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国从长安向西打通陆路对外贸易的道路，由于中国的丝绸大量从这里走向世界，故人们称这条贸易通道为丝绸之路。
后来，这条陆上丝绸之路因种种原因逐渐衰落，于是海上对外贸易取而代之，后人又称海上中外贸易为海上丝绸之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历史悠久的中国大港口，毫无疑问应首数广州，这是以史籍和出土文物为依据的。
一、史籍文献8的记载
唐代贞元年间，朝中掌管商使往来的鸿胪寺卿贾耽写下《皇华四达记》，此书中的“广州通海夷道”部分，正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路线的详实记载。贾耽这一记载，确切证明唐代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最大的港口是广州。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记述了“广州通海夷道”的走向，这里录下其大意，相关地名加以括注--
从广州启航，往东南航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深圳市南头），出珠江口，西南海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省东北部七洲列岛），又二日至象石（今海南省东南独珠山），再往南进入安南沿海。三日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东南占婆岛），五日至陵山（今越南燕子岬），过门毒国（今越南归仁）、古笪国（今越南芽庄），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二日抵突异山（今越南昆仑岛），再行五日进入马六甲海峡。这条海峡南北百里，当地人称为“质”。其北岸为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端），南岸为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部）。由此向东行四至五日，至南海最大的国家诃凌国（今印尼爪哇岛）。出海峡向西行三日至葛葛僧袛国（待考）。此国北面为个罗国（今马来西亚吉打）、哥谷罗国（今泰国克拉地峡西南）。离此国行四至五日过邓胜洲（今印尼日里附近），西行五日，至婆露国（今印尼婆罗师岛），又六日至婆国伽蓝洲（今印尼科巴群岛）。由此北行四日，穿越印度洋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距南天竺（今印度南部）仅百里之遥。西行四日，经设来国（今印度西南阔伦）及十多个小国，抵婆罗门（今印度）西部，再向西行二日，至拔䫻（打不出来）国（今印度洛奇），又十日过五个国至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附近）。当地人在海中建华表，夜间点燃火炬作为航标。又一日，至乌刺国（今伊拉克奥波拉）。在此换成小船，沿弗利刺河（今幼发拉底河）北上，二日至米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舍船陆行千里，则抵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在波斯湾。乌刺国是个交通枢纽。自此向东南沿岸航行，可至天竺南端。沿西海岸航行，经拔离诃磨难国（今巴林），十日至没巽国（今阿曼苏哈尔），南行六至七日，过十多个小国抵萨伊瞿和竭国（今阿曼马斯喀特西南），又行十日，经六七个小国，到达设国（今也门席赫尔），南行二十日，历十多个小国，抵三兰国（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贾耽所记这条“广州通海夷道”贯穿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的90多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唐朝最重要的海外交通线。
唐代一些阿拉伯地理学家记录从波斯湾到中国的航程，可与贾耽所记的相印证。9世纪中叶成书的《道里邦国志》，记的长航线终点是广州，路程接近贾耽所记。9世纪中叶曾到过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记从西拉夫（即尸罗夫）到广州的航线与贾耽所记相同，他还记：“广府（指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中国印度见闻录》又称《东游记》，是西方现存最早的中国游记。
从以上的古籍看，说唐代时广州乃世界闻名大港口已是无可争议的了。至于唐代以前广州的海上对外贸易情况，我们也从文物中找找其蛛丝马迹吧。
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最突出的文物是“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而在菲律宾、苏拉威西、婆罗洲及太平洋波里尼亚诸岛，也发现“有段石锛”；在印尼的爪哇与印度支那，均发现“几何印纹陶”。此可证两三千年前岭南人已与外国有交往了。
二、出土文物的充分说明
从广州的汉代古墓中出土的陶质船模，是实际生活中也有那类船舶的反映。出土的船模中有船上建楼、船后设舵的大船，这在造船史上的出现，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造大船的能力，远航便不在话下，所以汉墓中出土不少外国商品便不奇怪了。这里先说南越国时期的文物。
