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昔日广州中共活动旧址
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2周年了。忆往昔,9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在广州这“近现代革命策源地”留下了奋斗的足迹。大革命高潮时,广东曾有共产党员9000多人,大部分在广州工作、战斗,在广州留下不少中共活动旧址,这些旧址,记载着当年党的艰苦奋斗的历史。在越秀区广卫街辖内,就有杨家祠(中共广东支部和中共广东区委初期的重要活动地点)旧址和中共广州市委旧址。日前,笔者和广卫街党员干部,在老同志谢燕章的带领下来到这两个中共活动旧址,追寻当年革命前辈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的足迹。
谢燕章老人领着我们来到位于越华路116号大院的杨家祠旧址。这里原为香山县(今属南屏北山)杨氏家族在广州设立的宗族祠,也是杨氏子弟到广州读书的邸舍。该祠原为一座二进的坐北朝南建筑,面宽约13米,上挂有“泗儒书室”横匾,前座与后座中间的天井两旁均有厢房,厢房上有阁楼,右侧厢房外有附祠,现仅存前座,还增加了临时建筑,与原貌相去甚远。民国七年(1918)初,杨匏安举家迁到广州,住进杨家祠。
杨匏安(1896-1931),字麟焘,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杨父经商。他自幼喜好诗词书法,三四岁便读唐诗宋词,后自称“幼有诗癖”。他早年曾在恭都学堂求学,后又考入广州高等学堂附中(即广雅中学),师从广东一些国学大师,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毕业后,返乡到小学任教,因揭发校长贪污反遭诬陷下狱。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横滨半工半读,此间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著述,从此开始追求社会革命理想。
1916年,杨匏安回国,完婚后在澳门任家庭教师,随后到广州几所中学任教,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和译作。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后,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便翻译了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著述,并于同年写成了包括《马克斯主义》(当时的译称)在内的《世界学说》,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问世。后人谈起国内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时,往往将“北李”和“南杨”并列。
1921年春,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广州宣传唯物论和社会主义。他的著作介绍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很受次迎。杨匏安在广州居住的杨家祠是广州党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地方。早期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阮啸仙、刘尔崧、梁复然、王寒烬、徐成章、沈春雨(厚培)、沈厚堃等党团员,林伯渠、包惠僧以及在广州的俄共人员都来过杨家祠开会。国共合作实现后,周恩来、陈延年、邓颖超、李富春、蔡畅、苏兆征以及工、
农各部的同志,经常在杨家祠开会研究工作。
杨匏安的住家杨家祠,是周恩来经常活动的地方。开会时,杨鲍安的母亲、妻儿常在门口放哨。周恩来与杨匏安一家结下了深厚感情。1926年春,蒋介石压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杨匏安被迫辞职,后仍在广州做统战工作。1927年春,杨鲍安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参加“八七”会议后南下广东,利用老关系以策应南昌起义军。同年11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因谭平山将杨匏安列为“第三党”成员,撤销他的中央监察委员职务,并给留党察看处分。杨匏安在赴南洋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28年回到上海,在秘密的党中央机关报当编辑。1929年,杨匏安在上海被捕,关进提篮桥巡捕房。周恩来闻讯后大力组织营救,并且不顾白色恐怖去看望扬匏安的家人。8个月后,经周恩来等想方设法营救,杨匏安终获释。1931年7月,杨匏安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杨匏安不为所动。周恩来闻讯,心急如焚,一方面托何香凝、宋庆龄设法疏通;另一方面,准备在敌人将杨匏安解往南京时组织武装劫车。面对敌人严刑逼供,他咬紧牙关,只字不吐,蒋介石得知中共组织营救,下令将扬匏安秘密枪决于上海龙华看守所。年仅35岁的杨匏安壮烈牺牲。
杨匏安遇难后,其家属陆续回到广州。周恩来记挂着烈士的母亲、妻子、儿女,派人到处寻找。1938年4月,杨匏安的二子杨明(宗锐)在武汉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十分高兴,托人安排车辆送他到延安,勉励杨明兄弟好好学习、革命到底;并给杨母寄去慰问信和安家费,同时请在香港的廖承志负责安排烈士一家的工作和生活。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杨匏安的亲人们克服了各种困难,继承先烈遗志,在各自的
岗位上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作贡献。
杨家祠是杨饱安和杨章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活动的重要场所。因年代已久,现杨家祠已被新建筑包围。旧址现仅存首进,并增加了临时建筑。2002年9月公布为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谢燕章老人指着杨家祠旧址旁边的古井盖、士多前人们坐着的麻石长条说,这些原来都是杨家祠的构件,如今已散落各处。杨家祠历经历史沧桑,现已破旧,希望能进一步保护好。
