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建成的越秀山体育场，集结着羊城人说不尽的喜与悲--
1957年，那一场与兄弟国家一齐过节的全城狂欢--
195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的喜庆日，中苏的“兄弟般的友谊”，表现出动人的篇章。是年4月，中国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先后到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多个城市，历时一个多月，创下外国元首访问我国时间最长纪录。
在此期间，广州人民向伏老表示了巨大的景仰。他到来之时，50多万群众夹道欢迎，省市领导陶铸、朱光陪同伏老乘坐敞篷车检阅，并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欢迎集会。这种情谊，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日子里。这一年，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派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中国更是由只出过一次国（访苏）的毛泽东带队前往，发表讲话。中央指示，各省市要大庆，表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全球共产党人团结的大好局面。
广州当然不能落后。
从清晨起，广东省、市党政领导就向苏联驻广州领事鄂洛夫及夫人致送花篮，作为序幕。而且，新华电影院改造为宽银幕这天正式落成。
11月7日是星期四，上班时间，市里在白天未安排太多庆祝活动，仅在上午8点，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在电影广场举行了一场庆祝大会。真正的活动在入夜，全市各角落都开始热闹起来。群众庆祝晚会，分别在越秀山体育场、文化公园、中苏友好大厦、工人文化宫举行。
节日之夜，新落成的流花地区的中苏友好大厦，是全广州最多电灯的建筑，光是广场和大门就有1000盏。连同大厦里的壁灯，有人计算过一共8万“火”（瓦）。大厦里将有3万多人翩跹起舞；在广场上，来自15间中学的2万多中学生分别组成圆圈，共表演170多个节目，还将有粤剧演员靓少佳和郎筠玉11岁的儿子小少佳表演武打。最别致的是舞场上，中国乐队将和苏联指挥--其实是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巴尔金合作，捷克的专家维尔切克也将会在台上用小号吹了几首捷克舞曲。在文化公园，马师曾和红线女对唱一曲《中苏友好万年青》，当播音器传出马、红的声音，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耳熟能详的广州人，潮水般地涌到中心广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300多海员夜游珠江，1000多农业社社员在沙河文化馆庆祝。
在那所只对内部开放的迎宾馆里，省市领导和广东广州各界代表380人，为庆祝十月革命举行酒会，苏联驻广州领事馆鄂洛夫出席，中方的广东省领导陶铸、赵紫阳、陈郁、区梦觉、冯白驹等，广州市的领导朱光、王德、吴有恒等，还有部队领导文年生、刘兴元将军等。当时的报纸在对酒会进行了热烈气氛的描述后写道：“酒会后，陶铸、陈郁、朱光、文年生等同志陪鄂洛夫领事和苏联专家以及各国朋友到越秀山观看为庆祝节日燃放的烟花。”
越秀山体育场7时半举行的烟花晚会和文艺表演最吸引市民了。试想，天安门前的国庆晚会，天上礼花轰鸣，地上歌舞升平，吸引多少人？如今广州也居然找到一个如此宽阔的场地，经历这种快乐。
谁也没有料到，在大会开幕前的半小时，运动场出现惊天动地的大事故……烟花晚会仍按计划开始，只是大家心头都笼罩着一层阴云
解放后许多节日都放过烟花，但百姓都只顾抬起脑袋，至于烟花怎样从地上窜上天，就不甚了了。所以，有人提出在越秀山体育场上放，让大家居高临下一目了然。这样确实使晚会更尽兴，热心的市领导批准了这一方案。
下午未到6点，市区内己是万人空巷，越秀山上坐满了观众。有几个学生没有吃晚饭就赶到山上，为的是坐上个好位置。不仅在山上，连中山纪念堂前的草地都坐满了人，小北，流花桥，凡越秀山周围一带都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连城西的黄沙，也聚集一群心系越秀山的观众。大家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好像对烟花非常熟悉。当晚，放烟花穿插在节目当中，头尾算来从7点半一直放到10点，不仅时间长，烟花也多种多样。
负责放烟花的部门，一早就在广场中间摆放了烟花的炮筒，一堆堆的烟花弹堆积在旁。放烟花的是部队战士，他们穿着整齐的军装在待命。当观众一进场，就被场上的放烟花的器具吸引住了，那支40多人组成的队伍，将在不同的位置施放，空中、架上、台上、地上一齐开花。在空中，人们将可以看到用炮筒发射200个来自山东的各种名称的礼花弹：人欢花、庆祝花、菊花、胜利花、和平球等。人们还知道，在一个近百米高的烟花架上，放的12套分别叫做万花楼、玲珑宝塔、八仙闹东海、七子宝莲、龙争虎斗等名称的架上烟花。这晚在舞台上，表演者还会在名为三英战吕布、夜战马超、渔樵耕读、陆地行舟等22套烟花的火光闪烁下，扮演各种戏剧人物。烟花晚会又与1957年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时值“大鸣大放”的高潮，故烟花中还有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命名的烟花。此外还有专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而特制的中苏友好的烟花，“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中苏友好合作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万岁”三条用焰火照亮的标语……
