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瘫痪”老建筑能为民间收藏“复活”
灵感得自“受伤”的康有为故居
许钦松说，自己的这个灵感，部分得自今年两会期间，在北京考察面临拆迁危局的康有为故居，“当时我利用中午的时间去找故居的所在地，去了米市胡同，一片废墟。康有为故居还没有拆，门口也还挂着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里面七零八乱，加建很多，据说最多时候住了差不多100户人。我们看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中年汉子出来，就带着我们看，康有为的卧室和书房还在，还比较完整。”
许钦松说，康有为的书房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公车上书”事件的策划地，“他前后给朝廷上奏七个奏章，书写也是在这里”。院落是旧时的南海会馆，原来种有七棵树，为此康有为曾题一个牌匾“七树堂”，现在牌匾不见了，树也全没了，假山据说也都埋在地下。居民说跟开发商签订了合约，补偿款是每平方米8万元。
虽然后来北京市政府表态说对于康有为故居要整体保护，但是许钦松却进一步指出，类似的事情并非孤例，“现在全国各地的名人故居、古建筑已经拆得所剩不多了，整个的建设过程中，我很痛心的一点，就是一些人、一些领导对文化的藐视、满不在乎，拆了就拆了，没有把它当回事。思想深处没有对传统的东西有敬畏之心，或者保护的责任感。这个和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历史大环境有关——近100年来的社会发展是以大量地牺牲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沉痛代价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反思的，为什么一定要摧毁之后才能建设？所谓‘不破不立’，这种思想的根源在哪里？”
许钦松说，在很多欧美国家，对老建筑是能用就接着用，伦敦、巴黎，乃至一些小城镇都是这方面的典范。许钦松因此认为，让私立博物馆、美术馆进入老建筑、老街区，可以使两者相得益彰。与公立博物馆、美术馆的大型、重量级相比，民间收藏地域性、主题性更加突出，“比如有人专门收藏火柴盒、钟表，政府不能专门为这个来建个馆。那么民间的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模式”。作为文化古城，人们周遭经常出现这种可欣赏、可回味的文化的东西，来到广州会感到很亲切，不是住了一个晚上看看珠江夜景，第二天早上坐飞机就走人了。应该是可以住下半个月一个月，慢慢品味这个城市。民间馆等于存留广州历史留下来的宝贝，引导人们往关注文化、热爱传统的方面走，“像我们西关的大屋，现在不能拆，但也是乱成一团；像大小马站，东山的洋楼，都存在一个怎样利用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在使用中保护，而不是闲置地保护——闲置是被动的，而且房子不用很快就会坏。广州是否能先制定一些可行的政策，然后慢慢地抓一些点做起来？比如对民间的收藏进行普查，设立私人博物馆准入的标准，开放、管理的标准，在经济、安全方面的支持等，另外还有使用者和业主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如果搞得好，市民多了有味道的休闲的地方，业主也有经济收益，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们也多了一条出路，省得它现在整天放在那里，漏水也没有人管，感觉像瘫痪了一样”。
“活态”保护
别对市民关上大门
西方国家对于古建筑的活态保护方式令许钦松印象深刻，不少地方名人故居门口由政府统一挂一个铜牌，这个人的生平简介，什么时间住在这里，一一标明。进去之后有些地方原封不动，把名人的事迹和当时的生活场景陈列出来，其他房子照样有居民在里面住，“你进去居民很热情地带着你看，不是政府派驻工作人员在那里，就是说他在使用当中实现了保护。”
在广州，很多老房子也因新的改造重新有了活力。广州达道路和保安前街交界的路口，有一个独门独院的院落。老式的红砖墙，朴素的立面，带着西式设计的味道。进门先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宽大的客厅中，摆着民国风格的家具和主人父母的老照片，左右分布着几间摆放着民国时期的家具，陈设简单的客房。从小楼的后门走出去，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安排着石几石凳，若干花木。然后是一座高敞的大厅，摆着硕大的红木餐台、餐椅和家具。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宅子，曾经是白崇禧的住宅，如今的主人黄柳潮经常在这里开一围家宴，与朋友把酒言欢。黄柳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购入这一带的老房子，如今已经成为了令人艳羡的资产。在老东山区的这一片区域，类似的“小洋楼”从这里向西、向北鳞次栉比地延伸开去，分布着数百座，不少已经开发成酒吧、餐馆，或私人会所。曾经参与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李克义说，虽然人们对于这里的关注已经很多，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蒋介石当年在这一带的住处究竟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老房子都因成了私宅而对其他市民关上大门，显然也是一种遗憾。
海珠区黄埔村是广州城市核心区内探索古迹活态保护的试验之一。古村历时两年的改造，古建筑一座不拆，一步步从杂乱的现代建筑丛中，剥出旧有的风貌。结合古港码头，建立了古港博物馆。更重要的是尽量不扰动村民的生活习惯，在适度开发中不与民争利，让村民逐步融入新的发展变化当中。村中修复的古街上如今也开起了杂货铺、古董店、小吃店，皆为自然生长，按需开设。
“他国”之石
梵高住过的村子景如其画
