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桥街区小北路小学南面，从前有一座名叫“南州书楼”的老房子。是著名藏书家徐信符先生藏书的居所。（徐信符事迹见下文《文化文人徐信符》）1928年小北路开筑马路时，徐信符将自己的住宅前座拆建成二层的楼房，初时命名为“南州草堂”，后更名为“南州书楼”，这是当时岭南最大的私人藏书楼，据说藏书最多时达到1200余箱、600万卷。这些书都是徐信符多年节衣缩食积资购得，其中有不少孤本善本。当时很多有名的私人藏书如粤雅堂、东塾书楼等处散出的藏书也多为其所得。
徐信符虽生长自书香门第，但并不富有。其祖父曾自撰对联曰:“庭前隙地多种竹；家有余钱但买书。”徐信符在《自题南州书楼》也写道:“翰墨生涯作蠹鱼，北门斜对好安居。门虽近市何嫌俗，且拥琳琅万卷书。”徐信符从读书求学开始到任职教席，一直爱书藏书，热心搜购古旧版本图书。他购书善于把握时机，往往少花钱多买书，买好书。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时“粤东显宦、巨绅、豪贾避地港澳，于是各大家藏书纷纷散亡。抱书求售者，均无受主……小书店求售，惟书以担计值，每百斤只售小洋2元，盖比柴薪为贱矣。”此时徐信符在广州经常徘徊在各书店之间，收购散出的典籍，其中不乏善本、孤本。南州书楼所藏之善本图书，大多得于此时。还有，他还托友人在外地购书。有时以己藏的多余复本，或者是自己抄写的抄本，与外地书商交换，充实缺藏。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广东的私人藏书，已以南州书楼为首屈一指。南州书楼藏书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是藏书量丰盈，规模庞大，质量较高。徐信符初时从搜集诗文集开始，到后来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各类书籍总量达到惊人的地步，最多时达到600万卷。有研究表明：明代广东的私人藏书，多者仅万余卷，如陈琏、张萱等。清代嘉庆道光时的广东私人藏书，多者可达到数万卷，如曾钊、吴兰修、黄培芳、吴荣光等。其后同治光绪时私人藏书激增，从数万卷跃升到十几万卷、几十万卷，如谭宗浚、丁日昌、孔广陶、方功惠等。到了民国初年，广东私人藏书量继续高涨，如莫伯骥五十万卷、伦明数百万卷。但南州书楼以600万卷的藏书量终究占据第一，并且其质量仍为上乘。民国29年（1940）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上，南州书楼送展的明戴璟修《广东通志》，被公认为孤本，日本人香版顺一曾称戴志已佚。此书是首创的《广东通志》，商务印书馆版的《省志综》都没有列入，此戴志非常珍贵。还有各种珍贵的文献和手迹数种较罕见的宋元版本以及大量的明刻本。1940年，李汉魂、叶恭绰延请饱学之士校刻《广东丛书》，第一集的7种文献，其中5种是南州书楼藏书影印的。徐信符所藏《屈沱五书》《岭海名胜记》《双槐岁钞》《耳鸣集》《喻园集》等均已为海内孤本，弥足珍贵。
二是特别重视收藏地方文献。徐信符在《广东省立图书馆藏广东乡贤著述书目序》说:“南州书楼藏府州县地志，各省新旧通志，大致完备。”当年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在南州书楼阅览数月，随手所记整理出南州书楼部分广东文献的目录（不完全统计），共计作者有344位，著作488种，该目录后刊于1935年6月出版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2卷第一期。1940年2月，中国文化协进会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旨在“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大会展出各类广东典籍共680种，徐信符送展的典籍文献达119种。其中粤人著述86种、粤人批校典籍18种、粤人典藏典籍6种、广东方志7种、粤人年谱1种和广东舆图1种（另有粤人手迹2种）。据会后出版的《广东文物》一书53种珍贵的广东文献书影中，由徐信符南州书楼提供的就有：陈献章的《白沙子全集》、黄佐的《明音类选》、陈子壮的《礼部存稿》、邝露的《峤雅》、梁朝钟的《喻园集》、黎民表的《瑶石山人稿》、郭棐的《岭海名胜记》、屈大均的《翁山文外》等。
此外，南州书楼还收藏大量的报纸和版片。“广东最有历史之《羊城报》《岭海报》亦藏有全份，历年无缺……除藏书外，兼藏书版。现存版片有《史通通释》《东塾读书记》《林和静集》《复古编》等。”（何多源《广东藏书家考<二>·徐信符》）
后来南州书楼藏书失散的情况，据专家考察大致如下:
一是徐信符生前的情况:
（一）1932年广州淫雨成灾，徐的后宅倒塌，波及藏书，400多箱典被水浸，损毁了不少。
