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澧。不是学术界的人可能比较陌生。说真的，普遍人看来，他既没有留下可供凭吊的故居、叱咤风云的英雄传奇，也没有走遍名山大川的曲折故事。然而，他却留下了学术著作百余种数百卷，在学海堂、菊坡精舍执教数十年，培育大批栋梁之材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古从今的角度看，都可以称得上“著作等身、桃李天下”了，更难得的是，陈澧并不是一介腐儒，他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不单当时是严谨的、进步的，至今仍然深蕴着岭南文化的精华。
陈澧祖籍江苏江宁(今南京)，祖父时举家迁广东。1810年，陈澧在广州城木排头(街名,今仍存，泰康路北侧的东西向长街)出生，7岁入私塾读书，自幼聪明伶俐，9岁能诗文。到10岁父亲去世，开始读家藏的《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十五六岁时，诗家张维屏已盛赞其诗，并教以治学法。他又向史学名家侯康学历史，又先后在广州的羊城书院、粤秀书院读书，成绩优异。
17岁，他考取县学生员，“恩科第一”；以禀贡生资格推荐入读粤秀书院肄业；读了三年题了优贡，就是由学政与总督、巡抚联名向朝廷保举的本省优秀学生。23岁又中了举人。中举了，取得入京会考资格。当时他是省城考生中的大热门了，舆论一致看好，都认为会中一甲点翰林了，次年赴京赶考，不料却名落孙山。
此后十三年间，他上京赴考5次，竟然都没名次。不得已参加六年一轮一举人“大挑”，以为可选得县令，不料又考了个二等，只能做教官。陈澧说:“以为不能治民，犹可教士，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士习而起者。”然而现实又给了他当头一棒。他被分配到翁源县任县学训导，但到任后，发觉“盗贼遍地”，才两个月就告病假回家。这年，咸丰帝登位，例开恩科，43岁的陈澧又第6次上京去考，结果仍然落第。46岁这年，他终于得到个机会获补选知县，但世道更乱，太平军如火如荼、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开战，他放弃了这个多年的梦想，申请改授京官虚衔，获批准，得了个“国子监学录”的虚职。不用上京赴任，又算有了功名，陈澧从此专注于学术和教学。
24岁那年，陈澧便入读学海堂，成为第一届专课肄业生。后来补授为学海堂学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理事加教授；由于学海堂不设山长(相当于校长)，几位学长们就是日常里学府的最高领导。学海堂倡导朴学，是当时广东文化学术中心，也是影响全国的岭南学府，在中国旧式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陈澧在此任教20多年。
同治六年(1867)，设在越秀山麓海学堂东侧的菊坡精舍开办了。这是由当时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合议举办的，是当时广州最高学府，主要招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的优秀肄业生及各地保举的优秀生进行深造培养。首届就请陈澧当山长(后称院长)。那年，陈澧57岁了，而且有执掌学海堂27年的丰富治学、教育学经验，所以他在菊坡精舍教出不少人才(参见前文《空前绝后的菊坡精舍》)。
陈澧少年在东厢读书，故自号东塾，世称东塾先生，所以他与弟子们的学派被称“东塾学派”，名动天下，自成体系，独具特色。桂文灿、廖廷相、文廷式、梁鼎芬、冯浚光、于式枚、陶福祥等晚清俊彦俱出其门下。
陈澧博学多通，其宗旨一是治经要“通其大义，得其时用”；二是著书要“事繁文省，旨晦词明"。他除深研经学外，兼通天文、地理、音韵、乐律、文字、算学，又工诗词及骈体文、善书法。他著的《广州音说》是最早研究广州方言的著作。他还主持广东书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附考证》《通志堂经解》《通典》《续通典》等以往只出现在京师或江浙的重要文化典籍，得以在广东印行。
列一些他著作的书目，可以一窥这位大家的风范。
音乐音律：《声律通考》《琴谱律》《箫谐》《切韵考》；地理学：《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广东舆地图》；经史学：《汉儒通义》《学思录》（后名《东塾读书记》）；史学：《申范》《番禺县志》《香山县志》《广州府志》（主修）；数学：《弧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他25岁开始著书，著述至少达120余种。《东塾读书记》流传至日本，曾成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
陈澧治学极受学术界推崇。平时读书，句句字字详细思绎，心有所得记于书上，以便寻求微言大义，解读、考据、论赞、质疑。钱穆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门为陈澧辟出一章，详尽论述，特别肯定他在调和汉宋、开辟新学风方面“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甚至评价为“晚清次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学术史上主汉宋兼采，力主新式学风”。
