好，因为蛇骨很硬，不容易腐烂，民间传说踩着蛇骨会导致麻风病，这正好表现了古人在圣餐后妥善处理圣体遗骸的庄重礼仪，是对动物的一种特殊的抚慰，古人认为这样做了，不但是对被宰的牲畜，而且是对它的同类全体都祭礼如仪了。这是一种抵赎的行为，目的是求得兽类的谅解。
至于磔狗，最初是为祭祀而作的。《风俗通义》载，古人夏至“磔狗以祭四门”；《广东新语》则说“夏至磔狗御蛊毒“；《增城县志》云：”夏至磔狗，云可解疟“，总之都是为驱灾除祸而作的，这与舞火狗的目的是一致的。但磔狗致祭之后，狗的躯体如何处置？狗肉大补且味道鲜美，不妨食之；但狗肉性热，夏日炎炎食之不宜，故在祭祀之礼淡化之后，广州人把食狗的节令改为冬季，这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至于宰鸡、杀鱼等，其圣餐的意义就远不如其美食的意义了。正如舞雄鸡、舞鱼灯，现在也纯粹变成一种娱乐活动一样，其远古的意义也逐渐被人忘却了；只是以其装饰性和技艺性来达到使观众赏心悦目的效果，并以其丰富的舞蹈语汇表现其蕴含的象征意义，达到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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