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现在的西濠是宋代经略使陈岘所开。最初的西濠，只是玉带濠的一个分支。玉带濠在大古渠外分为两股，一出珠江，一向西流入十四甫水脚，经淘金氹、柳波涌，汇入白鹅潭。这条水道，成了四乡运粮入城的主要通道。
根据不同的古书记载，历年对西濠南段的整治如下：
宋嘉定三年（1210），经略使陈岘在郡城西浚濠通江，建东西二闸。这是西濠的最早记录，元至元年间（1337年前后），宜慰使世杰班在濠上建木桥，高跨西坝，以通往来，名为太平桥。明代广州最大的城建工程，就是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把宋代的三城合为一城，拓北城八百丈，并将元代毁坏的城墙重新修好，沿今人民路重筑了西城墙。
水利方面，明成化八年（1472），都御史韩雍改用石块砌濠壁，濠自西流入珠江，舟楫出入，虽海风大发，不能为患。以前东澳、西澳的水是分别流入珠江的，嘉靖五年（1526）监察御史涂相把清水濠与南濠两支水都引入玉带濠出江。
明代，海上贸易繁兴，外商纷至沓来。但朝廷对待外商，却没有宋代的那种开放的胸襟。宋代的外商是住在城里的，到了明代，官府又重弹“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老调，认为外商不宜与官府共处一城，于是在西城外十八甫建怀远驿，作为外国贡使下榻之处。
中国商人要与外商做生意，都得到西城外。为了就近来往，他们索性也在西城外兴建自己的住宅、分馆、商行与牙行。官府不让外商进城的举措，反而令西关迅速发展成一个商业中心。屈大均有一首“竹枝词”，几乎所有写十三行的文章都会引用：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广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十三行？许多人都以为始于清康熙开海贸易，其实，十三行的历史，远比这要早得多，可以上溯到明代万历年间，广东已有牙行性质的“三十六行”，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屈大均这首诗约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那时朝廷还没有开海禁呢，第二年才正式设粤海关，与海外通商。所以，屈大均笔下写的，并不是清代的十三行，而是晚明的十三行。
在海禁期间，人们无法出海贸易，海外商人虽然有来，但寥寥可数，《夷难始末》一书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朝廷从广东的夷商外贸征税，全年才得区区六十余万两，根本不值一提，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之后，海外贸易才开始复苏。朝廷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洋”的策略，凡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都须经过朝廷特许的“公行”进行。公行由广州的洋货行商——也即大名鼎鼎的“十三行”组成，总揽对外贸易，代理外商报关缴税，并负责转达、承办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双重性质的半官方组织。
十三行分布在西濠两侧，今天仁济路至杉木栏路，文化公园至十三行路一带。怡和行、广利行、天宝行、同顺行在东侧，同孚行、东兴行、兴泰行、中和行、顺泰行、仁和行、孚泰行、东昌行、安昌行在西侧。浩荡珠江，万帆云集，往来辐辏，这里成了行商们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龙口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一批最有势力的行商，在神前斩鸡头，啜鸡血，宣誓设立公行，共同遵守行规，目的是保障行内商的利益，防止行外商分润。因此，正确地说，康熙年间并不是设立十三行之始，而是把原有的行商组成一个叫“公行”的共同组织。
