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栏路、故衣街、西荣巷这些充满历史沉淀的地名，很长时间已被人遗忘。随着“旧城改造”的狂潮不断袭来，众多文物保护志愿者把眼光投向此处，由此湮没多年的银号也浮出水面。
广州话“埋堆”，北方话叫做“扎堆”。1932年，有251家银号在十三行路附近驻扎，还有数量相当的找换店，鳞次栉比，蔚为巨观。
银号在江浙沪地区叫做“钱庄”。据《上海钱庄资料》所载，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民国时期最高峰有钱庄115家，1930年代降至50家上下。而据1932年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广州之银业》统计，广州共有银号540家，其中近半数在十三行地区，该区域银号资本占全市银号资本的80%以上。
单从银号数量和区域集中程度来说，十三行传统金融区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广州中心花市为何开在桨栏路？
广州叫做花城，绝非浪得虚名。
早在西汉初年，陆贾在《南越行记》就已记载广州素馨、茉莉特别芳香。栽花、赏花、卖花传统历经2000年发展，到明清时代形成了著名的花市。
从清代中期到1955年，广州中心花市一直设在十三行附近的桨栏路、光复南路，原因何在？很简单，这一带的“四纵四横”8条街巷，集中了200多家银号，还有大批著名的药材参茸行、丝绸行，是全广州财气最旺之地。银号老板为斗阔气显排场，一甩手都是几百两银子，将花市最名贵的梅花、吊钟、桃花搬入自家店堂。
银号特别注重过新年。每到年终岁末，他们将店堂布置一新，悬挂名画，摆设名花。到新年第一天开市，晚上12点潮水漫涨之时（俗话“水为财”），各银号拜祭赵公元帅，然后大放鞭炮。此时，只见掌柜装模作样地打开账簿，把算盘打得噼啪作响；抓秤店员则把天秤叮叮乱敲；负责筛银的，把银毫故意筛来筛去；负责点验银子的，把银毫乱抓乱扒，务求银毫相碰声、算盘声、敲击天秤声洋溢街外。这种独特的过年风俗，如今已无缘得见。
新中国成立后，银号、找换店普遍停业，中药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绸缎庄大多迁移到下九路，这一带繁荣不再。到1956年，广州市中心花市转移到人民南路。
湮没多年的银号浮出水面
今年年初，为追寻王老吉凉茶老铺的位置，我们来到十三行故衣街，14号一座三层建筑的正立面，有“鸿谦益银号有限公司”9个大红字，旁边还有“区芳浦书”4个小字，极为吸引眼球。第一次，我们只是拍照就走，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发现的前奏。
为查找广州当铺资料，我们查阅了《广东省志·金融志》，顺便浏览一下“银号”部分，发现故衣街这家银号的名称是“谦益”，成立于1929年1月。后来多次踏勘，我们才领悟到，“鸿”是现在的档主加上去的，字体也不一样。我们还了解到，当年叱诧风云的银业公会，就在故衣街不远的西荣巷。
走进西荣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风情万种的万源堂参茸行，很多文物爱好者会止步于此。可是，往里走别有洞天。在西荣巷17号一栋三层石米批荡洋楼的门楣上，可见由铁钉组成的“天泉”两字，这是原招牌的遗存。正当我们驻足抬头、指指点点之时，有名骑单车的老街坊路过，甩下一句话：“这家的老板，也是新华戏院的老板”。
这个线索很重要。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所载天泉银号地址正是西荣巷17号，经理朱耀庭。据《广州市志》记载，天泉银号曾与人集资30万元成立金华置业公司，在惠爱中路76号购地一块，开设新华戏院，豪华为广州三大戏院之冠，可惜因“让路”于地铁建设需要而被拆除。新华戏院建设资金来自华侨，天泉银号实际上充当了侨资进入广州的桥梁。
顺藤摸瓜，我们又在和平东路87号找到永泰隆银号。这座6层半高的洋楼，在整个十三行地区鹤立鸡群，外立面采用两级廊柱的设计，装饰极尽繁复，以此向客户显示它的实力。
传统金融区“四纵四横”集中了251家银号
十三行传统金融区，主要分布在今人民南路以西密迩相邻的8条街巷：南北向的光复南路、西荣巷、故衣街、富善西街（“四纵”），东西向的十三行路、和平路、桨栏路、余善里（“四横”）。这个区域紧靠十三行外贸区（十三行路到西堤一带），是西关商贸的精华所在，做的是大手笔的批发生意。
“四纵四横”是个极其狭小的区域，相距都是步行数分钟的距离，却集中了251家银号，其中有银业公会主席、广州市总商会主席邹殿邦的广信银号，“赌王”霍芝庭的兴记银号、福荣银号，中央银行行长邹敏初的恒济银号。
