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广州有三个著名的湖：菊湖、仙湖和兰湖。前二湖都是人工湖，只有兰湖是一个天然大湖。明代以前，城西北的象岗山下，是一泓浩瀚的大水，名为兰湖，又名芝兰湖，北起桂花岗，南达第一津，一碧万顷，恍如青天在水，水在青天。象岗山、席帽山（在今广州医学院一带）起伏于碧波之间。山上松柏茂密，茅芦随风而舞。白云山的蒲涧水经甘溪流入菊湖，菊湖水经越溪流入兰湖，兰湖水经司马涌流入珠江，形成一个流动不息的水网。
三国时交州刺史步骘登上象岗，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憾。《水经注》描述：“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湖面有如一幅展开的绸缎，直铺到今克山、陈岗一带，远处的是烟岚朦胧的大元岗、大岗、园岗、皇帝岗、石头岗，沿西北环绕；近处有西山、龟岗、席帽山、三山相连，远近错落，“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江山如此多娇，步骘不禁为之感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巨海浩茫”与“博敞渺目”这八个字，为我们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不过广州人却用两个字代替了那八个字，他们习惯叫兰湖为“大坑”——他们总有本事起一些无趣至极的名字，令那些心潮澎湃的文人雅士哭笑不得。
当时步骘所看到的，其实就是“大坑”的风光。直到唐、宋时代，不仅象岗山下是一片汪洋，甚至连中山六路、中山七路一带，也是在水中央呢。清乾隆年间，有人在元妙观旁种菜，挖出了一条唐、宋时期的海船，在船舱里找到了许多古钱币。《南海县志》认为：“唐宋前此处尚属濒海巨浸耳。”
南北朝时代，兰湖是渔民和客船的避风塘。但刘称帝后，这片洞天福地，又成了刘家的禁地了。湖畔豪庭，尽是皇家宫苑，殿阁参差错落，一望无际，其中有一座芳春园，位于今兰圃附近。苑内飞桥跨沼，崇桃映津，泛杯濯足，翼翼鳞鳞。宫女早起梳妆，把隔日残花掷入水中，片片紫绛粉红，花落水流，从园内的木桥下，载沉载浮，漂向芳春园外。人们便把这座木桥称为“流花桥”。身历这般人间仙境，真令人有“游春客误走到丹青彩画图，寻芳人错行入岭南锦绣堆”的感觉。
一条宽阔的河涌从兰湖向南，经今医国街，盘福路到东风西路一带。东边是高耸的城墙，在盘福路与东风西路交界处是北水关，即城里六脉渠的一个出城口。河涌到了东风西路，即以接近90度角转向西面，出北水关，然后再以近乎90度角转向南面，在第一津接通西濠，直下西堤。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来过广州的葡萄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克罗兹，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在西城外看到的广州：
这座城（其他城也一样）沿江筑城，很像是在濠堑之内，因为城的另几面是被一条灌满水的宽大濠堑围绕。这条濠和城墙之间有足够的地盘，可集合一支大军。挖掘濠的泥土堆在它和墙之间，因此墙根部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不过在濠以外此城仍有一大缺点，那就是在河对面岸上，城墙和濠之外有一个可俯视墙内全城的山头。（《中国志》）
这位葡萄牙人所处的位置，显然是在第一津附近，他在中文还提到，在河对岸可以看见城里有一座漂亮的高塔，那就是六榕花塔。他说的山头，应该就是第一津与兰湖之间的西山了。清顺治年间，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受命南征，史称“两王入粤”。顺治六年（1649），清军围攻广州，南明军民坚守孤城长达九个月。尚可喜在景泰坑铸造六七门红衣大炮，架在西山上，往城里日夜猛轰，光孝寺后面的城墙被轰塌了一大截，但还是攻不进城里。据克罗兹的记述，广州的西城墙“城门宏伟高大，坚固而构筑良好……城门墙厚有十二步，城门从上到下包有铁皮。”清军铁骑自入关以来，蹂躏大半个中国，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从未遇过如此顽强的抵抗。尚可喜也只能望城兴叹。