“我去看梵高生活过的那个村落，原原本本地保留梵高生活时代的周边环境。他还有一个很绝的：当时梵高画某张画在哪个角度，就把这张画的图片在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挂起来，你去看的时候，那个景象和他画里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包括田地、老树，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能动。这样梵高的画和我们看到的风景，就有了一种思想上的对接。人家保护可以好到这种程度！”
伦敦也有老舍故居
伦敦荷兰公园区圣詹姆士花园街31号墙上，挂着块蓝色的瓷牌，标明是老舍在伦敦的居所。这位中国的文豪曾经在伦敦住过5年，其间多次搬家，可谓天涯游子，但伦敦并没忘了他。这样的瓷牌，在伦敦挂着900多块。到伦敦看名人故居，似乎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必选项目。
名词解释
生态博物馆：
没围墙的“活体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在原来的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中保存和介绍人类群体生存状态的博物馆，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村寨、社区等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这一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并在当年的第九次国际博物馆会议上得到确认。其“生态”的含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随后诞生了法国克勒索蒙特梭矿区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第一批生态博物馆。
目前全世界的生态博物馆已发展到300多座，1995年中国和挪威两国政府联合在贵州省六枝特区梭嘎乡建立中国和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目前已发展到各种形式的生态博物馆十余座，成为保护苗、侗、瑶、汉等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最新的一座生态博物馆是今年3月31日在陕西汉阴县开馆的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建立的原则中，特别强调原住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并且强调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文化。
灵感得自“受伤”的康有为故居
许钦松说，自己的这个灵感，部分得自今年两会期间，在北京考察面临拆迁危局的康有为故居，“当时我利用中午的时间去找故居的所在地，去了米市胡同，一片废墟。康有为故居还没有拆，门口也还挂着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里面七零八乱，加建很多，据说最多时候住了差不多100户人。我们看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中年汉子出来，就带着我们看，康有为的卧室和书房还在，还比较完整。”
许钦松说，康有为的书房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公车上书”事件的策划地，“他前后给朝廷上奏七个奏章，书写也是在这里”。院落是旧时的南海会馆，原来种有七棵树，为此康有为曾题一个牌匾“七树堂”，现在牌匾不见了，树也全没了，假山据说也都埋在地下。居民说跟开发商签订了合约，补偿款是每平方米8万元。
虽然后来北京市政府表态说对于康有为故居要整体保护，但是许钦松却进一步指出，类似的事情并非孤例，“现在全国各地的名人故居、古建筑已经拆得所剩不多了，整个的建设过程中，我很痛心的一点，就是一些人、一些领导对文化的藐视、满不在乎，拆了就拆了，没有把它当回事。思想深处没有对传统的东西有敬畏之心，或者保护的责任感。这个和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历史大环境有关——近100年来的社会发展是以大量地牺牲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沉痛代价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反思的，为什么一定要摧毁之后才能建设？所谓‘不破不立’，这种思想的根源在哪里？”
许钦松说，在很多欧美国家，对老建筑是能用就接着用，伦敦、巴黎，乃至一些小城镇都是这方面的典范。许钦松因此认为，让私立博物馆、美术馆进入老建筑、老街区，可以使两者相得益彰。与公立博物馆、美术馆的大型、重量级相比，民间收藏地域性、主题性更加突出，“比如有人专门收藏火柴盒、钟表，政府不能专门为这个来建个馆。那么民间的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模式”。作为文化古城，人们周遭经常出现这种可欣赏、可回味的文化的东西，来到广州会感到很亲切，不是住了一个晚上看看珠江夜景，第二天早上坐飞机就走人了。应该是可以住下半个月一个月，慢慢品味这个城市。民间馆等于存留广州历史留下来的宝贝，引导人们往关注文化、热爱传统的方面走，“像我们西关的大屋，现在不能拆，但也是乱成一团；像大小马站，东山的洋楼，都存在一个怎样利用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在使用中保护，而不是闲置地保护——闲置是被动的，而且房子不用很快就会坏。广州是否能先制定一些可行的政策，然后慢慢地抓一些点做起来？比如对民间的收藏进行普查，设立私人博物馆准入的标准，开放、管理的标准，在经济、安全方面的支持等，另外还有使用者和业主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如果搞得好，市民多了有味道的休闲的地方，业主也有经济收益，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们也多了一条出路，省得它现在整天放在那里，漏水也没有人管，感觉像瘫痪了一样”。