西汉初刘邦称帝不久，公元前209年，赵佗在岭南建南越国，国都在番禺（古广州名）。南越国历经5主，历时93年。南越国第二代主、赵佗之孙赵眛的墓，于1983年在广州解放路出土，后来建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展出墓中出土的文物。这些文物中有数件可证古广州已与外国有交往。
一件是有蒜瓣形凸纹的银盒。该盒盖顶部有两圈凹弦纹。盖上后加焊了个银锭形小凸榫，以套入钮饰（钮已失）。银盒的造型和纹饰与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银器类同，应是西亚来的货物。
还有39个焊珠金花泡，分别在南越文王墓中主棺室、西耳室和东侧室发现。这些金花泡的泡体呈半球型，直径1.1厘米，高约0.5厘米，球面形的泡体分布4堆小金珠，以焊剂固定于表面后加热焊牢，这种焊珠工艺与中国古代金银器细加工方法不同，却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小珠焊法相同，可证金花泡乃舶来品。
此外，南越王墓中还有5支原支非洲大象牙，以及铜熏炉中的香料，均是外国来的商品。
而在墓中出土的数十种丝绸制品，则说明当时番禺（古广州名）是丝绸的集散地，间接说明当时中外贸易中丝绸是主要出口商品。
古籍记载，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带领船队从番禺起航，沿着民间开辟的航道从事官方对外贸易，到达马来半岛、缅甸、印度半岛南部，直至锡兰岛。这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形成（参见《赤土国记》）。
在广州出土的其他西汉墓中，也有明显的舶来品和反映中外交往的器物。如西汉后期墓中的串珠，质料有玛瑙、鸡血石、柘榴石、水晶、琥珀等，与当时中国传统工艺品不同，专家考证后均认为是舶来品。还有若干汉墓出土的一些陶俑灯座与侍俑，俑的形象异于汉人，却酷似西亚或东非人种。应是外国商人把这些人贩运到广州，卖给贵族之家做家奴的。
汉平南越后，岭南的政治中心曾从番禺移至广信（今广西梧州、广东封开一带）300余年，所以此时官方文献记载出海贸易港口是徐闻。不过，番禺的民间对外贸易并没有停止，番禺的都会地位仍然全国闻名。这反映在古籍之中。成书于西汉的《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成书于东汉的《汉书•地理志》说：“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上述记载皆可见纵使当时番禺不是岭南政治中心，但仍是繁盛的商都，也是外贸商品的集散地。
至汉末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交州刺史步骘把交州治所从广信迁至番禺。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二州，后又复合，至永安七年（264年），第二次分设交、广二州，从此广州之名遂定，番禺为其治所，其对外贸易大港的地位便长盛不衰了。两晋、南朝时，广州的外贸已颇具规模，扶胥镇（今黄埔区南岗南海神庙一带）已有不少外国商船停泊，后来更成了广州的外港，到广州的外国商船必先停泊于此。隋代时，在此建南海神庙，唐代扩建，以后历代皆有重修，并立碑纪念，形成岭南有名的碑林，可惜后来历经劫乱，多有毁坏，今只余30余方。南海神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文物点，1962年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自南至北有：牌场、头门、仪门、礼亭、大殿和后殿，两旁为廊庑、碑亭等。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唐代文物--广利王庙碑。此碑文是唐代大文豪韩愈所撰、唐代名书法家陈諫所书，碑文出现有关航海技术、航运的“海事”一词，据日本学者松浦章考证，“海事”一词最早见于此碑。
在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文物点还有始建于唐代的怀圣寺、光塔，它反映了唐代不少阿拉伯商人在广州进行贸易。那时，众多外商居于今光塔路一带，称为蕃场。为方便伊斯兰教徒进行礼拜活动，遂建起怀圣寺与光塔。
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之一，寺内有一光身柱形塔，故俗称光塔寺。寺占地面积有2966平方米。内有看月楼、礼拜殿、藏经阁，还有回廊与碑亭。大院中一龙眼树、一凤眼树，年代久远，颇有气势。光塔高36.3米，青砖砌筑，塔身圆塔形，向上有收分，表层涂抹灰砂。此塔昔日亦有航标，也方便教长在塔顶呼唤教众礼拜。它是我国现存伊斯兰教建筑最早、最具特色的古迹之一，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以上略介的汉唐文物，已看出唐代及以前广州在海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此非宋元两代才发展的国内其他港口可及的。至于明、清两代，广州外贸的发展更是国内其他港口所不及的，这留待另文再谈了。

汉唐 史籍 文物 广州 海上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