谢燕章老人带着我们,又来到位于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4楼的中共广州市委旧址,这是一幢4层砖木结构的楼房。该楼始建于1926年春,坐北向南。解放后,这幢楼房曾经是越秀区政府干部宿舍。你可知道,这幢楼房的4楼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是中共广东党组织秘密活动的地点。谢燕章在当年居住在这幢楼房的中共广东区委干部肖学文(曼芙)和当年中共广州市委交通员覃坚(嘉菲)两位老大姐的亲自指导下,到该址实地查访,证实广大二巷4号4楼就是1984年前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个机关旧址,也是当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秘密居室和1927年张太雷策划广州起义的地点之一。
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由国光书店经理黄国梁(当年区委总务,已牺牲)秘密租赁了广大二巷四号四楼(下称“四楼”或市委机关)居住。全层面积约70多平方米,包括南向阳台、北边的亭子间厨房、厕所等。主楼是一厅三房。初期,陈延年、穆青住头房,任卓宣夫妇住二房。1926年秋,区委秘书长赖玉润(即赖先声)和肖学文结婚。他原与肖魂鹏(隽英)一同住在东皋大道。后来,政治形势日趋复杂,陈延年考虑到赖玉润是区委秘书长,住在外面容易泄密,工作也不方便。为了照顾同志,便把自己住的25平米头房让给赖氏夫妇居住,以便早晚更好地商量党的大事。而他和组织部长穆青两人却住进了8平米的楼梯底小房。
4月13日晨,穆青等从报纸上发现蒋介石在上海背版革命的消息后,当晚,即在四楼召开区委紧急会议,参加的有穆青、李森、刘尔崧、杨殷、冯菊坡、罗绮园、杨匏安、任卓宣和赖玉润等。会议决定由赖玉润草拟抗议大屠杀宣言,各部负责人立即转入秘密活动,以应急变。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针对急剧变化的形势,于4月17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广州市委,领导广州人民开展对敌斗争。这是当时成立的中共广州市委旧址。可以说,大革命失败后,广州共产党员反抗国民党大屠杀的一道道斗争指令,就从这所十分普通的房子发出。
1927年4月21日,一对新婚燕尔的广州夫妇拎着简单的行李,住进广大路广大二巷四号四楼。这对夫妇中的男子就是首任广州市委书记吴毅,新娘子是市委交通员覃坚(也就是现在指认这里是中共广州市委旧址的人)。第二天,年轻的妻子大方地走下楼,热情地和街坊们打招呼,但她的目光偶尔会扫过四楼的窗户。覃坚后来回忆,当时,楼上正在召开广州市委第一次会议,宣布吴毅担任市委书记,周文雍任工委书记,徐彬如任宣传部长,麦裕成任组织部长,上述人员及季步高、罗登贤、何振武等为市委委员。市委机关就设在开会的地方,并讨论广州地下党如何应对敌人举起的反革命屠刀,而覃坚是在为市委会议放哨。吴毅居住和办公的地点就在这幢楼房的4楼。为了不引起外人怀疑,吴毅当年住进这幢民居时,组织上委派了市委交通员覃坚假扮他的妻子。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广州市委机关一直隐蔽在此,领导革命工作。8个月后,“小两口”悄悄离开。多年以后,老街坊们仍然记得这对斯文有礼的 “夫妇”。党史记载,吴毅就任时年仅20岁,一年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这是后话。
由于广大二巷的市委机关一直没有暴露,后来又成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策划和组织广州起义的秘密住所。谢燕章老人说,这里在广州起义前夕十分繁忙。当时张太雷就坐着黄包车到这里,按联络约定,看见4楼阳台摆着红花就表示平安,可以上去;摆着白花就表示危险,不能上去。1927年11月25日,张太雷和黄平、吴毅等3人在此召开会议,分析形势,部署起义工作,会后,张太雷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起义,起义枪声一响,这里的同志各就各位战斗。他们攻克位于广州起义路(原维新路)200号之一的公安局,并在此处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后人尊称为“广州公社”。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市委全体人员撤离广州。广大二巷4号作为第一个广州市委机关,至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2007年3月,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楼房大门墙壁上镶嵌上一块大理石牌子,上面写着:“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个机关旧址”。
谢燕章老人在小巷旧址门前讲述当年革命活动的故事,吸引了四周的街坊群众,他们说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革命活动的故事,很受教育。广卫街党员干部参观后激动地说,想不到我们一个小小的街道,就有当年党领导的革命前辈工作过的两个旧址,过去真是不知。现在沿着这些党的活动旧址观看,就像看到当年革命前辈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的足迹,看到党走过的辉煌历程,激励我们努力工作,为实现党的革命目标而奋斗。

文献资料来源:2013年12月   摘自《都市风》总第49期

作者:陈明,黄钊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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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校对: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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