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的规格是相当高的，凡委员者，不是国民党的元老，就是广东省政府主席，级别最低的也是省建设厅、财政厅的厅长。如邓泽如，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曾“毁家纾难”。变卖自家的橡胶园，捐献巨款给孙中山用作革命经费；黄隆生是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越南华侨，曾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设计中山装，对孙中山先生忠心耿耿。这些老资格的要员，对筹建纪念堂、纪念碑事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定期聚首，召开筹委会会议。
以邓泽如为首的筹委会，从1926年6月至11月，共召开了4次筹委会会议。1927年5月，李济深接手后至1929年1月15日纪念堂、纪念碑举行奠基礼的这一年又八个月间，筹委会召开了约15次筹委会会议。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多一点儿就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议决筹建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从硕果仅存的《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抄件清册》中，笔者共找到了自1926年11月3日至1928年11月28日召开的18次筹委会会议中的7次会议的议事录，特摘录如下：
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事录
时间：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三日（1926年11月3日）
地点：（不详）
主要内容：筹款议案。
会议详细列举了建筑纪念堂、纪念碑及收用民房等各项费用。明确指出：纪念堂、纪念碑建筑费连地价共需一百五十万元。除收捐款约三十万元之外，余款应如何拔支？
决议：由本委员会函请国民政府令饬财政自十六年元月起，每月拔款五万元至工程完竣为止。
这份会议议事录，尽管没有注明会议主持人，但据前后资料分析，本次会议应为邓泽如所主持召开。这是1926年6月中央党部特派的筹委会7位委员所召开过的4次筹委会会议中，最后的一次会议，即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前，筹委会所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的议事录，也是这一阶段筹委会惟一能保存下来的一份会议记录。
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
时间：民国十六年七月六日（1927年7月6日）星期三上午十时
地点：文德东路16号李公馆
列席：李济深 林云陔 黄隆生
缺席：古应芬
主席：李济深 恭读《总理遗嘱》
议程：1.会议推举李济深为“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主席。
2．宣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次联席会议委李济深、古应芬、林云陔、黄隆生为本会筹备委员，并黄隆生为司库员。
3．决定：纪念堂前存中行款项由黄司库完全负责保管，并函中行知照。所有支付款项须由委员会议议决经主席签字方能支付。
4．支付地价：先支付第一期五万第二期三万共八万元。
5．查照第四次会议案，请财政部由十六年一月起每月拔付本会收纪念堂建筑费五万元。
6．吕彥直从沪来函报告：纪念堂、碑工作图样现已制就。关于招投工程办法，在粤举行抑或沪粤均可并行及签订合同地点，请复。
议决：函复吕：先将详细图案从速寄粤审查后再定办法。
从本次会议记录的其他记载中，笔者发现，当时，在筹委会下面设立了一个“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办事处”，设速记员、书记、杂差各一各，是次会议召开时，速记员梁寒操已赴前方。只留下书记曾揆一管理一切文牍、收条、簿据、议案、建筑图案等重要文件。曾揆一的月薪原为50元。在本次会议上，决定给予加薪至90元。杂差月薪18元，负责送达函件及供“本会”差遣。当时的机构是够精简的。
1928年2月10日，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第79次会议决议，加派杨西岩、吴铁城为筹委会委员。此前，“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办事处”已增加了一名秘书庄光第。从加派筹委会委员，增加秘书这一情况看，进入1928年后，纪念堂、纪念碑筹建工作的工作量明显加大了。
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议事日程
时间：民国十六年十月三十日（1927年10月30日）上午十点
地点：李公馆
主要内容：
一． 报告经费筹集情况。其中有“菲律宾纳卯支部”汇来捐款500元。
二．吕彥直函派黄檀甫来粤全权代表商办建筑事宜。
三．吕彥直拟就了登报招投标告白稿。
四．同意工务局审核图样意见，拟请酌增窗口位置。
五．讨论收买纪念堂迤东各民房一案。
从报告经费筹集情况中“菲律宾纳卯支部汇来捐款500元”这一情况看，当时，海外募集资金也是相当困难的。连一个支部能捐500元都要在筹委会会议上作专门的报告。实际上，乐于捐输救国支持革命的，从来都是些中下阶层的华侨，这些华侨捐出的，往往都是自己一辈子当牛做马的辛劳所得。因此，一个海外支部能募集到500元的捐款，已经很了不起了。从这一点看，说中山纪念堂“是靠华侨捐款建筑的”一说不确切。
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选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议事日程
时间：民国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1928年1月25日）上午十时
地点：广东省政府
