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5月25日，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此后几天里，盘踞炮台的英军四出奸淫掳掠，罪行累累。广州民众无不咬牙切齿，5月30日终于在三元里痛击了这伙强盗。这是鸦片战争爆发后，自行组织起来的中国民众第一次打败英军的战斗。
过去曾流行一说，谓早在1841年5月29日，一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村抢劫掠夺时，村民已打死英兵数名。此说最早出现在1872年刊行的《南海县志》中，距离事件发生已有31年。而在1840年代中英双方的所有官方和非官方的记载中，都无此说。因此，其真实性的确有待商榷。但另一方面，在大半个世纪前，有一位知名的学者，在其著作中论及三元里抗英时，说“不相信到了19世纪，还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也就是不相信拿简陋武器的乡民可以战胜装备精良的英军，这种观点有一定影响，但却不能说是实事求是。当时侵华英军各级头目在挨了这场狠揍之后，留下了一些还算坦白的自供，使我们在100多年之后，还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狼狈相。由此，我们还可以明白广州人民何以能在三元里创造某些学者认为“不可能”的奇迹。
1841年6月3日，侵华英军陆军司令卧乌古在给印度总督的报告中说：5月29日约12时，“我发现有许多人，显然不是正规军，他们的大部分携备着长矛和盾以及刀剑等物，集合在我的后方约三四英里远的高地上。因为他们的人数继续急速地增加，当达到高地前面时，分为数队”。卧乌古命令布尔利将军留守阵地，自己率领26团、49团，37团和海军陆战队等向前进发。“当我走下高地时，约有4000人在我的前面出现。”他命令26团和37团进攻，中国人马上撤退。但接着，“中国人又在我前面一个似乎是军事阵地里，重整旗鼓。”他命令26团再次进攻，“中国人••••••已经退入在我前面的一带高地了，他们没有旗帜只有几枝火绳枪而已。可是在两小时内，他们又集合了七八千人，旗帜飘扬。”
这样的反复折腾可把不断扑空的英军搞惨了。“在这个时候，天气热得使人几乎不能忍受，官兵们已经疲倦不堪……署理军需长毕霞少校因疲劳过度，倒在我的身旁，几分钟内死去了……我的副官卧乌古上尉，亦为同样的原因，感到极度不适。”中国人不失时机，奋勇出击。“华人以巨大的力量向前推进，我们向他们发射火箭，虽则十分准确，但效果似乎极微……这次他们向我们进逼表现出比较以前我所见到的有更大的决心……这个时候雷雨大作……我下令全部撤回。大雨滂沱不止，大多数的火枪湿透，有一次第26团的步枪一枪也打不响，这就壮大了中国人的胆量，他们多次与我们的士兵徒手肉搏，第26团不时要向来犯的敌人冲击。”
当卧乌古逃离困境，回到原来阵地集合部队时，才发现少了37团的一个连。“我感觉非常烦恼，立刻命令两中队的海军陆战队携备雷管枪（按：这种枪不怕雨淋）随达夫上尉回去战地找寻。”这时该连“被几千中国人所包围。由于第37团的枪不能放，中国人走近与他们肉搏”，由于援兵及时赶到才侥幸逃生。这一天的战斗就此结束。
对英军当时的惨况，英军军医麦华生的《在华两年记》、海军军官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陆军上校奥却他朗尼的《中国战争纪事》以及1841年7月《澳门月报》的通讯报道都有与卧乌古的报告大同小异、但细节更丰富的记述。如麦华生记：“第26团殿后部队在归途中受到敌人许多侵扰，他们利用了我军刺刀不能抵敌他们的长矛的有利条件。中国人用一根长竹竿，挂上一只牧羊用的钩似的东西，把我们一些后列的人钩出来，然后走上来用他们的剑把不幸的牺牲者斫死••••••在这次小战斗中，第26团丧失了3个人，1个军官、10个士兵受伤。”至于37团掉队的“这个连的损失是3个人被害，一个军官和30个士兵受重伤。当敌人把一尊炮架在邻近的山上，开了一炮轰击这个连队时，他们还未撤离最后阵地。”见海军陆战队赶到时，该连已面临灭顶之灾。
三元里战斗中下的一场大雨，使英军火器失灵，的确给广州民众歼敌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正如一名英军军官在《澳门月报》上所供认：“31日，敌军再度大量集合，而我军亦武装待命。但根据昨日的经验，穷追敌人是徒劳无功的”。换句话说，即使不下雨，英军打破包围，制止民众不断袭扰的战术意图仍将遭到挫败；更何况早在下雨之前，英军已被乡民弄得晕头转向，“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啦！说到底，勇敢的战斗精神和巧妙的游击战术，是三元里抗英斗争胜利的基本因素，老天爷不过帮了一下忙而已。
赵立人

三元里 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