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有碑留博士 六榕无树记东坡
笔者幼时住在六榕路旁,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但在六榕路上却每天都能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都是慕名前来参观六榕寺的游客,可见六榕寺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斐然。

  跟雄伟的花塔相比,六榕寺的山门并不起眼,灰砖绿瓦,门上挂一块匾,上书“六榕”二字,厚重又潇洒。进入山门,却是别有洞天,古木婆娑,最夺目的就是六榕寺花塔了,这座宝塔呈八角形,属于楼阁式塔,外观9层,里面加上暗层共17层,是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

  花塔的外形华丽壮观,檐角都悬挂吊钟,整个塔好像是花朵叠成的一根花柱,塔顶好似长在最高一朵花上的花蕊心。塔顶有元代铸造的千佛大铜柱,连上面的九霄盘、宝珠及下垂的铁链总重达5000公斤,历经600多年而不倒。

  昔日登上六榕花塔,更是能一览广州旧城,尤其是老中轴线上的精致,通读千年羊城,可惜近年由于封闭,游人无缘登上花塔。

  早在南朝刘宋(420—479年),六榕寺原址已建有佛殿,名为广州宝庄严寺。梁大同三年(537年),当时的道场沙门昙裕法师奉命出使扶南,求得舍利返至广州,因病留在宝庄严寺,修书表示“愿居此刹”,得到诏许并筑舍利塔,珍藏自海外求得佛舍利。

  到了唐初永徽元年(650年),舍利塔出现瑞象,宝庄严寺于是借各级地方官之力重修寺塔。

  王勃撰写塔记 一去不返成绝笔

  上元二年(675年),当时已经享誉盛名的大文学家、后来被誉为“初唐四杰”的王勃从山西老家前往交趾(今越南)探望在那里做县令的父亲,十一月抵达广州的时候刚好碰上宝庄严寺开法会。此时宝庄严寺舍利塔已经修葺一新,僧俗都钦仰王勃大名,对他讲述本寺略史及此次修塔因缘,请他撰写重修碑记,王勃欣然题写了洋洋洒洒3200字的《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至今已知的最长的塔铭文。也成为了研究寺塔历史沿革的重要史料,碑文不仅记载了塔内的雕饰华丽,还提到王勃到广州那年,此塔放出神光的奇观:“是岁也,忽于此塔,重睹神光,玉林照灼,金山具足。倏来忽往,类奔电之含云,吐焰流精,若繁星之转汉。倾都共仰,溢郭周窥,士女几乎数里,光景动乎七重。”

  令人甚为惋惜的是,第二年王勃在搭船经南海前往交趾途中,在海上遭遇台风不幸罹难,年仅27岁。《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记》也成了他的绝笔,永远留在了广州。六榕寺山门上对联的上联“一塔有碑留博士”,正是纪念王勃为舍利塔撰写的碑文。

  据记载,这篇《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记》原来是被刻于碑石,竖在当时的舍利塔旁。但后来,舍利木塔在南汉灭亡之时焚毁,刻有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记》碑文也已遗失。幸好《王子安集》、《广东通志》等载有此文,流传千古。

  东坡题书“六榕” 成为古刹名字

  在王勃来到宝庄严寺的400多年后,另一位大文豪苏东坡也慕名前来,经过多次更名,该寺已经名为净慧寺。其时是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苏东坡在被贬途中至广州,慕名到净慧寺内—游。

  净慧寺主持道琮久仰苏轼大名,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向苏东坡求墨宝,以作纪念。苏东坡见庭院中有六株榕树,绿叶如盖,盘根错节,气势不凡,即欣然书下“六榕”二字。字为楷书,厚重雍容,潇洒遒劲。落款为“眉山苏轼题并书”。

  相传,苏东坡专门解释了为何既曰“题”,又曰“书”,他说,就算是给小亭做个匾吧。道琮大喜过望,谢过东坡,即令人拿去做匾,悬于小亭之上。自此,苏轼所书“六榕”手迹,成为该寺的一件重要文物。苏东坡的题字使该寺的知名度大增,在民间,该寺也渐渐有了“六榕寺”这个别名。

  到了清光绪年间,寺塔修葺,巡抚张兆栋见东坡墨宝,甚觉可贵,于是正式改名为“六榕寺”,并沿袭至今。

  如今,在六榕寺内,已经看不到苏东坡当年所见的榕树,它们在历代的战乱和自然中,渐渐消失。为了纪念苏东坡与六榕寺的渊源,后人还在寺内补植榕树,并筑建了一座亭子,名曰“补榕亭”。

  离补榕亭不远处,还有一个小院落,名曰“圆通”。馆内有一白色玉石所铸的苏东坡塑像,站在一刻有“六榕”二字的褐红石基上,而东坡则头戴竹笠、脚踏木屐,衣袂飘然,永远纪念苏东坡与六榕寺的渊源。

文献资料来源:2012-05-21   广州日报-W2

作者:廖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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