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既是省城广州的四座牌楼，又是一道消失了的景观，一个消失了的老地名。
一、四牌楼的来由
四牌楼，原指明嘉靖十三年(1535)广东巡抚戴璟，在提督府(今广东迎宾馆及其南至中山六路地块)前的惠爱大街南北两侧竖立的惠爱坊、忠贤坊、孝友坊、节烈坊等四座木牌坊。当年，四座木牌坊在发挥其教化民众作用的同时，亦聚集了很多商铺。于是，提督府前便形成了一个“四牌楼市”，简称“四牌楼”。
明代，省城内共有50座各色牌楼，其中10座集中在忠贤街(今解放中路)，8座位于忠贤街周边。忠贤街一带之所以有这么多牌坊，原因有二：第一，忠贤街是南海县和番禺县的分界线。第二，忠贤街西侧，有一所南海县学宫。
南海县学宫一带，是明代广州书院最为密集区。自明代中叶起，广州及珠三角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突飞猛进，以致书院林立，人才辈出，是全国第二教育强省。仅明代中叶至末叶的百多年间，省内的364所书院，就培养出了874名进士。其中南海县148人，顺德县99人，番禺县86人。进士多，忠贤名臣、旌表牌坊也就多。
清朝顺治七年(1650)，尚可喜与耿继茂南征。攻陷广州后，两王开始在城内建筑王府。耿继茂占据了明提督府作为自己的府邸，建起了“占地80亩有奇”的“靖南王府”。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撤藩(王)改将军制，在广州驻防八旗兵，设置驻粤八旗将军统领。康熙二十年(1681)，第一任广州将军王永誉将靖南王府改建为“将军署”(又名“将军府”)，成为清朝驻广东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将军署及其周边的惠爱坊等4座木牌楼，以及省城内的几十座牌楼，均毁于炮火。战后，仅忠贤街上幸存四座石牌楼。于是，人们就把原本位于将军署南面的“四牌楼”地名，移用至忠贤街上。同治四年(1865)，原竖立在仓边街上的“熙朝人瑞坊”，也被迁建至四牌楼(街)了。故四牌楼(街)内，实有五座石牌坊。据记载，至清朝时，沿四牌楼两侧已聚集了许多卖故衣的商铺，进而发展为一条专卖旧衣服的商业街。当人们提到“四牌楼”时，往往指的是那条商业街，而并非指石牌楼本身。
二、四牌楼的拆迁与中华路的开辟
1929年2月，广州市第185次行政会议议决通过《建筑小市街泰通坊四牌楼马路》的章程及办法，并交由城市、设计委员会审查，以便着手兴筑。“泰通坊”位于四牌楼与小市街之间，今大新路与大德路之间的那段解放南路上。要打通四牌楼与小市街，就必须打通“泰通坊”。
1929年4月出版的《一万分一广州市全图》，已经把广州市政府规划中的中华路绘于地图上了。其中，原来的“大北直街”(今解放中路口至越秀公园西门前)，拓宽为“中华北路”；原“四牌楼”(今解放中路口至大德路口)，拓宽为“中华中路”；原“小市街”(大德路口至一德路口)，拓宽为“中华南路”。
1929年8月，修筑中华路工程开工。四牌楼沿街商户联名请求工务局缓拆铺户。工务局也相应调整了拆卸铺户的方案，尽量减少施工期间对商户的营业影响。与此同时，连通四牌楼的大北直街一带，也计划从速辟路。
1929年9月，小市街-四牌楼一线，动工修筑马路。市政府公布：“现兴筑小市街四牌楼马路，除保留牌坊四座，移至相当地点，以留纪念外，所有原日街石，自当照案收用。”
以前，省城内的街道，都是用长方形的大麻石(街石)铺设的，四牌楼也不例外。要开辟马路，就必须撬起所有街石，并且“限三日内将全街街石起清”；拆卸铺户，以备促进马路工程。铺户不遵限期拆卸者，由工务局派员代拆。
1929年10月，当时的广州市政府宣布：小市街马路工程，将于本月底完竣，与其相连的四牌楼马路继而兴工。该路线内的商铺，大多已觅地迁移。
延至1929年11月，沿线仍有少数铺户不肯搬迁，市政府遂发出限令，“限七日内拆卸小市街四牌楼等处铺户”。
中华路“北起观音山脚，南接四牌楼，经小市街、龙王直街，而达长堤，为本市南北线最长干线。”1932年12月1日，中华北路通车。通车一个月之后，加铺沥青路面。至此，中华路全线完工。囿于财力，五座石牌楼，并没有同时拆迁。
