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巍峨的“山”——广州中山纪念堂，正立面近似一个硕大的三角形，光辉的八角攒尖宝顶有如峰巅，八角亭及重檐歇山、东西歇山次第连接，勾勒出了流畅的“山体”曲线。这座“山”与中山先生名字中的“山”相吻合，又与纪念堂背靠的越秀山相映衬，正是“高山仰止”的意境。
中山纪念堂在广州老城区中轴线上，不避风雨屹立了72年。
中山纪念堂，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典范，每天都接受着世界各地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们的瞻仰。然而它与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另一建筑物南京中山陵不同，没有形成一份完整的历史档案。以致留下了一个与它身躯一般巨大的谜，以致现时流传的各种文献史料零散、零碎，甚至谬误百出。
纪念堂的神秘，吸引她去探询
199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下拨5000万元，对纪念堂进行大维修。曾多年从事报刊采编工作的卢洁峰，应市政园林局之邀，前往采写大维修的报道。
那次在工地上，她随口问：“纪念堂到底有多高？”有的说“41米”，有的答“59米”，其实这种数据让中学生来测量一下就会有答案的。但比遗憾更触动她的是震惊，每天攀着脚手架上上下下地观察，当钻进了鲜为人知的地下室里，看到结构如钢铁大桥般的大屋架和宽敞的地下室预留空间时，她惊愕了：大半个世纪前的设计和建造，竟如此的宏伟！设计师为大半个世纪后安装大型中央空调机而预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真是不可思议。上了穹顶，她审视当年从德国进口的彩色玻璃时，不禁瞪大了眼睛：精密，太精密了！每块玻璃竟然都用上铜边镶嵌。她开始用探究的眼睛去看纪念堂了：总理遗嘱石刻、牌匾题字，门外那对为落成典礼烧制的大花盆、堂前的那棵象征“千古流芳”的白兰树……这其中一定隐藏了许多秘密。终于有一天，这个广州女人下了铁心：“我一定要到史海去钩沉一番，让纪念堂的秘密浮出水面。”
然而，探询秘密、史海钩沉谈何容易！她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只是当别人去“斗私”（造家具），去搞“路线斗争”（织毛衣）时，她却“借读”于中山图书馆。上世纪80年代被选入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以后又当过讲师、编辑，并借此打下了较深厚的文字功底。90年代中，她曾协助一位原副省长编写了史料性著作《带刺的红玫瑰》（香港版为《古大存沉冤录》），并从中积累了一些史海钩沉的经验。
正当她苦于没有时间对中山纪念堂进行系统的研究时，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2001年元旦，尽管她仍年富力强，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单位“精简”了。
“谢谢‘关照’！”卢洁峰义无反顾地接过了“病退”的退休证。她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生命从现在开始：事业也从现在开始！”
凭第一手资料，纠正许多讹传
1925年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天地同悲，举国哀恸。
为了郑重其事，广州的追掉大会是在一个月后的4月12日，才在东较场举行的。当日，有20万人参加了追掉大会。“马路上各电灯杉均用白星铁板油写帅座格言及国民党政纲于其上，各广场亦然。”“十字路上之五头灯柱，则搭一四方塔，塔之四周悬有帅座遗像。”“正午12时，以全市电灯熄灭、军舰鸣炮为号，全市默哀5分钟”，“会场内搭大牌楼一座，上用电灯砌结‘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九字”。维持秩序的千余军警“佩带枪支手执小旗”，“自西堤至东堤，一德路、泰康路、万福西路……沿途站立监察”。
这段在档案馆的旧报中的文字有如电影画面一般，把当年广州人民日报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情景，重现在卢洁峰眼前。她一阵激动，并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我一定要把当年的历史资料挖掘出来、梳理清楚，向世人陈述明白，为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立一套完整历史档案资料。
然而，这个发掘和整理过程是相当艰苦的。民国报纸和档案资料，绝大部分都不准翻拍，更不许复印，只能逐字逐句地抄录。由于整个研究都是自费的，卢洁峰一时又买不起手提电脑，几十万字的档案资料，几乎全部是用手工抄录。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只能上午到档案馆抄档案，下午到医院理疗颈椎病，真是苦不堪言。但是，只要能拿到第一手资料，再苦再累也值得——卢洁峰一直这样自勉着。
在整整两年半的时间里，白天她到图书馆、档案馆翻阅过滤自1925年至1949年出版的《广州民国日报》、《中山日报》、《广州日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等各种报，以及纷繁复杂的档案资料，晚上便回家用电脑储存、归纳、梳理。她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中，家务事则只能粗疏地处理，饭菜简单得不能简单，女儿只能从电视教烹调的节日中去解馋……
通过掌握研究第一手资料，她订正一系列的史实——
国民党“二大”决议拨款100万元建筑中山纪念堂吗？卢洁峰推翻了这种说法。