（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徐氏举家赴香港避难。随行将200余箱2300多册书籍运抵香港。其间将王邦畿《耳鸣集》、李烟客《啸楼诗集》、元刊本《困学纪闻》等七种善本售让给好友黄荫普先生。1942年香港沦陷，徐又将部分藏书运去澳门。其中以机帆船运送的，途中又遇抢劫，劫后剩下的不多。用“白银丸”号船运的，又遭军机炸沉，损失惨重。后来徐在港生活无着，也曾将一些善本售出，得港币3000元以解燃眉之急。
（三）存于广州南州书楼的藏书被盗卖了一部分，如殿本《二十四史》《钦定九通》《全唐文》等
（四）1942年徐回到广州后，身患重病，经济不堪负担，将所藏地方志十余种和陈兰甫手书稿本、批校本200余册出售，以济生活所需。后来徐病愈后避难澳门，生活拮据，无奈将运至澳门的藏书“除广东文献外”以葡币四万元卖给富商姚钧石。
二是1948年徐信符逝世后的情况:
（一）上世纪50年代初。岭南大学图书馆拟收购南州书楼藏书，通过冼玉清与徐信符儿子徐汤殷商谈，为该大学选购一批广东文献。后该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这批图书现存于中山大学图书馆。
（二）1954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派人去南州书楼商议让书事宜，结果以人民币2000元购得图书2919册，其中有广东文献350种、地方志27种。
（三）1957年前后，广州古籍书店常去南州书楼商谈让书事宜，购去了一批典籍。
（四）据说南州书楼有词曲800余种出让给国内其他单位。
（五）1959年日本东洋文库欲以80万港元购买南州书楼留在香港的图书，徐汤殷获悉后及时阻止，并经批准于1961年赴港处理，避免了这批古籍外流。1963年香港汲古斋将这批古籍全部购下，当时在广东省领导和文化部门支持下，省中山图书馆派出版本专家李易安先生等精心挑选出古籍119种（其中广东地方文献70余种）1050册，以10万港元购下，运回广州。
（六）1979年，根据周总理生前指示，全国各地普查、整理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82年徐家响应号召，将其家藏最后一批珍贵古籍献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经过多位同志的精心挑选，通过古旧书店，共采购古籍图书45种453册。
（七）据说此期间尚有一部宋刻本《黄山谷诗集》售给北京图书馆。
至此，南州书楼藏书已完全散尽。但不管怎样，小北路曾有过的藏书名楼，为祖国地方文化的承传作出过不朽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作斋:高旭正)
徐信符虽生长自书香门第，但并不富有。其祖父曾自撰对联曰:“庭前隙地多种竹；家有余钱但买书。”徐信符在《自题南州书楼》也写道:“翰墨生涯作蠹鱼，北门斜对好安居。门虽近市何嫌俗，且拥琳琅万卷书。”徐信符从读书求学开始到任职教席，一直爱书藏书，热心搜购古旧版本图书。他购书善于把握时机，往往少花钱多买书，买好书。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时“粤东显宦、巨绅、豪贾避地港澳，于是各大家藏书纷纷散亡。抱书求售者，均无受主……小书店求售，惟书以担计值，每百斤只售小洋2元，盖比柴薪为贱矣。”此时徐信符在广州经常徘徊在各书店之间，收购散出的典籍，其中不乏善本、孤本。南州书楼所藏之善本图书，大多得于此时。还有，他还托友人在外地购书。有时以己藏的多余复本，或者是自己抄写的抄本，与外地书商交换，充实缺藏。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广东的私人藏书，已以南州书楼为首屈一指。南州书楼藏书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是藏书量丰盈，规模庞大，质量较高。徐信符初时从搜集诗文集开始，到后来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各类书籍总量达到惊人的地步，最多时达到600万卷。有研究表明：明代广东的私人藏书，多者仅万余卷，如陈琏、张萱等。清代嘉庆道光时的广东私人藏书，多者可达到数万卷，如曾钊、吴兰修、黄培芳、吴荣光等。其后同治光绪时私人藏书激增，从数万卷跃升到十几万卷、几十万卷，如谭宗浚、丁日昌、孔广陶、方功惠等。到了民国初年，广东私人藏书量继续高涨，如莫伯骥五十万卷、伦明数百万卷。但南州书楼以600万卷的藏书量终究占据第一，并且其质量仍为上乘。民国29年（1940）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上，南州书楼送展的明戴璟修《广东通志》，被公认为孤本，日本人香版顺一曾称戴志已佚。此书是首创的《广东通志》，商务印书馆版的《省志综》都没有列入，此戴志非常珍贵。还有各种珍贵的文献和手迹数种较罕见的宋元版本以及大量的明刻本。1940年，李汉魂、叶恭绰延请饱学之士校刻《广东丛书》，第一集的7种文献，其中5种是南州书楼藏书影印的。徐信符所藏《屈沱五书》《岭海名胜记》《双槐岁钞》《耳鸣集》《喻园集》等均已为海内孤本，弥足珍贵。