去过越秀山体育场的人都知道，该场是依山而建，外围高约一米八左右的篱笆网，里面的座位十分陡峭。尽管事前大家讨论过多次，但都没人提出这种设施和地形为意外事故发生埋下隐患。
晚上7点，越秀山体育场内早已满座，各门口也停止进场，环绕体育场周围的山坡坐满了没有票的观众。越秀山广州博物馆对面的体育场第5号门附近，更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以往，因为这里地势最高，在一些大型的国际足球赛时成为“走鸡”的地方。当天部分无票的观众，仍打算从斜坡进道冲进场内。民警再三制止，观众却前推后拥，那儿的声浪越来越大，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许多人议论纷纷，也有人想建议身边的民警去找上级反映，赶快制止。突然，谁也没有想到，那篱笆像被无形的巨手轰然推倒，全场几乎一起惊呼起来，人群如洪水决堤般一泄而下，把门内梯形座位前几排的人猛然推倒，后面的人收脚不住，人乘坡势，一层一层地压下去，随着人流涌起一股巨大的烟尘，漫卷起滚滚波涛，那其实骇人得很，远看就像山顶一股猛烈的洪水直泻山下，上百人滚的滚，爬得爬，一层叠一层，一堆压一堆，惊呼声，喊救声乱作一团……事后统计，近百人被压倒在斜坡上，底层的多被压至重伤，甚至窒息死亡。
全场观众当然没有预料到这种惨剧，一时场内气氛凝重，几万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像在优美艳丽的图画上被涂上浓黑的墨迹，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现场早就停留几辆救护车，立即赶到现场抢救，医生护士以及现场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将伤者一个个分开，抬上担架，送到市一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工人医院急救。最后结果，当场死亡、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以及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共33人，重伤16人，轻伤41人，成为广州在公共场所出现的重大事故。
庆祝大会仍然在7时30分开始，大家心头都笼罩着一层阴云。当晚，越秀山的观众，就把这现场事故传遍全市每个角落，以至成为第二天上班上学人们一见面的首个话题。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惨案的处理己是相当迅速及时，但新闻报道迟缓，境外谣言四起--
事故发生后，以朱光市长、薛焰、孙乐宜副市长和各区的负责人当夜和翌晨亲自参与善后处理，并在次日分别前往慰问死者的家属。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决定了紧急善后的办法：一、将全部伤者分送各医院敷药救治，全部药费由公费开支；二、对于遇难者即送别有天殡仪馆，在通知死者家属认尸后殓葬，殓葬费亦由公费支出；三、死者中负有家庭经济责任的，政府将视实际情况抚恤其家属。8日，大部分受轻伤的群众经敷药后离开医院。11日，33个死者都先后由家属认尸后妥为殓葬，个别伤势较重的仍在各医院留医治疗。
用今天的眼光看，在上世纪50年代的环境条件上，对这次事故的处理己是相当迅速及时，羊城晚报《五层楼下》下登了一则消息：“7日晚发生伤亡事故死者家属黄杏芳，对于广州市人民委员会迅速做好善后工作表示满意，特写了一封信给朱光市长致谢。”但遗憾的是，出事后的5天，媒体登载的全都是欢乐文章，无一篇关于事故报道。明明老百姓已经家喻户晓，媒体却缄默不言，其实并非媒体的责任，在我国，相当长时间内都是见怪不怪的事。但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总是利用他们的智慧掰开一条缝，透一点风，11月8日《羊城晚报》的一篇《节日之夜》文章中报道：“不少人高兴得连雨伞、帽子、外套都掉了，维持秩序的民警们拾起放在五层楼旁一个房屋门口，凑了一大堆，像一个临时的百货摊。”这就隐约地告诉人们这里高度拥挤的情况。我们不说实情，境外媒体便传播小道消息。香港某报载，越秀山铁缆被人挤倒，以致千余人从山上坠下，结果压毙200余人，轻重伤千人，甚至有“穗连日在市区附近大肆捕人，被拘捕的市民至少在300人以上”的报道，当然全是子虚乌有。
11月11日下午，广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市人委做了汇报 ，并就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检讨。次日的报纸、电台才对事故用通稿，作了第一次的正式报道。文章说，对市民群众热烈参加晚会的要求估计不足，对黑夜举行盛大的群众晚会可能发生的问题估计不足，加上放烟花选择低凹的地方以及集中在一个场所举行，以致过分挤拥而造成意外。
经历这次沉痛教训，再也没有在越秀山体育场放过烟花了。到1959年国庆大庆时，广州的大型庆祝集会和游行改在了平坦的烈士陵园门前。

越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