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广东即有人提议筹集50万元建立纪念堂和图书馆，并在数天内开始募捐。1925年4月上旬，以胡汉民为首的“哀典筹备会”作出建筑中山纪念堂和图书馆的决议，“以伟大的建筑，作永久的纪念”，堂址最初选在了今人民中同乐路口（俗称“西瓜园”）一带，至于越秀山（当年称观音山，因有观音阁得名），则没有打算建纪念堂。为了考证建筑纪念堂的最早动议，卢洁峰径直前往南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即民国史档案馆），她查到了国民党“二大”文件汇编的原件，经过逐件逐件查对，她发现，国民党“二大”根本就没有动议，更没有任何决议建筑中山纪念堂。
“二大”只是决议在越秀山顶建立“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1926年1月5日10时30分，大会代表180余人，“齐集大东门中央党部，分乘30多辆汽车，出发前往观音山脚，然后步行鱼贯登山，至11时行（中山纪念碑）奠基礼”。主持仪式的汪精卫致词时，只字未提建筑纪念堂事宜。
前几年去世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建筑界老前辈，当年参加过纪念堂的施工。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中山纪念堂设计图案揭晓时，报纸把第一名得主（吕彦直）错写成杨锡宗”。作为当年的“见证人”，这话似毋庸置疑。然而，正如谚云：“最淡的墨水胜过最强的记忆。”卢洁峰却相信，考证考证，考的就是证据，那么，当年报纸上的公布有没有错呢？
经查证，1926年1月和2月，当局曾在报纸上向全社会公布过两个完全不同的征集设计方案。1月6日至8日公开征集的是“二大”决议建造的越秀山顶孙总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其征集评奖结果刊登在1926年2月9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获奖者第一名：杨锡宗，资金500元……
过了几天，孙科、陈树人、金曾澄等人组成的“建筑孙总理纪念堂委员会”提出，应当把纪念堂与纪念碑作为整体来考虑，山顶建碑、山麓建堂，“借天然之形势，成前堂后碑之纪念格局”。于是，从1926年2月23日至8月3日，《广州国民日报》连续5个半月间隔刊登“悬赏纪念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方案”，应征图案共26份。由高剑父、高奇峰、冯钢百、林逸民等一流的专家进行评审。1926年9月2日、21日、24日，在报上揭晓评审结果：第一奖：吕彦直；第二奖：杨锡宗；第三奖：范文照。
可见，前述权威说法，是错记了。
从寻找设计者的故乡，到揭开一个个历史谜团
《辞海》2000年版在介绍中山纪念堂设计者吕彦直时不到一百字：“吕彦直（1894-1929）中国建筑队师。字仲宜，又字古愚，山东东平人，1913年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进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建筑学。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者。设计中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在中国建筑师中是为首创。”
按常理，一个才华横溢的30来岁的建筑师，一定会有许多辉煌经历被历史记录下来，但没有想到，所有文字材料均寥寥数语。是因为过早夭折来不及采访，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即使现存几份材料，也有不少地方是互为矛盾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卢洁峰迈开双腿不远千里去查个水落石出。
第一站自然是山东东平，几乎所有书上都说这是吕彥直的家乡，那里应有纪念馆或名人故居之类吧？
东平在济南西南110公里处，地处偏僻却历史悠久，秦汉时已被列为行政区域，至今仍有王陵山汉墓群和白佛山石窟造像等古迹。
从济南乘坐普通长途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东平镇，在四楼县地方志为办公室，接待同志递给她一本《东平人物》的小册子。她又惊又喜，因为这本小册子在山东省图书馆也没有收藏，翻开一看，目录赫然写上：“中山陵、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然而看着看着，她不禁双眉紧皱，不但资料似曾相识，零碎，连一些重大事情也错了。打听之下，是某局长大人写的。不管如何，既然他能写，是否还有些资料秘而不宣呢。一接到电话，那头有些不耐烦：全忘了！没什么可谈的。卢洁峰呆了半晌！
从繁华的广州来到山东这偏僻小镇，人生地不熟，她也涌起过一丝孤寂感，但不见黄河心不死的信念在支撑着她，再困难，她感到广州的那座大“山”给予她无比的力量。终于，她从当地一位同志那里打听到，附近有个彭集镇，其中有吕家庙，有不少吕姓人的族谱。
卢洁峰当下租了一辆面的。说也巧，小司机读书时的校长正是今天吕家庙的族长，他已68岁，在吕氏中辈份最高。慈祥的老人很快翻出一本深黄色封面的线装本《东平吕氏族谱》，卢洁峰眼发亮了。《族谱》按“孝、弟、忠、信”四字分为六册（“忠”“信”各两册）。从族长口中得知，元时战乱，这里原居民逃奔四散，明时朝廷把山西吕姓的人迁来这里，族谱就是第一代山西移民修起的。
推算吕彦直出生时间，应为第10-12代之间的人物，但在族谱中反复寻找，没有这个名字，连吕彦直首用名“仲宜”、“古愚”都没有。
“虽然东平吕氏到关外谋生的人比较多，但从未听说过吕彦直这个人。”他又推荐附近马代村一个年已古稀的老人吕树滋，祖上一直是望族。
卢洁峰便又来到马代村，吕树滋老人拿过卢洁峰的介绍信端详一会，摇摇头：“没听说过，恐怕你找错地方了。吕姓在这儿不是大姓，有那么芝麻绿豆的事儿，就会代代相传下去。这个吕彦直，要真是这儿的人，咋却没人知道？”