二是特别重视收藏地方文献。徐信符在《广东省立图书馆藏广东乡贤著述书目序》说:“南州书楼藏府州县地志，各省新旧通志，大致完备。”当年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在南州书楼阅览数月，随手所记整理出南州书楼部分广东文献的目录（不完全统计），共计作者有344位，著作488种，该目录后刊于1935年6月出版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2卷第一期。1940年2月，中国文化协进会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旨在“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大会展出各类广东典籍共680种，徐信符送展的典籍文献达119种。其中粤人著述86种、粤人批校典籍18种、粤人典藏典籍6种、广东方志7种、粤人年谱1种和广东舆图1种（另有粤人手迹2种）。据会后出版的《广东文物》一书53种珍贵的广东文献书影中，由徐信符南州书楼提供的就有：陈献章的《白沙子全集》、黄佐的《明音类选》、陈子壮的《礼部存稿》、邝露的《峤雅》、梁朝钟的《喻园集》、黎民表的《瑶石山人稿》、郭棐的《岭海名胜记》、屈大均的《翁山文外》等。
此外，南州书楼还收藏大量的报纸和版片。“广东最有历史之《羊城报》《岭海报》亦藏有全份，历年无缺……除藏书外，兼藏书版。现存版片有《史通通释》《东塾读书记》《林和静集》《复古编》等。”（何多源《广东藏书家考<二>·徐信符》）
后来南州书楼藏书失散的情况，据专家考察大致如下:
一是徐信符生前的情况:
（一）1932年广州淫雨成灾，徐的后宅倒塌，波及藏书，400多箱典被水浸，损毁了不少。
（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徐氏举家赴香港避难。随行将200余箱2300多册书籍运抵香港。其间将王邦畿《耳鸣集》、李烟客《啸楼诗集》、元刊本《困学纪闻》等七种善本售让给好友黄荫普先生。1942年香港沦陷，徐又将部分藏书运去澳门。其中以机帆船运送的，途中又遇抢劫，劫后剩下的不多。用“白银丸”号船运的，又遭军机炸沉，损失惨重。后来徐在港生活无着，也曾将一些善本售出，得港币3000元以解燃眉之急。
（三）存于广州南州书楼的藏书被盗卖了一部分，如殿本《二十四史》《钦定九通》《全唐文》等
（四）1942年徐回到广州后，身患重病，经济不堪负担，将所藏地方志十余种和陈兰甫手书稿本、批校本200余册出售，以济生活所需。后来徐病愈后避难澳门，生活拮据，无奈将运至澳门的藏书“除广东文献外”以葡币四万元卖给富商姚钧石。
二是1948年徐信符逝世后的情况:
（一）上世纪50年代初。岭南大学图书馆拟收购南州书楼藏书，通过冼玉清与徐信符儿子徐汤殷商谈，为该大学选购一批广东文献。后该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这批图书现存于中山大学图书馆。
（二）1954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派人去南州书楼商议让书事宜，结果以人民币2000元购得图书2919册，其中有广东文献350种、地方志27种。
（三）1957年前后，广州古籍书店常去南州书楼商谈让书事宜，购去了一批典籍。
（四）据说南州书楼有词曲800余种出让给国内其他单位。
（五）1959年日本东洋文库欲以80万港元购买南州书楼留在香港的图书，徐汤殷获悉后及时阻止，并经批准于1961年赴港处理，避免了这批古籍外流。1963年香港汲古斋将这批古籍全部购下，当时在广东省领导和文化部门支持下，省中山图书馆派出版本专家李易安先生等精心挑选出古籍119种（其中广东地方文献70余种）1050册，以10万港元购下，运回广州。
（六）1979年，根据周总理生前指示，全国各地普查、整理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82年徐家响应号召，将其家藏最后一批珍贵古籍献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经过多位同志的精心挑选，通过古旧书店，共采购古籍图书45种453册。
（七）据说此期间尚有一部宋刻本《黄山谷诗集》售给北京图书馆。
至此，南州书楼藏书已完全散尽。但不管怎样，小北路曾有过的藏书名楼，为祖国地方文化的承传作出过不朽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作斋:高旭正)
文献资料来源： 《洪桥文蕴》
作者：高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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