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书院的源流与变迁
羊城书院在广州城南龙藏街，属府级的官立书院。建筑包括羊城书院和羊城书院外馆，前身包括有岭南义学、穗城书院、珠江义学三间。
岭南义学和穗城书院在龙藏街，都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广东督粮道将蒋伊所建，旨在为番禺诸生提供读书之所。虽毗连一处，但义学与书院是分开管理的。当时的盐驿道杨国佐将毛、张二尚书的祭田余款拨归穗城书院，作为师生的会课之用。但穗城书院的设立，似乎真正的目的还在于祀祭广东的名宦流寓乡贤。据黄兴坚所撰《新穗城书院记》，谓广东郡县都有专门的祠堂来祀祭本邑的名贤，惟独广州作为省会反无祠祀，所以蒋伊便设立这个穗城书院，将从汉朝至明朝的名宦49人，流寓35人，乡贤43人合祀于穗城书院中。穗城书院当中有三间房屋，就是专门用来摆放这127个人的神主牌的；左右各有六间房屋，才是让士子诵习的地方。可见初建之时，书院之制尚不完备。
雍正八年（1730），知府吴骞捐廉重修岭南义学和穗城书院。到了嘉庆八年（1803）康基田复官广东，任广东布政使，又重修了岭南义学，改名为羊石书院，将岭南义学的地位提高了一级。康基田，号茂园，山西兴县人。乾隆丁丑（1757）进士，三十七年（1772）以候补升同知署钦州事。为官政简刑清，严保障，重学校。很快就升了廉州的知府。后去粤二十余年，复又官布政使，修复了广州的“六脉渠”，尤致力于兴学，先后重修了穗城书院、羊石书院、西湖书院、禺山书院、珠江义学等等，可见康基田在清前期越秀区的书院史上有重要作用。羊石书院曾请得香山黄培芳出任院长，此人为嘉道年间的广东名士，学博术深，在羊石书院期间订立了严格的学规，所以羊石书院的名气日渐提升。
珠江义学在广州城南的木牌头，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广东知府刘茂溶所建。嘉庆八年（1803）康基田重修，又将其改名为珠江书院，提高规格。嘉庆二十五年（1820），广州知府罗含章重修羊石书院，改名为羊城书院；又将穗城书院并入羊城书院，改为羊城书院外馆，作为诸生栖息之所。又以珠江书院已经倒塌难修，及两处的广州义学已是名存实废，便将珠江书院和这两处广州义学的院地变卖，合归到羊城书院，这便是羊城书院的建立过程。由此可知羊城书院是由多间书院或义学所合成的，院舍及资产均较县级的书院为多，这也是羊城书院能成为广州清前期“三大书院”之一的基本条件。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各省所有省级书院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羊城书院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停办，按旨应改设为广州中学堂，但是因其地方仍嫌狭隘，不够办学堂之用，广州知府龚心湛便另择地改建广州中学堂，将羊城书院地及外馆地收归官产，其所属的经费租田款项调归中学堂的学费所用。至此，羊城书院便告结束。

羊城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