陈澧提倡经世致用，而且并没有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这至为难得。晚清时节，西学东渐、列强侵凌，他自己亲历科举贻害、战乱流离（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举家出走避难），这些苦难也让他一定程度认清了形势。
魏源《海国图志》问世不久，陈澧即作《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与大学者张维屏共同探讨其得失。他认为，魏源著作中“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也”。后来魏源到广东，陈澧与他相晤，详加探讨。陈澧回忆:“后数年，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因此有学者认为，“陈澧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也是最早对魏源《海国图志》进行可行性研究的。”
不过，除澧观点也并非十全十美，有时他认为钟表、呢绒、鼻烟等为祸国殃民的“奇巧玩物"。但他并不排斥西方科技，也不反对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他完全也可以列为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分子。
1881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联名向朝廷奏请褒奖，皇帝赐给陈澧五品卿衔。次年，73岁的陈澧病逝。《清史稿》为他立传，以宣其功。
陈澧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汉儒通义》与《东塾读书记》。咸丰五年(1855)起，他编纂《汉儒通义》，三年后刊刻出版。该书集汉代儒家诸说，论证汉学宋学各学派没有门户之见，是晚清学术风气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咸丰八年(1858)，陈澧开始写《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积稿数百册仍未完成。同治十年(1871)，他大病了一场，病愈后深感此书要全部完稿并不容易，于是听从朋友的建议，选取原稿部分内容，取名《东塾读书记》，于光绪元年((1875)开始刻印一、二卷，以后随写随印，至72岁时病中还为第十三卷定稿。他原定共写25卷，但逝世时只完成了15卷。其余10卷有遗稿，但多数未完成。临终前他遗命儿子与学生将这十卷编成书，题名《东塾杂俎》，但后来未见此书。他的学生廖廷相编的《东塾集》于陈澧逝世后十年出版，是陈澧的诗文集，从中可看到陈澧的思想观点及其生活的各方面风采。《东塾读书记》内容包含对经学源流得失的探讨，兼及诸子百家、西汉以后的学术，从中可见陈澧的博学多通，也能给读者以多种启示。清末学术界流行“远师亭林（顾炎武），近法兰甫（陈澧）”之说，并赞陈澧为“海内通儒”。
(作者:邝穗雄)
陈澧祖籍江苏江宁(今南京)，祖父时举家迁广东。1810年，陈澧在广州城木排头(街名,今仍存，泰康路北侧的东西向长街)出生，7岁入私塾读书，自幼聪明伶俐，9岁能诗文。到10岁父亲去世，开始读家藏的《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十五六岁时，诗家张维屏已盛赞其诗，并教以治学法。他又向史学名家侯康学历史，又先后在广州的羊城书院、粤秀书院读书，成绩优异。
17岁，他考取县学生员，“恩科第一”；以禀贡生资格推荐入读粤秀书院肄业；读了三年题了优贡，就是由学政与总督、巡抚联名向朝廷保举的本省优秀学生。23岁又中了举人。中举了，取得入京会考资格。当时他是省城考生中的大热门了，舆论一致看好，都认为会中一甲点翰林了，次年赴京赶考，不料却名落孙山。
此后十三年间，他上京赴考5次，竟然都没名次。不得已参加六年一轮一举人“大挑”，以为可选得县令，不料又考了个二等，只能做教官。陈澧说:“以为不能治民，犹可教士，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士习而起者。”然而现实又给了他当头一棒。他被分配到翁源县任县学训导，但到任后，发觉“盗贼遍地”，才两个月就告病假回家。这年，咸丰帝登位，例开恩科，43岁的陈澧又第6次上京去考，结果仍然落第。46岁这年，他终于得到个机会获补选知县，但世道更乱，太平军如火如荼、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开战，他放弃了这个多年的梦想，申请改授京官虚衔，获批准，得了个“国子监学录”的虚职。不用上京赴任，又算有了功名，陈澧从此专注于学术和教学。
24岁那年，陈澧便入读学海堂，成为第一届专课肄业生。后来补授为学海堂学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理事加教授；由于学海堂不设山长(相当于校长)，几位学长们就是日常里学府的最高领导。学海堂倡导朴学，是当时广东文化学术中心，也是影响全国的岭南学府，在中国旧式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陈澧在此任教20多年。
同治六年(1867)，设在越秀山麓海学堂东侧的菊坡精舍开办了。这是由当时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合议举办的，是当时广州最高学府，主要招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的优秀肄业生及各地保举的优秀生进行深造培养。首届就请陈澧当山长(后称院长)。那年，陈澧57岁了，而且有执掌学海堂27年的丰富治学、教育学经验，所以他在菊坡精舍教出不少人才(参见前文《空前绝后的菊坡精舍》)。