后来乾隆封闭了闽、浙、江三关，广州再次成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行商的垄断，到了空前的地步。就国家而言，从原来的四口通商变成一口通商，是开了历史的倒车，但对广州人来说，却是千载一时的机遇。广州至世界各地的航线，已可到达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东南亚、日本、俄罗斯和大洋洲，全中国的对外贸易，就像众水奔海一样，都流向了广州。一船一船的茶叶、生丝、土布、丝织品、瓷器，从广州运往海外，又一船一船的棉花、棉布、棉纱、毛纺织品，从海外往广州。
乾隆十年（1745），瑞典的“哥德堡号”商船从广州购买了三百多吨茶叶和六十万件瓷器，在返抵瑞典的哥德堡港口外海时，不幸沉没。1986年瑞典打捞出沉船，从船上清理出九吨重的广彩瓷器碎片和几百吨茶叶，这些在海底埋藏了两百多年的茶叶，居然还能泡出茶叶清香，实在不可思议。
广州每年出口茶叶曾多达三十五万担，价值9445万银元。乾隆年间（（1736—1795），平均每年出口生丝和绸缎二三十万斤；由于外商需求太大，朝廷担心会影响国内自用，一度禁止蚕丝和绸缎出口，后来改用配额制度，规定每艘英国船只准带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准带绸缎两千斤。乾隆年间当过广东学政的李调元有竹枝词云：
奇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装。
新出牛郎云光缎，花边钱满十三行。
十三行这个名称，广州人耳熟能详，但真正能够数得出十三行的人，却寥寥无几。事实上，从成立洋货公行至十三行消亡的一百多年间，行商数目是不断变化的，多时达二十六家，少时只有五六家，刚好十三家的，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年而已。道光十七年（1837）的十三家行商是：
1、怡和行伍秉鉴，商名浩官；
2、广利行卢继光，商名茂官；
3、同孚行潘绍光，商名正炜；
4、东兴街谢有仁，商名鳌官；
5、天宝行梁丞禧，商名经官；
6、兴泰行严启昌，商名孙青；
7、中和行潘文涛，商名明官；
8、顺泰行马佐良，商名秀官；
9、仁和行潘文海，商名海官；
10、同顺行吴天坦，商名爽官；
11、孚泰行易元昌，商名昆官；
12、东昌行罗福泰，商名林官；
13、安昌行容有光，商名达官。
道光四年（1824），云南人赵文恪南游广州，对这个城市的富庶印象很深，他写道：“是时粤省殷富甲天下，洋盐巨商及茶贾丝商资本丰厚，外籍通商者十余处，洋行十三家。夷楼海船，云集城外，由清波门至十八铺，街市繁华，十倍苏杭。”（郭则沄《十朝诗乘》）十倍苏杭并不是溢美之词，从一首流传下来的“竹枝词”，可以一窥当年的盛况：
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
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
十三行时代，是广州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富商，同时也使整个地区变得活跃起来。商业可以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创造风气，创造观念，创造生活方式。
在西关这个商业区的周围，各行各业都像被磁铁吸引过来一样，行商坐贾、豪绅贵族、半唐半番、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地痞流氓，构成一个喧哗错杂的大世界。《西关纪功录》一书，记述了咸丰年间（1851—1861）西关的繁华盛况：“穗垣汇通百夷，泉甘土沃，其民机巧善权奇，财赋甲诸东南。新旧城聚居，几无隙地。捆载居积者，咸丛粹于西关厢，珍奇瑰宝，骈阗衢市上，公私倚为泉货渊薮，不逞者恒垂涎之。”
西濠口外珠江河面上，聚居着成千上万的河疍，铺满了密密麻麻的疍家艇，蔚为壮观，并顺着西濠一直深入到玉带濠。有摆渡过江的，有卖艇仔粥的，卖河鲜的，卖水果饼食的，卖杂货的，卖唱的，卖皮肉的，也有搭客“游船河”的，在岸上拉客的女人，在水上叫卖的小贩，断断续续的唱卖声：“艇仔粥，艇仔粥，爽口鲜香唔使焗……”“游河叹番茶共烟，食啖口果胜食宴……”还有些此起彼伏的咸水歌：“你装扮咁销魂，时常卖俏惹人嬲……”在夜晚的珠江上，聚成一幕光怪陆离的活剧。自号“花溪逸士”的清代文人黄岩，就曾收集过一些疍民的咸水歌，加以润色整理，其中一首云：
