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的北京路西侧，三十多层高的广州百货大厦旁边有条5米见宽的小街，在绿荫下，街匾上书着“越秀书院街”五个金灿灿的大字，这是越秀区人民政府为纪念该处曾是粤秀书院故地而建的。
清初，政局未稳，康熙皇帝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计除鳌拜，平定三藩，取台湾，败沙俄，三次亲征，平息噶尔丹叛乱，最后统一中国，数十年征战，我国人口在二千万徘徊，经济发展缓慢。广东在平三藩时期，因平南王尚可喜父子叛乱，境内破坏很大，南海学宫作为广州将军营房，广州府学宫亦被民房挤占。加之广东地处僻壤，沿海盗贼滋扰，社会不安，文化教育和科举应试远远落后于江浙和中原地区。康熙四十三年（1703）广东举人到京会试，竟连一个都不取中，足见水平之低下。粤秀书院就是在这一形势下于康熙四十九年筹建的。当时适逢康熙登位五十周年大庆，朝廷普施恩泽民间，并特别照顾南方战乱诸省。三年共减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三千二百六十万两多银，为雍正初年国家岁入银两1.2倍，减免幅度不小，地方富裕了，就有钱办学。此外，康熙实行劝学，重科举政策，勉励省、府、州、县兴办书院，并增加各省乡试取中名额。这时，广州有三位人物，一个叫赵宏灿，此人武夫出身，刚从广东提督升任两广总督，立即到肇庆重修端溪书院，可见其办学之热心。另一个叫满丕，是内阁学士，文才极高，被派来广东主持乡试并将接任广州巡抚，还有一个即将上任浙闽总督的广东巡抚范时崇。三人都是积极倡导办学之人，见偌大个省城，没有个象样的书院，于是带头捐资筹办书院，总督府、巡抚部院各官纷纷响应，并划出承宣街（今北京路）盐司旧署（今越秀书院街内）作院址，该旧署十分宏大空旷，又居城中心，邻靠省、府诸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书院在粤秀山之南，故取名粤秀书院。可见粤秀书院之建立，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二十年后，皇帝下诏，令各省总督、巡抚驻骅之处设立省会书院，并赐帑金1千两银。从此，粤秀书院成为广东级别最高的官办书院，得到督、抚政要高度重视。每年，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漕运总督等官员都按月定期到书院轮番坐课。粤秀书院受到中央到地方政要的关顾，迅速成为全省最高学府，有“海滨邹鲁”之称。
书院对院长的选拔十分重视，从雍正元年至道光十二年的40名院长中，据统计，有31人是进士出身，占总数77.5%，曾经在翰林院供职过的有16人，曾留下著称的有20人。可见，都是词林贤达、行优学博之才。由于书院级别高、师优、规严，在历届科举中，成绩显著，据统计，在嘉庆朝22年中的十届科举考试中，取中举人有225人，这批举人日后中进士有31人，光从举人派出作官的就有48人。一扫康熙时期广东科举应试之颓势。
督、抚官员重视教育和对粤秀书院的关顾，推动府、县、官员积极办学，乾隆元年（1736）南海知县筹得“捐资三千多两银”连同朝廷拨款，南海学宫得以重修。乾隆三十四年，番禺知县将番禺义学改为禺山书院（属县级），乾隆后期，广州知府筹得“捐资银四万一千六百二十两有零”重修广州府学宫，到嘉庆八年（1803），广州知府又将羊石书院（前身为岭南义学）和珠江书院（前身为珠江义学）在龙藏街合并办羊城书院（属府级）。同年，布政使拨府银将西湖街（今西湖路）的南海义学改为“四湖”书院，道光年间改为西湖书院（属县级），另外，在乾隆二十二年，在粤的外省商人，为了教育本家子弟，在藩司后街（今越华路）筹办了越华书院，嘉庆年间，抚院官员捐资修葺和增添膏火，到道光八年（1828），督、抚诸官员按月到书院坐课，遂改为省级书院。此外，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在粤秀山南麓创办了学海堂（后成为省级书院）。这样，以粤秀书院为龙头，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带起四周一批省、府、县级的官办书院陆续建立，连同周边的学宫，组成了一个密集的官学群体。
常年，官办书院有学生（正课生、童）400多人，走读生（外课、附课生）360多人，如果遇上乡试之年或朝廷特开恩科，官办书院为了照顾省内各县士子到省城应试，都会增加正课生、外课生和附课生。另外，官办书院每月安排是考试课3天，院长讲课6天，其余20天时学生自修，那些外、附课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自习环境。再有，临近考试或遇上恩科，省内各县大批士子到省城进修、赴试，也需要一个安静良好的读书环境。这样就促使省内有各县的宗教（如“江都书院”是增城董姓），有数县同宗族（如“庐江书院”的台山、新会、开平的何姓），也有一县数姓联结的宗族（如“三益书院”的台山江、河、黎三姓），也有全省同一姓的宗族（如“考亭书院”的朱姓），为了方便自己宗族子弟在这些官办书院走读、旁听，或从乡、县到省城准备参加期考应试，照顾好其食、宿和创造一个良好的读书或进修的环境，纷纷在这些官办书院的周边，置地盖屋，建起宗族的书院和书室。于是就形成西起四牌楼（今解放中路），东至番禺直街（今德政中路），南从仙湖街，北到惠爱街（今中山四、五路）的大片民办的宗族书院群。从同治年（1861）起广州的官办书院向高一级层次发展，新办省级的应元书院只收优秀举人培训作参加京城会试准备。而菊坡精舍只收经、史、诗、文优秀人才进修，科举制继续发展。当时，若以广州府衙为圆心，以1公里为半径，作一圆，在这3.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有5间省级书院，1间府级书院，2间县级书院，以及3所学宫，以及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的民办和宗族书院（室）群。在全国的城区中，属实罕见。
高密度、高等级的书院群和大片民间书院室，必然高度集中了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官办、民办和宗族书院的一带，以粤秀书院为核心，亦产生了全市三条著名的书坊街：双门底书坊街（即今北京路）、西湖书坊街（即西湖路）和书坊街（即今惠福东路书坊街和教育南路段），其中以双门底的书坊街最盛名。清•侯康诗歌云“双门底……偃文修武书肆启，东西鳞次两排行……各以雅号名其坊。”成为全城册籍、墨宝最集中之处，文化、教育的气氛十分浓厚。使广州出现一个以科举应试教育为中心的文化教育鼎盛时期。
有粤秀书院带起的科举应试教育，经学海堂、菊坡精舍等书院摆脱科举制的“贴括式”教学，提倡对经、史、诗、文研究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考据学府，以及在洋务运动中，一些官办的书院开始设立西方的自然科学学科。有远见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看到科举的弊端，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进步主张，在当时中国的教育中处领先地位。乃至后来，康有为、梁启超于1892年创办“万木草堂”，宣扬维新变法思想，在中国教育近代史中第一次提出学校应培育教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人才。八年办学，学生三千遍布全国各地，并促成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创造出广州清代文化教育辉煌时期。粤秀书院开其先河，功不可没。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废科举，官办书院都改为各类学堂。粤秀书院先后改为两广学务处，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学堂，后被拆建为其他建筑物。

粤秀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