“活态”保护
别对市民关上大门
西方国家对于古建筑的活态保护方式令许钦松印象深刻，不少地方名人故居门口由政府统一挂一个铜牌，这个人的生平简介，什么时间住在这里，一一标明。进去之后有些地方原封不动，把名人的事迹和当时的生活场景陈列出来，其他房子照样有居民在里面住，“你进去居民很热情地带着你看，不是政府派驻工作人员在那里，就是说他在使用当中实现了保护。”
在广州，很多老房子也因新的改造重新有了活力。广州达道路和保安前街交界的路口，有一个独门独院的院落。老式的红砖墙，朴素的立面，带着西式设计的味道。进门先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宽大的客厅中，摆着民国风格的家具和主人父母的老照片，左右分布着几间摆放着民国时期的家具，陈设简单的客房。从小楼的后门走出去，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安排着石几石凳，若干花木。然后是一座高敞的大厅，摆着硕大的红木餐台、餐椅和家具。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宅子，曾经是白崇禧的住宅，如今的主人黄柳潮经常在这里开一围家宴，与朋友把酒言欢。黄柳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购入这一带的老房子，如今已经成为了令人艳羡的资产。在老东山区的这一片区域，类似的“小洋楼”从这里向西、向北鳞次栉比地延伸开去，分布着数百座，不少已经开发成酒吧、餐馆，或私人会所。曾经参与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李克义说，虽然人们对于这里的关注已经很多，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蒋介石当年在这一带的住处究竟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老房子都因成了私宅而对其他市民关上大门，显然也是一种遗憾。
海珠区黄埔村是广州城市核心区内探索古迹活态保护的试验之一。古村历时两年的改造，古建筑一座不拆，一步步从杂乱的现代建筑丛中，剥出旧有的风貌。结合古港码头，建立了古港博物馆。更重要的是尽量不扰动村民的生活习惯，在适度开发中不与民争利，让村民逐步融入新的发展变化当中。村中修复的古街上如今也开起了杂货铺、古董店、小吃店，皆为自然生长，按需开设。
“他国”之石
梵高住过的村子景如其画
“我去看梵高生活过的那个村落，原原本本地保留梵高生活时代的周边环境。他还有一个很绝的：当时梵高画某张画在哪个角度，就把这张画的图片在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挂起来，你去看的时候，那个景象和他画里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包括田地、老树，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能动。这样梵高的画和我们看到的风景，就有了一种思想上的对接。人家保护可以好到这种程度！”
伦敦也有老舍故居
伦敦荷兰公园区圣詹姆士花园街31号墙上，挂着块蓝色的瓷牌，标明是老舍在伦敦的居所。这位中国的文豪曾经在伦敦住过5年，其间多次搬家，可谓天涯游子，但伦敦并没忘了他。这样的瓷牌，在伦敦挂着900多块。到伦敦看名人故居，似乎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必选项目。
名词解释
生态博物馆：
没围墙的“活体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在原来的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中保存和介绍人类群体生存状态的博物馆，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村寨、社区等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这一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并在当年的第九次国际博物馆会议上得到确认。其“生态”的含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随后诞生了法国克勒索蒙特梭矿区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第一批生态博物馆。
目前全世界的生态博物馆已发展到300多座，1995年中国和挪威两国政府联合在贵州省六枝特区梭嘎乡建立中国和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目前已发展到各种形式的生态博物馆十余座，成为保护苗、侗、瑶、汉等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最新的一座生态博物馆是今年3月31日在陕西汉阴县开馆的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建立的原则中，特别强调原住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并且强调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文化。
文献资料来源：2012-04-07 广州日报-B10
作者：广州日报
索取号：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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