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邓颖超来穗 陈赓接站没接到
文德东路上，有一处老房子，历经沧桑的外墙掩盖不住昔日精致的容貌。这里就是文德楼——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新婚居所，这对革命伴侣从这里携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人生路。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在爱国救亡活动中，他们彼此留下良好印象。后来，周恩来赴法国留学，二人鸿雁往来，在书信中定情。1924年9月周恩来回国到广州工作。在组织的关怀下，1925年8月初，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广州，与周恩来相聚。
然而，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组织省港大罢工，周恩来无法抽身去迎接邓颖超，只好委托陈赓拿着她的照片去接。可拥挤的人群中，陈赓始终没见到邓颖超，当他内疚地返回周恩来住处不久，却看见一个姑娘笑吟吟地走了进来，原来，纵然人生地不熟，聪明的邓颖超还是根据通讯地址找到了住处。
张申府请新人与好友在太平馆用餐
经历这个小小的波折，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式结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张申府在太平馆请这对新人及一众好友吃饭，祝贺他们新婚之喜。周恩来邓颖超新婚的居所，就在文德东路上的文德楼3号二楼。他们的好友李富春、蔡畅夫妇就住在隔壁的1号。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著名文博专家黎显衡告诉记者，周恩来和李富春夫妇等广东党委主要同志居住在文德楼，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里离文明路广东区委和万福路广东军委都只有几步之遥，即使到周恩来当时工作的沿江路黄埔军校广州办事处也很方便。
文德楼的环境也是一个因素，周围比较安静，巷口原来还有一座更楼，比一般民居更安全。黎显衡分析，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租住在文德楼是自己掏腰包付的房租，“当时党组织根本没有额外的经费”，但住宅的安全性应该是经过组织考察的。
和市内多数的红色遗址不同，文德楼附近的街坊都对总理的旧居引以为荣，记者几乎不费周折就找到了文德楼。尽管部分外墙已经脱落，这里仍保留着几分当年的意韵，穿过拱门下斑驳的铁门，里面是一条十余米长的小院子。
文德楼3号二楼的周恩来夫妇旧居。这是一间东西向对流的房子，采光通风俱佳。用厚实的木板间隔成两房一厅，东面还有独立的厨房和洗手间。现住户陈婆婆自豪地告诉记者，在七八十年前，文德楼是广州的高档住宅。在客厅中央的墙上，陈婆婆特意挂上了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照片和总理生平的画册。
迁居万福路 大佛寺办政治训练班
1926年3月，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发生，改变了周恩来夫妇的工作和生活轨迹。邓颖超后来回忆，“1926年5月，中山舰事件后，住进万福路190号南华银行楼上”。从1926年5月到1927年4月周恩来离开广州北上前，他和邓颖超一直居住在这里。
在广州工作的后期，周恩来还与大佛寺结缘，在此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这段故事一直鲜为人知。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黄穗生告诉记者，“中山舰时间”发生后，1926年5月下旬，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率200多名革命青年军人走进大佛寺，利用大佛寺大殿后东西二廊的佛殿式平房，举办“高级政治训练班”。这些青年军人都是被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强迫命令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亲自担任班主任，将这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军人集中训练，为即将开始的北伐军培养军事政治人才。
“开班这一天，周恩来首先宣布本班纪律，明令不得损坏寺庙的物件。”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高级政治训练班”的这批年轻军事政治人员，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走出大佛寺，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其他北伐部队中，为战争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文献来源：2013-07-21 广州日报-W4
作者：廖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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