克罗兹所说的“河”，就是城墙外的护城河——西濠。第一津是西濠第一个埗头，第二甫是第二个埗头。西关一共有十八甫。究竟什么是“甫”？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清代的商人把西关划分为十八个区，分区组织自卫，每一个区即为一甫。也有人说，“甫”是古越语中村庄的意思。还有人说，是“铺”的意思，古代一铺等于十里路。
广州有句熟语：“杀人十八铺，填尸六脉渠”，说的是清军在包围广州九个月之后，收买了城内叛徒，趁珠江退潮，濠堑水浅时，用木材铺垫濠底，水仅及马腹，清兵的骑兵可以顺利跨过护城河，一时万众鼓噪，从城墙缺口蜂拥入城。广州军民与清军展开惨烈肉搏，十万将士同日死，六脉之水尽成赤。
尚可喜为了报复广州守城九个月，下令屠城七日，“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七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黄佛颐《广州城防志》）有一种说法，清军奉令从西门起连杀十八铺路。军中有一幕僚于心不忍，连夜派人从第一津起，每隔十几丈立一个木牌，标明甫数，一直立到十八甫。次日清兵果然按甫数杀下去，至十八甫封刀，使屠城的范围大大缩小。但当时清军屠城，早已杀红了眼，城内杀完了，还“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怎么会杀到十八甫就是封刀呢？
其实，“甫”的意思就是“埗”，也就是河边的小码头。第一津至第九甫（上、下九路）是西濠上的小码头；其他各甫，也都是西关涌、大观河上的小码头。
明室覆亡后，郑成功在台湾领导抗清，康熙皇帝为了防止民众与郑成功相通，在康熙元年（1662）颁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寸板片帆不准下海，临海五十里内，所有居民都要迁走，所有房屋都要拆掉烧毁，有些房屋刚好跨在五十里的界线上，也要把界内的一半拆掉，决没有情可讲。广州、番禺、东莞、新安、香山、顺德、新宁等地的大批疍民，统统迁往内地。来自番禺的上万名疍民被安置在第一津。
所谓“疍民”，是指长年以舟为宅，在水上生活的人家。历史上，疍民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和香港各地，有人以他们生活的地域分为“海疍”与“河疍”；也有人按他们谋生方式分为“鱼蛋”（捕鱼）、“蚝疍”（入水采蚝）、“木疍”（采木运输）。
关于疍民的起源，更有五花八门的说法，有说他们是范蠡和西施的后人，有说他们是“五斗米道”卢循的遗种，也有说他们是元朝留下的色目人子孙，甚至有说是当年秦始皇发童男童女入海繁衍出来的后代。但更多的研究则认为，他们是越族西瓯人的遗裔。
西瓯人和秦军血战三年，不肯归顺，有的躲进深山，有的躲到水里。躲到山里的越人，慢慢演化为黎、壮、瑶、畲、苗等少数民族；躲到水里的越人，以舟楫为宅，以捕鱼为生，就成为后来的疍民了。他们是越人中最顽强不屈的一族，有一句俗话：“山高皇帝远，海阔疍家强”，就是他们性格的最好写照。这个“强”字的意思，既不是强大，也不是坚强，而是强梁。疍家人一旦走投无路，便去做水上强盗，烧杀抢掠，极为强悍。当年，“疍家贼”三个字，令人闻之色变。
明末清初，岭南兵荒马乱。疍民中有周玉、李荣，世代以捕鱼为业，拥有几百艘罾船，船上甚至可以设楼橹，列兵械，三帆八棹，冲涛若飞。平南王尚可喜招安了他们，委以游击之任，负责巡逻海岸，遇警则调遣防护。后来，康熙实行海禁，这支疍民军队也全部被调入内河港汊，家属则可迁入城内居住。
但周、李二人都是在大海里风来浪去过惯了，让他们离开大海，上岸做个芝麻绿豆官，根本无法适应，于是纠合一批疍民，扯帆造反，许多走投无路的疍民纷纷来归，声势大张。才几个月，便发展到“连樯集舰，直抵州前，尽焚汛哨、庐舍，火光烛天。杀游击张可久，复破顺德县，执知县王允而去”。（同治朝《番禺县志》）尚可喜派出艨艟战舰，前往剿捕，双方在海上激战一场，“疍家贼”落败，周玉被擒，余众遣散。但由于这支疍民部队是尚可喜招编的，所以谁也不敢把真相上报朝廷，只好让知县做替罪羊，罢职了事。