三、拆迁四牌楼
抗战胜利后，从四牌楼下通过的汽车日益增多，常发生碰撞伤人等交通事故。因此，市政当局决定拆卸中华中路上的5座石牌楼，易地安置。1947年2月26日，广州市工务局制定了一份《拆卸四牌楼及其安置支付预算书及估计表》。《估计表》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四牌楼的历史信息。
(一)五座石牌坊的排列顺序
五座石牌坊成纵向，自北往南排列。顺序为：1.熙朝人瑞坊(工务局错写为“海瑞牌楼”)。2.乙丑进士坊。3.承恩五代坊。4.奕世台光坊。5.戊辰进士坊。
(二)石牌坊石料体积及重量
在《估计表》的“拆卸‘四牌楼’工程费估计”一节里，工务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列出了石牌坊每一个石构件的长、宽、高尺寸、体积及重量。各项合计，每个石牌坊的石料约为39立方米；重约105吨。
(三)石牌坊的迁移安置地点
《估计表》内称：“五座牌楼内除两座拟交由忠烈祠建委会及岭南大学分别拆迁外，其余三座牌楼拆卸后拟安置于越秀山西北(广中中学附近)。该地在越秀公园范围内，牌楼安置于此，可供众览。”“广中中学”即后来的广州市第27中学(今越秀区外国语学校)。
(四)拆迁安置费
《估计表》中详细列出了各工种、各环节所需费用。比如，拆卸石料每立方米需要4个工；安装石料每立方米需要7个工。搭架费以拆卸安装费的10%计算。在“运费”一栏更有详尽的说明：“中华中路为惠爱路及惠福路所截一段内共有石牌坊五座。由北而南第一个牌楼(即海瑞牌楼)将为忠烈祠所拆取。第二个牌楼(即乙丑进士牌楼)将为岭南大学拆取。其余三座均在中华路与惠福路交点左右。由中华惠福两路交点至中华盘福两路交点，约有1800公尺。坡度约为2%。由广中中学门口至南越酒家附近，约有400公尺，坡度约为5%……”。计算结果，3座石牌坊的“拆卸、安装、搭架、搬运、基脚及挖土方等各项工程费，共需58，500，000元”。
(五)“四牌楼”的移建位置
经过多方磋商，5座石牌坊作如下安置：“乙丑进士坊”由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拆取。“熙朝人瑞坊”则因广东省忠烈祠筹备委员会取消了原先的拆取计划而仍由市工务局统一处置。于是，市工务局须移建的石牌坊，便从起初计划的3座，增加为后来的4座。
1947年4月初，市工务局制订了《广州市工务局移建“四牌楼”工程计划书》。在该《计划书》中，最终确定了四座石牌坊移建的位置———“移建中华路原有石牌楼四座，计由北而南第一座‘海瑞牌楼’(熙朝人瑞坊)、第三座‘承恩五代’、第四座‘奕世台光’、第五座‘戊辰进士’，共四座。移建第四座于汉民公园南门，并将原有日本式牌楼拆去，并清理拆卸后之砂石。移建第五座于汉民公园西门。另移建第一、第三两座于纪念堂后粤秀山上石级处，均照划定位置建筑。”
事实上，在具体操作中，迁移至纪念堂背后百步梯西口的为“熙朝人瑞坊”，东口的为“戊辰进士坊”；迁移至汉民公园南门和西门的是“奕世台光坊”和“承恩五代坊”。
(六)招商承办拆卸移建工程
工务局上报的工程预算费用，被财政局一再裁减。结果，1947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间，工务局组织的拆卸、移建四牌楼的两次公开招投活动，均无商号应投。不得已用比价办法招商承办。最后，达成营造厂以1.08亿元的定价，承接了5座石牌楼的拆卸及4座石牌楼的移建工程。并于1947年6月18日，与工务局签订了工程合约，规定工期为60天。
该工程合约还附有详细的《施工说明书》。其中，第二章十八条明确规定：所拆卸牌楼的石构件，“除原有破烂经承商在开工前报请认明准修补外，如施工不慎损坏，由承商负责之。”
事实上，4座石牌楼的部分石构件，在拆卸前就已经剥蚀、开裂。1947年5月12日，主持四牌楼移建工程的市工务局局长陈国机，在给市长的一份呈文中报告曰：“现查第四座牌楼(奕世台光)有一石柱已日久剥蚀甚剧，恐拆卸后不能复建，或要配造。至其他石柱等仍须开工时始能判定。”