会议主要内容：
报告费用情况
报告“吕监工员”函寄投标章程及各项详细图样。
报告吕彥直函复纪念堂窗口位置酌量增加案。
决定在香港循环、大光两报代登告白。
从1927年7月至10月，筹委会的开会地点都是在“文德东路16号李公馆”这一情况看，1927年5月后，筹委会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直到1928年1月，筹委会的开会地点才从“李公馆“迁到广东省政府里去。
据笔者2003年1月的实地考察，“文德东路”约有两车道宽，百来米长。路的西头垂直交接于文德路上，东头则与周围各街巷连通。民国期间，文德东路曾经是广州市的一条重要街道，街道两旁多是官宦权贵的新式洋房大宅。除李济深的李公馆、陈济棠的陈公馆，以及路东段的“六将军楼”外，当年周恩来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时所居住过的“文德楼”，也在其中。该路现已变迁为文德路旁的一条内街。所谓“文德东路16号李公馆”，位于文德东路西头入口处的北侧，与路南侧“南天王”陈济棠的陈公馆相对。陈济棠公馆的东侧，就是“文德楼”。解放后，”李公馆“和”陈公馆“均被政府接收，用作市公安局办公楼和公安宿舍。其中，李公馆已于20世纪90年代末被拆平，同时被拆平的还有一旁的原12号的楼房。原地重建的是广州市公安局某机关的办公和宿舍大楼。从大楼的占地面积看，当年“文德东路16号李公馆”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其对面的陈济棠公馆。至今仍然是公安局的宿舍，里面住着几十户人家。
孙中山先生纪念堂筹备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议事录
时间：民国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1928年2月29日）上午十时
地点：省政府
列席：黄隆生 吴铁城 杨西岩
主要内容：
一．报告费用情况。
二．公安局函复纪念碑地盘内之大炮经令督察处及二区妥办迁移案。
三．公安局函复粤秀山启秀楼流乞经令区妥办勒迁。
四．吕建筑师转陶馥记营造厂函告建筑工人多招自上海，抵粤工作时请予保 护。
五．公安局表示“随时保护”。
六．吕彥直函请求给予各项建筑材料豁免关税及各项税捐。
七．定制纪念堂各式琉璃瓦，经审核价格后才签约定制。
八．吕彥直电请吉祥北路各住户三月五日前搬清，以便开工。
决议：三月十日前搬清，公安局布告严厉执行，不再展限。
1928年前，在如今越秀山顶中山纪念碑的碑址上，还保有一处由多座平房组成的古庙，名曰“观音阁”，该庙年久失修，摇摇欲坠。1925年，时任省建设厅厅长、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即市长）的孙科，即“拟将此山烂庙拆去，改为公园”。
越秀山是广州老城的靠山，有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山上有多处名胜古迹。由于它是当时市区内的最高点，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民国初年，军阀龙济光占据此山时，在山上修筑炮台，架设大炮。1918年龙济光被赶出广东后，山上还遗有一批大炮。1928年开始建筑中山纪念碑时，承建方不敢随便搬动这些障道的大炮，只好请公安局出面解决搬迁事宜。上述第二点“公安局函复纪念碑地盘内之大炮经令督察处及二区妥办迁移案”，正是指的这件事。
此外，从这一阶段的来往文牍看，1928年3月以后，杨西岩便开始协助李济深做筹委会的工作了，关于纪念堂纪念碑筹建的来往公文、信函，都由杨西岩签名发布。当然，遇重大事情，仍由李济深定夺，如收用民房案。
孙中山先生纪念堂筹备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议事录（摘要）
时间：民国十七年六月二十日（1928年6月20日）下午二时
地点：省政府
主要内容：
一．报告建筑费用。
二．豁免拆迁户的警捐、租捐等。
三．吕建筑师函复关于卓监理员建议向各行省及各国政府索取基石，关在埤内添置升降机各点困难情形请予核夺案。
从这份会议记录的第三点看，建筑纪念碑时，曾有人建议“向各行省及各国政府索取基石，并在碑内添置升降机。”当筹委会把建议转给建筑师吕彥直后，吕彥直曾复函筹委会，说明这两项建议的不可行性。可惜这些复函没有能保存下来。否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吕彥直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案的科学根据。
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选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事录
时间：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28年11月28日）
地点：（不详）
主要内容：
黄司库报告入不敷出，请设法筹拔建筑款项。
函请国税公署自民十八年一月起，每月加拔建筑费五万元。
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于1928年3月22日动工兴建的，即动工在前，奠基礼在后。动工后，各种费用的开支便与日俱增，不仅原告募捐得来的27万粤币早已用光，且连“由本委员会函请国民政府令饬财政部自十六年元月起，每月拔款五万元”的经费也“入不敷出”。以至司库黄隆生屡屡告急，“请设法筹拨建筑款项”。
从上述7份筹委会会议议事日程的内容看，当年筹建纪念堂、纪念碑的工作确是千头万绪。当时，北伐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成立不久的省、市政府又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整个社会可谓百废待举，地方财政相当困难。而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动工兴建的，其举步维艰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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