看来，吕彦直的“根”不在山东。为查个水落石出，卢洁峰又北上，到了吕彦直的母校清华大学。终于，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找到一本《清华同学录》，这本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外印制”的小册子第38页最后两行字是：“吕彦直建筑（cornel）古愚安徽滁县已故”，第36页眉上注有1913的字样，这就对了，吕彦直确是1913年毕业的，那里还称之为“清华学校”，当时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而建立的。吕彦直属安徽，在《清华大学史料造篇》中也得到印证，那里论述民国二年旧制留美预备部的毕业生中果然有“安徽一人”。
卢洁峰这回踏上赴安徽的火车，来到南京西北方60公里处的滁州，她相信很快就有答案了。
没想到，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回答得很干脆：从来没听说过吕彦直这个人。许多当地档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故没法提供更多的配料。
卢洁峰再次陷入五里雾中，无法想象，作为中国一位如此著名的建筑师，其籍贯竟成了一个悬案。
卢洁峰再对照几份材料，又有了新发现，其中1929年3月21日的《申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同时发布的吕彦直患肺癌病逝的消息中，均称他为“江宁人”。江宁县在江苏南京市郊，与安徽的滁县（今滁州）隔江相望，仅距60公里。卢洁峰理出一条思路了：吕彦直的祖籍应在滁县与江宁一带，其祖辈很早到天津谋生，所以他先在天津。报考清华时，他所以填上“安徽滁县”，是因为当时清华学堂都沿用籍贯来分别统计学生。后来吕彦直在上海开彦记建筑事务所，说的“江宁”，实为同一地域的概念。不管在哪里，总之吕彦直不是山东人。
卢洁峰凭这股劲，揭开了纪念堂一个一个历史谜团，匡正了一个又一个流传的谬谈：
——尽管纪念堂的“外门亭”镶嵌的石碑宣称纪念堂“是华侨捐款建造的”，但从当年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宋子良的报告及有关档案证明，绝大多数仍为政府拨款。在这当中，长期传说“功在陈济堂”也是错误的。陈济堂拨款仅是杯水车薪，前期是李济深的功劳，当李被蒋囚禁之后，陈济堂有时一个月只拨几千元，最多一次拨4万元。而直到1936年他下台，仍欠下大量拨款不到位。
——纪念堂当年打的是木桩地基，一共用了数千根每根长四十尺（合133米）的松木桩。
——纪念堂以西，以北两马路是戴季陶建议开辟的。
——吕彦直曾设计在堂前的华表上饰以小神兽石羊，以突出羊城特征，但被管委会“枪毙”了。
——日本人狂炸广州，在中山纪念堂四周设下大量炸弹，但堂体并非人们传说那样中了弹，仅是受震动。。。。。。。
幸遇慧眼识宝人，“价值在于存史”
2002年9月30日，当卢洁峰终于在30多万字的《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手稿上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头晕使得她不得不住进了医院。经检查，被诊断为脑动脉硬化。她唯有静静地躺上床上“吊针”了。那一滴一滴的药液触发起她的回忆，两年多的经历一幕幕在脑中闪回：为了给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历史资料，行程几千公里，她先后到过上海、南京、济南、东平、滁州、北京、天津，涉足十多个国家级、省市级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几千万字的报刊、档案资料，收集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及书籍、物件影印件，所收集的历史档案资料，足可以建立一个专业的展览馆。而这一切，全是自费的，耗资3万余元，并牺牲了健康。
这次，在医院里足足躺了45天。
出院后，卢洁峰即开始联系出版单位了。她找到了广州考古专家麦英豪。麦老慧眼识宝，得知这本30几万字书稿的史料价值，立即向市文化局分管文物考古工作的副局长陈玉环推荐，陈局长即请两位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教授和程美宝教授审阅书稿。两位专家给予书稿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存史，而且专业水平很高，“不论对历史学者或对文物工作者来说，都甚具参考价值。”
2003年4月22日，卢洁峰一个难忘的日子，她终于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签下了出版协议书，出版社把《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列入《岭南文库》的系列丛书中。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该书的出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划拨了五六万元给出版社做出版补贴。至于卢洁峰，则是一分钱的稿酬也没有的。
“只要能出版，其他的都不去计较了！”豁达的卢洁峰如是说。
“研究过程中，我还触及到了其他资料，如果有经费，我很想对广州市的革命纪念堂茔作一个系列的研究。黄花岗、十九路军坟场、朱执信墓园等，都蕴藏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如今，时代要求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面对着广州、广东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面对着许多仍是空白的研究领域，面对着卢洁峰及其他像她一样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士，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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