果然，开工后陈国机局长向市长急报：“四个牌楼其原用石料大部分系采青色之砂石构造而成，兹因年代久远石质松脆多现裂纹，一经开拆难保不无拆断之处。现‘海瑞’及‘奕世台光’两牌楼经由承商动工拆卸。据派该处监工魏成及林材先后报称，原有裂纹之石条石块拆下之后，间有破裂或分成数段或受风化过甚而致剥落等情况。”“拟全部拆竣时再行专案报请拨款更换”。
对此呈报，欧阳驹市长甚为不满，质询道：“查前赠与岭南大学之乙丑进士牌楼装拆均无损坏，何以此次拆卸海瑞及奕世台光两牌楼，却不能保持完整？应照该局移建四牌楼施工说明书第十八条之规定，查明责任，拟办呈核。”
由于拆卸移建工程比原先预计的要复杂，外加破损石构件要重新定做等因。故此，工程延至当年的9月中下旬才完竣。1947年9月29日下午3时，陈国机恭请欧阳驹市长派员会同前往验收移建四牌楼工程。10月14日，欧阳驹市长批示支付最后一笔工程费用给达成营造厂。至此，四牌楼拆卸移建工程，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四、五座石牌楼的下落
据有关专家考证，移建于汉民公园南门和西门的两座石牌楼，以及移建于中山纪念堂背后百步梯两入口处的两座石牌楼，已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拆毁。如今，5座石牌楼中“硕果仅存”者，只有当年由岭南大学领迁的“乙丑进士坊”。该坊也曾遭拆毁。幸而部分石构件尚存。1999年11月获修复，并重新竖立于中山大学校园内。
五、乙壬、乙丑之辨
2018年3月2日，笔者应南方电视台之邀，前往中山大学考察四牌楼幸存者“乙丑进士坊”。
乙丑进士坊，是明朝崇祯八年(1635)，为表彰天启五年(1625)广东梁士济、李觉斯、罗亦儒、吴元翰、岑之豹、尹明翼、高魁等七位进士，用砂岩石建造的。与其他4座牌坊的形制一样，都是三间、四柱、五楼。各楼由石制斗拱承托出檐，拱拱层叠，楼楼出云，蔚为壮观。只见眼前这座幸存的石牌楼，中开间上托出两块额坊，下为进士题名额坊；上为“乙丑进士”额坊。
考察中，笔者发现，1999年11月重建的“乙丑进士”额坊，与广州博物馆馆藏“戊辰进士坊”、“熙朝人瑞坊”的高清照片，以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的“乙壬进士坊”照片上的额坊刻勒形制有异———重建的“乙丑进士”额坊，并非如固有形制那样，在一块平整的额坊石上，阳刻出“乙丑进士”四字，而是在额坊石当中，深挖一个长方框，让“乙丑进士”四字，陷于方框内，且“丑”字比其左右的“乙”、“进士”3字为粗大、生硬，无一气呵成之笔势，有后来添加之嫌疑。
查四牌楼的历史照片，只有“乙壬进士坊”，而无“乙丑进士坊”。再查干支年号，并无“乙壬”年。换言之，明朝崇祯八年(1635)立“乙丑进士坊”时，额坊题书人，错把“乙丑进士”写成“乙壬进士”了。石匠只是照版煮碗，把“乙壬进士”临摹在额坊石上刻勒。当时，中国是普遍文盲，石匠会刻勒，但不一定识字。待到牌坊落成，已是生米煮成饭了。除非拆除“乙壬进士”额坊上方的5座石楼和大批附属石构件，否则无法更换“乙壬进士”额坊。幸亏进士题名额坊上七位进士姓名、籍贯没有错(现仍可见其上有罗亦儒、吴元翰等字样)。于是，大家便共同“忽略”额坊上的“乙壬”错误，照样称其为“乙丑进士坊”。
最新发现的“岭南大学乙丑进士坊”照片显示，1947年4-9月间，岭南大学领迁中华中路上的“乙壬进士坊”之后，铲除额坊上阳刻的“乙壬进士”四字，用阴刻法，将其改正为“乙丑进士”。由于用阴刻法，故额坊平面形制，并没有被改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乙丑进士坊上“乙丑进士”四字被凿去。1999年，中山大学重建乙丑进士坊时，只能在额坊中深凿长方框，以阳刻“乙丑进士”四字。其中，“乙”、“进士”三字，都有旧迹依稀可循，唯“丑”字须另写，造成了“丑”字比其他三个字粗大、生硬，以及“乙丑进士”四字不协调的现状。
文献来源：2018-03-13 南方都市报-B07
作者：卢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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