疍民被迫迁入内河后，由海疍变成了疍。荒凉沉寂的第一津，也成了熙熙攘攘的市井，人们都习惯叫这里为“移民市”后改称“宜民市”，实际上是一个大贫民窟。疍民以卖篙舻渔网，或到城中贩鱼为生，这里本来就聚居着大批疍民，地狭人稠，哪有那么多鱼可捕，于是更多人只好改行种荔枝去了。樊封有诗咏移民市：
牵船群解效张融，泽国迢遥厉禁封。
虾菜莫愁无觅处，披蓑权作荔枝农。
以前广州城外有三块大石，实为三个坐落在江中的小岛，一是海印石，在白云路与广九大马路交界处；二是海珠石，在沿江西路，李昴英读书的地方；三是浮丘石，也称浮丘山，在第三甫西侧，即今中山七路与光复路交界处，相传浮丘上人在这里得道升仙。其实，唐代以前，珠江水域宽阔，水势泓汯，巨石隆起江中，烟雨迷蒙之间，如同蓬莱仙山在水中浮动，浮丘石因此而得名，与嵩山修道、白日飞升的浮丘公没有什么相干。
宋初，浮丘石与北岸渐渐连成一片，成了舟楫繁多的码头。经略使蒋之奇在浮丘石上建了朱明观、挹翠轩。据明代天顺年间的记载，浮丘石“先在水中，若浮丘然，四面篙痕宛然。宋初有陈崇艺者，年百二十岁，自言儿时见山根舟船数千。今去海已四里矣。”根据这段记载，可以大致推测，南汉、宋初时，中山七路一带，仍然是可停泊上千船的河道，但到明代，河道被填埋，西关陆地连成一片，与今天已相差无几了。晚明诗人区大相有一首诗写浮丘石，可概见这一带的水陆变迁：
此丘往时在海中，三山烟雾晴蒙蒙。
今日丘林带城郭，惟余海月一片挂长松。
明代万历年间，以云南右布政使乞休归里的郭棐，回到广州后，和陈堂、姚光泮、张廷臣、黄志尹等16人，组织浮丘诗社，互相唱和，希望再振南园诗风。文人们在浮丘山上修建了紫烟楼、晚沐堂、珊瑚井、大雅堂、留舄亭、朱明馆、挹袖轩、听笙亭等亭台楼阁，清代的“羊城八景”中，“浮丘丹井”亦名列其中。
后来，兰湖渐渐淤积，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坑”。如今在盘福路医国街内，还能找到兰湖里、兰湖前等地名。甚至有人猜测，“盘福”就是由“兰湖”的谐音演变而来的。不过，昔日“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辩仙源何处寻”的美景，却只能依稀在梦中追寻了。清乾隆年间，西门口外，已是人烟稠密，浮丘石“惟余山顶，高仅数尺”（乾隆朝《南海县志》）。樊封有一首诗《兰湖》；
软碧吹成细豰纹，古时兰蕙尚清芬。
市朝可变泉难改，积潦通濠到此分。
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会互相影响，不是互相提升，就是互相拉低。自从第一津成了贫民窟后，整个西濠北段都受其拖累，几乎同时沉沦。官府懒得治理，任其自生自灭；凤雅道衰，文人避之唯恐不及；绅商也逐渐往下西关迁移，不再留恋这个龙蛇混杂的地方。慢慢地，到清代以后就形成了西濠以太平门为界，南段是纸醉金迷的繁华区，北段则是破败荒凉的贫民区这样鲜明的分野。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国时代，西门口外的中山七路以前叫恩龙里，因为整条街都是碎石、黄泥、垃圾，路面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成了烂泥塘，“天晴踢着脚趾公，雨天变成泥瓣涌”。广州人给它起了个直截了当的名字，叫“烂马路”。和广州人说恩龙里，许多人没听说过；和他们说烂马路，人人皆知。
烂马路是三教九流的渊薮，沿街售卖破烂旧杂货物、水货、黑货、老鼠货的档摊，成堆成片，是广州最热闹的天光墟。坊间流传着一首粤语打油诗：“得闲去烂马路行，路面扬尘又有坑。马路烂时嘢又烂，一堆烂嘢一档摊。杂七杂八样样有，梗有一件你最啱。”
东风西路以前也好不了多少，虽然它依湖而筑，坐拥一线湖景，却早就不是广州人的清夏之湾了，而是布满了破木房、垃圾堆、烂泥塘和菜地，遍地都是棺材铺、殓房、喃呒店、寄放神主牌的灵堂，一般人都不愿走近这个地方。
1958年，人们在兰湖烂地上重新开挖，改建成今天的流花湖，虽然面积比兰湖缩小了很多，但依然风光明媚。东风西路上的殡葬业，统统搬迁一空。1960年，烂马路也加以平整拓宽，开辟成中山七路。整个地区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

兰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