手燃梅花春意闹，
生来不嫁随意乐；
江行水宿寄此身，
摇橹唱歌桨过滘。
而美国人威廉•C•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则用非常生动有趣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道光年间珠江上的世俗风情画：
其时河面上挤满了本地船只，包括那些现在差不多完全绝迹的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当时它们航行于中国南北各口岸、西里伯斯岛、婆罗洲、爪洼、新加坡，以及马尼拉等，一长列盐船排在河南岛岸边，这些船从电白和澳门的西南海岸把盐运到这里……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和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其数目是惊人的。此外，不定期有舢板，以及来往河南的渡船，还有一些剃头艇和出售各种食物、衣服、玩具及岸上店铺所出售的日用品的艇等；另外还有算命和耍把戏的艇——总而言之，这简直是一水上浮城。这条船给人一种极好的感觉——毫不停息的活动，低微的噪音，生机勃发和愉快欢畅。
亨特说得很对，这水上的社会，就像一座浮城，它有自己独特的结构与秩序，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声音与颜色，甚至有自己的皇帝与子民。它比市井文化还要再低一个层级，是一种被城市边缘化的次文化缩影。亨特作为一个旁观者，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但生活在这座浮城里的人，就未必有他那种“极好的感觉”了。
西濠从第一津流向西濠口，经过西门口与太平门，太平门的位置，就在今天状元坊附近。状元坊是一条有七百余年历史的老街，早期叫通泰里。宋代广东文风大开，人才辈出，通泰里便诞生过一位亦文亦武的状元张镇孙。南宋咸淳年间，广州坊间流传着童谣：“河南人见面，广州状元现。”甚至有人在珠江边筑起一座“见面亭”（相传在同福中路龙船岗，也可以看出南宋时河南的江岸所在），专等状元的出现。
这些街谈巷议，也传到了李昴英耳中，令他兴致勃勃，声称梦见有人弯长弓射珠江，江水为之干涸。醒来占卜，结果是“当有张姓为状头”。消息传开后，有神童之称的南海人张镇孙用手指自己的鼻子笑言：“说不定就是我呢！”咸淳七年（1271），张镇孙果然高中状元，据说当年珠江水竟真涸竭，人能步行过江，往来相见。张镇孙在状元后，通泰里亦改名为状元坊。
西濠西岸衢巷毗连，千庑万牗，两边的店铺密密麻麻，参茸、银号、绸缎庄，一家挨着一家，大大小小的招牌，琳琅满目，遮天蔽日。而在西濠东岸，绣坊、绣庄、戏服店、扇坊、扇庄、金银首饰店，也是一派翠羽明珠，令人目迷五色。清乾隆年间，有三千多人在广州从事刺绣行业，而状元坊是其重镇之一。
状元坊的绣坊大多是粤绣，又称广绣，是中国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之一。据传创始于少数民族，明中后期逐渐自成一派。它以图案繁复热烈，颜色富丽醒目、大红大绿而著称。目前在故宫博物院有大量粤绣藏品。
明正德九年（1514），一位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买了一件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国王如获至珍，大大赏赐了商人，从此打开了粤绣输出往欧洲的大门。嘉靖三十五年（1556），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参观广州，发现了广州很多人从事出口贸易，其出口商品有用彩色丝绒线盘曲绣在鞋面上的绣花鞋、有彩漆绘画盒、硬木家具和瓷器等。他在回忆录中盛赞这些都是“绝妙的工艺品”。
清代广州已经形成了洋行绣庄与作坊并存的经营格局，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粤海关的记录中，广州出口的绣品价值达到49.7万两。仅在状元坊就有几十家绣坊与绣品商店。鸿章、余茂隆等店铺出口的珠绣云额、珠绣拖鞋、钉珠围裙、荷包、扇套等，手感柔滑、花纹缜密复杂，色彩浓艳，极富装饰性，是典型的粤绣风格，天下闻名。