陈澧少年在东厢读书，故自号东塾，世称东塾先生，所以他与弟子们的学派被称“东塾学派”，名动天下，自成体系，独具特色。桂文灿、廖廷相、文廷式、梁鼎芬、冯浚光、于式枚、陶福祥等晚清俊彦俱出其门下。
陈澧博学多通，其宗旨一是治经要“通其大义，得其时用”；二是著书要“事繁文省，旨晦词明"。他除深研经学外，兼通天文、地理、音韵、乐律、文字、算学，又工诗词及骈体文、善书法。他著的《广州音说》是最早研究广州方言的著作。他还主持广东书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附考证》《通志堂经解》《通典》《续通典》等以往只出现在京师或江浙的重要文化典籍，得以在广东印行。
列一些他著作的书目，可以一窥这位大家的风范。
音乐音律：《声律通考》《琴谱律》《箫谐》《切韵考》；地理学：《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广东舆地图》；经史学：《汉儒通义》《学思录》（后名《东塾读书记》）；史学：《申范》《番禺县志》《香山县志》《广州府志》（主修）；数学：《弧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他25岁开始著书，著述至少达120余种。《东塾读书记》流传至日本，曾成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
陈澧治学极受学术界推崇。平时读书，句句字字详细思绎，心有所得记于书上，以便寻求微言大义，解读、考据、论赞、质疑。钱穆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门为陈澧辟出一章，详尽论述，特别肯定他在调和汉宋、开辟新学风方面“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甚至评价为“晚清次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学术史上主汉宋兼采，力主新式学风”。
陈澧提倡经世致用，而且并没有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这至为难得。晚清时节，西学东渐、列强侵凌，他自己亲历科举贻害、战乱流离（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举家出走避难），这些苦难也让他一定程度认清了形势。
魏源《海国图志》问世不久，陈澧即作《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与大学者张维屏共同探讨其得失。他认为，魏源著作中“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也”。后来魏源到广东，陈澧与他相晤，详加探讨。陈澧回忆:“后数年，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因此有学者认为，“陈澧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也是最早对魏源《海国图志》进行可行性研究的。”
不过，除澧观点也并非十全十美，有时他认为钟表、呢绒、鼻烟等为祸国殃民的“奇巧玩物"。但他并不排斥西方科技，也不反对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他完全也可以列为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分子。
1881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联名向朝廷奏请褒奖，皇帝赐给陈澧五品卿衔。次年，73岁的陈澧病逝。《清史稿》为他立传，以宣其功。
陈澧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汉儒通义》与《东塾读书记》。咸丰五年(1855)起，他编纂《汉儒通义》，三年后刊刻出版。该书集汉代儒家诸说，论证汉学宋学各学派没有门户之见，是晚清学术风气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咸丰八年(1858)，陈澧开始写《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积稿数百册仍未完成。同治十年(1871)，他大病了一场，病愈后深感此书要全部完稿并不容易，于是听从朋友的建议，选取原稿部分内容，取名《东塾读书记》，于光绪元年((1875)开始刻印一、二卷，以后随写随印，至72岁时病中还为第十三卷定稿。他原定共写25卷，但逝世时只完成了15卷。其余10卷有遗稿，但多数未完成。临终前他遗命儿子与学生将这十卷编成书，题名《东塾杂俎》，但后来未见此书。他的学生廖廷相编的《东塾集》于陈澧逝世后十年出版，是陈澧的诗文集，从中可看到陈澧的思想观点及其生活的各方面风采。《东塾读书记》内容包含对经学源流得失的探讨，兼及诸子百家、西汉以后的学术，从中可见陈澧的博学多通，也能给读者以多种启示。清末学术界流行“远师亭林（顾炎武），近法兰甫（陈澧）”之说，并赞陈澧为“海内通儒”。
(作者:邝穗雄)
文献资料来源： 《洪桥文蕴》
作者：邝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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