我们已经确认的几家银号，只是251家中的“冰山一角”；更多的，仍需通过大规模的普查来加以认定。难以想象的是，全长只有138米的西荣巷，竟然集中了23家银号，除去几家参茸行以外，银号几乎是一家挨着一家。
以往人们都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外商涌向上海等新开口岸，十三行地区就衰落了。实情并非如此。这个地区原来就是药材、布匹、丝绸的集散地，轮船航运兴起后，有大量的“三江帮”商人在附近聚集，将长江流域、华北、东北的小麦、花生、大豆、芝麻运到广州分销。
故而，鸦片战争后虽有大量外商、买办迁往上海，这个区域的生意仍保持长盛不衰。“一口通商”时代，主要出口商品是茶叶、丝绸、瓷器等。银号延续了丝业融资的传统，并开辟了新的领域。
清末民国顺德、南海丝绸内外贸持续畅旺，“三江帮”贸易急速扩张，拉动了更多融资需求，新的银号纷纷设立。
辛亥革命以后，在海外谋生的华侨涌回国内投资置业，四邑地区华侨往往把生意放在广州，需要有金融机关为其办理汇兑，并物色更好的投资机会。1873年，加入银行会馆的银号只有68家，到1932年猛增到540家。
“顺德帮”和“四邑帮”
传统金融区之所以“传统”，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乡土为结合的纽带。广州银号经营者，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顺德，一个是华侨集中的四邑。
“顺德帮”一直执广州银业的牛耳，只因顺德是广东生丝的生产中心。生丝、丝绸成品的生产、销售，离不开大额资金的支持。每当顺德生丝上市季节，全广州的游资都流向顺德，银根为之一紧。在收购高峰期，仅顺德容奇一个镇，每天即从广州用船运走200万元（真金白银的银元）。当生丝销售完成，广州资金充斥，急于寻找出路。资金的一紧一松，全靠银号从中加以调节。
“顺德帮”的经营作风，在今日看来非常特别。他们几乎不需要客户什么抵押、担保，只凭多年往来的关系，也即是纯粹的信用贷款，存、贷款利息高低往往看交情而定。从客户来说，这种方式灵活快捷，当然是乐于接受。但银号本身也因此背上较大风险。一旦商品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客户经营失败无法还款，实力差的银号很容易倒闭。
“四邑帮”则是归侨、侨眷所经营。他们具有国际视野，往往兼营汇兑，注重吸收海外侨资，效仿现代银行做法制定统一的定活期利率标准，放款均需抵押。他们往往充当华侨回国投资的工具，甚至主动策划大规模的投资行动。
知多点
“银行”一词出自广州
不少人以为中文“银行”一词是由日本引入国内，这是严重的误解。
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教授武藤长藏，早在1918年即写成系列文章，1922年结集为《“银行”名词之考证》长文，在实地考察西关银行会馆内悬挂的康熙五十三年钟铭后，确认“银行”一词出自广州银行会馆。1868年，居住在广州芳村聚龙村的台山人邝其照，在所编《华英字典》中，首次将“银行”与英文“bank”对应起来。日本人接受了邝其照的翻译，乃于1872年《国立银行条例》中正式命名。
广州“银行会馆”中的“银行”，原来是指银号这个行业。直到1714年，广州银业已经成行成市，正因从业者众，才需要成立会馆来维护共同利益。近代以来，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借用邝其照的译法，而“银行”一词的含义才发生转变。如今，位于连珠巷17号的银行会馆旧址尚存，只是门楼已经重建，改为詹天佑小学分校。
作为“银行”一词的发源地，广州又曾拥有过绝无仅有的540家银号，数百家找换店，十三行传统金融区内银号、找换店高度密集，是广州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如何保护和更新与十三行相关的文化街区，凸显老广州深厚的文化积累，避免妄自菲薄，不仅是荔湾一区的事情，而需要提到市一级甚至更高的高度。正如广州大学杨宏烈教授所言，“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区应该成为国际性的品牌。它是千年商城、千年港城的形象代表之一”，广州要“向世界叫响十三行！”
文献来源：2013-11-18 信息时报-C11
作者：陈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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