状元坊的戏服也是梨园的至爱。粤剧戏服多采用钉珠方法，在戏服花纹图案的边缘，钉上玻璃珠串，在灯光下，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霓帔，华丽夺目，传统的色绒线刺绣在它面前，无不默然失色。这种工艺，就是粤绣戏服的艺人发明的。因此，粤剧伶人登台，往往首选状元坊余茂隆的戏服，“其服饰豪侈，每登台金翠迷离，如七宝楼台，令人不可逼视，虽京师歌楼，无其华靡”。这是清道光年间《梦华琐簿》一书对状元坊粤绣戏服的描述，读文如身在戏服，但觉眼前霞彩闪烁。
广州制作的戏服，不仅销往省港澳和东南亚一带，而且连琼剧的服饰，也多跑到西濠边的戏服店采购。梨园会馆就在太平门外的琼花直街，“歌妓多舟居集此”。（徐振《珠江竹枝词》）20世纪初的粤剧戏班，大都没有自备戏服的，演员要演出时，就向戏服店租用。因此，西濠边也常有名伶老倌的身影出没。从波光粼粼的水面时时飘过几声：“凉风有信，秋月无边……”
西濠与火灾似乎特别有缘。一说起“火”，西关人家无不变色。当时在越秀山上瞭望台，一旦发现城中“火烛”（失火），即鸣炮示警。西关由于房屋过于密集，火灾频繁，特别在上下九设有报警处。每遇发生火警，敲钟为号，以上下九为界，北面火警连敲五响，南面火警连敲六响。但西关“火烛”往往是火烧连营，一烧十几条街，这一分钟敲下去，下一分钟说不定就要敲六下了。
以前西濠边有条打铜街，因不断发生火灾，风水先生说是名字犯了火星，所以改名为太平街，但犯火星的不止一条打铜街，在十三行有一条灯笼街，也是因为怕“火烛”，觉得灯笼二字，有火、竹部首，大不吉利，改成登龙街，却还是躲不过祝融。
道光二年（1822），太平门外一家饼店失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蔓延至打铜街，第二天烧到十三行。有一本叫《触藩始末》的书，描写十三行失火的情景：“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又有一首描写火灾的诗形容：“祝融得势挥赤符，彤旛绛纛随风旟，火龙衙衙吐火珠，火马业业驰火车。”（谢光国《羊城火灾吟》）救火人员用水管抽西濠水扑灭，但因火势大大，水与火一碰撞，但见烟火黑白瞬间百变，极其骇人，连水管也被烤裂。
当时两广总督阮元登城，隔濠眺望，只见整个西关一片熊熊大火，浓烟卷上半空，白昼如同黑夜，不禁心痛如割，为之潸然落泪，跑上跑下城楼几次，时而仰天祈祷，时而把自己的衣冠投入火中，以示自责。大火足足烧了三昼夜，焚烧八十余条街巷，一万七千六百余户，烧死百余人，十一家洋行和各夷馆的仓储货物，约计值四千余万白银，统统烧成焦炭。最后那些熔入水沟的洋银，竟然凝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锭，敲起来当当作响！
不过，奇怪的是，改了名的登龙街，有一座小小的光华庙，平时没有什么香火，也没有什么灵异传说，但在这场大火中，周围的房屋全部烧毁，左右的店铺统统变成废墟，只有它巍然独存，连悬挂在门口的两个灯笼都安然无恙，令人啧啧称奇。
当大火终于熄灭，余烟在废墟中缭绕之际，十三行盛极而衰的预兆，亦已隐然可见。咸丰六年（1856）发生“亚罗号事件”，英国军舰突入省河，进犯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2月14日，愤怒的广州人围攻十三夷馆，纵火焚烧。这把火直烧到天塌地裂，鬼哭神号，火势蔓延至十三行，闳宇崇楼，须臾尽成灰烬。诗人梁煦南有诗叹道：“夷祸接踵起，轰天火万团。垒垒十三行，一望颓瓦砖。”（《拱北楼古铜漏诗》）十三行独踞中国外贸舞台百余年，在冲天烈焰中，终于轰然倒塌。
1965年，广州市对西濠涌进行全面整治，全部改成钢筋水泥的渠箱。现在人民南路还有一条西濠二马路，位于西濠口附近。大观河不再通船后，逐渐淤涸，1950年代全条大观河被改为渠箱，筑起了防潮闸。1958年，广州全市的商业网点大调整，西濠口一带仍属于全市性一级商业中心，保持着百货、饮食、旅业、文化用品的商业特色。

西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