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隍庙复修工程最近启动，在亚运会到来之前，这座历经640年沧桑的庙宇将得到修复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原貌。一时，有关广州城隍级别、城隍庙惨淡景况以及广州城隍神像是否屈身在佛山祖庙的报道不绝，引来各方关注。
绕不开的城隍庙
蜷缩于街巷一隅的广州城隍庙，早已经淡出了现代人的生活，但曾几何时，它却是城市的灵魂。
不仅每逢正月元宵、城隍寿诞、清明节、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这些大日子，官府衙门要循例举行官方祭祀，同时或他时举行的民间庙会活动更是香客云集，热闹非凡。城隍庙是慈善会，常常有钱米医药、被服棺木施舍；城隍庙是山寨法院，要为人主持公道，排解纠纷；城隍庙是大剧院，演绎忠臣孝子、节妇烈女的悲欢离合，娱乐民众，教化群氓；城隍庙还是穷人的最后避难所，无家可归的落难者，可以侥幸讨得一餐，求得一宿；城隍庙也像教堂，普通人家的婚丧嫁娶，官场里的荣辱沉浮，生意上的盈亏赔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庇佑和安慰；不仅新官上任要到城隍爷面前宣誓就职，甚至，就连刑场监斩官，行刑结束后，也一定要绕道城隍庙烧炷香，让城隍爷拿下可能跟在身后的冤魂……城隍庙曾经是城市的先人们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无法绕开的地方。
城隍和作为民间信仰的城隍崇拜，都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没有城市就没有城隍。
“城”，本义就是土筑的高墙，高墙之外，再挖深沟，有水者为“池”，无水的壕沟便是“隍”。城与隍，构成了冷兵器时代官府与“市民”最安全的保护屏障。因此，远在孔夫子时代，每逢除夕，人们都要极隆重地“腊祭八神”，八神中的第七神水庸，即城隍。因为水即隍，庸即城。 广州人口语中形容一个人走狗屎运有“水鬼升城隍”之说，殊不知城隍原本即是水鬼。
城隍文化第一人
最早有史籍记载的城隍庙在安徽芜湖，为三国时孙权所建，距今已悠悠1770年矣。
隋唐宋元，城隍崇拜相当普遍，《太平广记》就有吴地“每州县必有城隍神”的说法，也有关于广州城隍的记载。不仅杜甫、韩愈、张九龄、杜牧、李商隐等都留下祭祀城隍的诗文，宋元话本、水浒英雄传里更是诸多场景都在城隍庙里外上演。
不过，若说到对城隍文化的贡献，上下古今第一人，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
朱皇帝杀进南京，屁股下的龙椅尚未坐热，便于当年（洪武元年）及次年下诏大封天下城隍。他一改过去各地城隍名目不清，权限不明、等级不严的混乱状况，很英明地将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封到各地做城隍老爷，严格规定了城隍的都、府、州、县的四级制，并下令各地城隍庙统统不得杂祀其他神灵。他不顾战后千疮百孔的局面，执意重建各地城隍庙，规模宏大，与当地官署衙门完全相当，还按级别配制衣冠旗号，全国各地一千多座城隍庙便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位于今天中山四路忠佑大街48号的广州城隍庙，就是这股“城隍风”的产物，始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
对于朱元璋为何如此热衷于加封城隍，许多人的解释是朱皇帝是个苦出身，生于土地庙中，因而对土地神的上司城隍爷便格外敬重一些。这个说法很可疑，甚至有点搞笑，因为太草根。就如同把朱元璋竭力推崇朱熹的道学理论归因于“大家都姓朱”一样，未免过于高估了这个草莽英雄的小资情调，而大大低估了一个开国之君的政治智慧。
其实，皇上本人将他与城隍爷的关系在与大臣宋濂的对话里说得明明白白：“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这才是一个政治家的真正心思。从此，“使人知畏，使人有所畏，使人不敢妄为”的官方意识形态，毫无悬念地渗透到原本只是民间信仰的城隍爷的神像中，形成城隍文化最核心也最精彩的部分。
断喝声里的文化回音
从单纯的一州一县的地方守护神，逐渐演化为护国安民、惩恶扬善并管领阴间亡魂的举国崇奉的神系，城隍爷的地位变了，待遇变了，但为民做主、剪凶除恶的脾气没变。各地城隍庙中高悬的匾额及楹联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纲纪严明”、“浩然正气”、“护国庇民”、“我处无私”，活脱脱的清官贤臣写照，谁人见了能不心生钦敬？实际上，各地城隍也的确都是由令人敬仰的英雄好汉、正人君子充任的，如苏州城隍春申君黄歇，杭州城隍文天祥，泉州城隍韩琦，绍兴城隍庞玉，北京城隍杨椒山，福州城隍周苛，郑州城隍纪信，上海城隍秦裕伯，桂林城隍苏缄……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代贤臣良将。
假托城隍之口以醒世警世的楹联，充斥着城隍庙的廊柱，哪个看了能不心怀忐忑？
作事奸邪任尔焚香无益，
居心正直见吾不拜何妨？
做个好人，心在身安魂梦稳；
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
阳世三间，积善作恶皆由你；
古往今来，阴曹地府放过谁？
鬼神之有无，报应之虚实，在素以儒学立国宗教色彩淡漠的中国文化中，向来是难置可否的命题。但是，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形而上问题，却在城隍爷的断喝中变得不容置疑：
结什么仇，造什么孽，害什么身家性命，为饶你颠倒是非半世竟夸权在手；
占尽了利，沽尽了名，丧尽了天理良心，且看他荣华富贵一朝终有雨淋头。
在我的印象里，城隍庙里的楹联比起佛寺道观，通常更加直白，更加直接，更加直指人心，因而也更加具有警示与教化的力量。在封建王朝，它给小民带来心灵安慰，给权贵施加道义规诫，让恶徒心存忌惮；而在全球化时代，在建设法制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今天，城隍爷仍然能够想必也乐意再出一份力的。至少，无论达官显贵还是一介草民，都能在城隍庙的香火里，在城隍爷的劝诫与提醒里,补补幼儿园的善恶是非功课———“使人知畏，使人有所畏，使人不敢妄为”———或者，这才是城隍文化的核心精神，也才是重修广州城隍庙的文化价值所在吧？
因此，与其争论佛山祖庙里的那具木偶究竟是不是原本的广州城隍，不如弄清广州城隍庙供奉的究竟是哪路神仙，诸位圣贤豪杰姓甚名谁；与其感慨庙宇倾颓、廊柱蚁祸，不如厘清牌匾廊柱上，先人都曾留下怎样的寄托和笔墨；与其沾沾自喜于广州城隍级别高过上海城隍，不如向上海学学，看城隍老爷还能为今天的和谐社会贡献点什么———区区微意，求教于重修广州城隍庙的规划者与建设者。
文献来源：2010-03-01 羊城晚报-B5
作者：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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