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广东水患频仍。有一年，积雨不晴，水浸广州街衢，上游基围已为洪水冲决，田地变成泽国，有人为此怪责老天不开眼，纵蛟龙行雨不停。有一位学者不以为然，写了首《大水叹》的长诗，指出造成水患的原因，是人们在珠江上游无限制地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君不见大庾岭上开山田，锄犁狼籍苍崖颠。剥削山皮剩山骨，草树铲尽胡能坚？山头大雨势如注，洗刷沙土填奔川。遂令江流日淤浅，洲渚千百相钩连。”另一方面，人们在下游拦海造田，堵塞江水入海之路，“又不见海门沙田日加广，家家筑垒洪波上，海潮怒挟泥沙来，入此长围千万丈。三年种得草青青，五年输租报官长。海门日远路日行，坐见沧溟成土壤。阳侯束手敢与争？迫窘诘屈难为情，欲留不能去不得，暂借君家田上行。人情贪得死不悔，岂知世事浮云改？欲驱山海尽成田，反使田畴尽成海！”通过以上分析，长诗得出结论：“不然粤地际南海，自昔水潦常无虞。今时水即旧时水，何至此岁淹田庐。辟莱任地本良策，其奈利害相乘除。一方受利数郡害，徒使吾侪常向隅。呜呼亲民之吏慎勿疏，再谋开垦吾其鱼！”这一切，都雄辩地论证了作者在长诗开头大声呼吁的：“非水逼人人逼水！”作者精识卓见，即使在今日，也是同样发人深省的。难得的是，作者是以一篇生动流畅的长诗，透彻明白地讲述一篇科学论文所要论证的道理，不仅不令人感到枯燥冗长，反而感到感情丰富，足以引人警醒。写出这首诗的，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个地理学家，更是一位博学广闻的闻名学者，他就是陈澧。陈澧在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诗词、书法上无不有所研究，无论是整理文献、改革教学、科学研究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陈澧，字兰甫、兰浦，字号江南倦客。因其小时读书于祖宅东厢，后来将自己著作题为《东塾读书记》，被尊称“东塾先生”。
陈澧先世居浙江绍兴，六世祖游宦江苏江宁（今南京市），寄籍上元县（今属南京市）。祖父南迁广东，当过小吏。其父陈大经因未入粤籍不准应试，后捐纳知县。至陈澧这代人，始占籍广东番禺县。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陈澧生于广州城木排头。
陈澧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有幸得到许多大师指点。他6岁时入私塾读书，授读《四书》、《五经》，8岁就学会赋诗作文。9岁时，父亲去世，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小时，肄业于羊城、粤秀两书院，道光六年（1826年）考取县学生员。时与顺德卢同柏、南海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算得上地方上小有名气的文人了。此时，他写的诗已能显出才华，他以诗向诗坛名宿张维屏请教，张维屏大加赞赏，教之以法，使他更勤于吟咏。张维屏是个学识十分渊博的学者，不仅诗文成就很高，治学也有心得。陈澧请教研读汗牛充栋的《四库全书》。该从何入门，张维屏教以只要抓住《四库全书提要》，“从此识门径，渐可升其堂”，这番教诲使他得益不浅，后来以此要诀再授门人。再向张维屏学识的同时，陈澧还向史学颇有造诣的侯康学史。
道光十二年（1832年），陈澧乡试中举，时22岁。又随侯康等向梁汉鹏学数学，其杂题集，20年后刊刻为《弧三角平视法》。出人意料的是，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1833年——1852年）的20年间，他先后7次应试会考，却一再名落孙山，这是他体会到“天下人才大败，大半由于举业”。他不再存登科之望，给侄子写信说：“我年过四十，又筋力渐不如前，颇觉场中辛苦难受，此后断不踏棘闱矣。”从此，绝意仕途，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他因大挑二等，选授广东河源县训导，到任两月，就辞了学官之职回广州。过了5年，被拣选知县，他不愿赴任，该请京官职衔，获国子监学录衔。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他时已年过古稀。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裕宽以陈澧和朱次琦两人“耆年硕德，学形纯笃”向朝廷奏请褒异，均赏给五品卿衔，这已是他病卒前一年之事。综观其一生，在仕途上发挥不了才华，他在《东塾读书记》自序中自我评价：“生平无事可述，唯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可见他的一生业绩在于研经治学。
陈澧的人生治学之路，同入粤为督的著名学者阮元还有很大关系。阮元任两广总督时，为倡导一种新学风，在广州粤秀山麓创设了学海堂。当时这里既是培养真才实学的书院，又是广东文化学术研究的中心，还是一个图书馆和出版机构。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离开广东赴云南就任云贵总督前，亲自为学海堂订下章程，设八学长同司课事，令永不允荐山长。阮元创立的学海堂，对东南各省尤其是广东的学风影响甚著。学海堂人文荟萃，陈澧即其中之一。陈澧曾于道光六年（1826年），到学海堂参加季课考试，道光十四年（1834年）入学海堂为专课生。时学堂开设有十三经、四史、文选、杜诗、韩文、朱子书等为专书课程，每人专攻一书，进行句读、抄录、评教、著述等研究工作，师生优秀文集则选录刊印为《学海堂集》。在阮元指导下，大力提倡训诂、音韵、文字以至文学、数学、地理、历法等各科，这对陈澧后来起过深刻影响。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陈澧上京会试途经扬州，专注晋谒时已辞官归家的阮元。年已87岁的阮元为之题斋额“忆江南馆”。陈澧归家后，将其词集名为《忆江南馆词》，可见两人情谊之厚。
入学海堂之前，陈澧已精于诗词，入学后，他爱好颇广，泛览群籍，涉猎百科，对古文、骈体文、诗词、书法又无所不好，未免精力分散。后来，他接受好友杨荣绪的规劝，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来，开始著书立说，毫不间断，甚而几部书同时动笔。他在中年之后也写了一些应酬之诗作，但他自谓：“诗者我所笃好，若我有诗集，当卓然成一家乃快人心尔。若如近日应酬诗而刻为一集，适违我心耳。”其实，对他的诗早有定论，今人陈永正称：“陈献章之后，广东学者能诗者的，当以陈澧最为杰出。”从他之自谓，可见他的才华出众以及对自己要求眼界之高。正因如此，他对学术研究一经投入，即成果累累。入学海堂为专课生之后的五年之间，他的著述主要是小学（文字学）、音韵、乐律、数学和古文、骈文，其中音韵学和声律学的著作就有16种。道光十九年（1839年）著成《切韵考》6卷，用双声、迭韵剖析切韵法。他说：“仆考切韵无一字漏略，盖专门之学必须如此……仆为此甚辛苦。”可见其治学之谨严艰辛。此书被梁启超称为“绝作”。他写出《广州音说》是最早研究广州方言的著作。该书揭示广州方言的音韵规律，指出广州方言因中原移民而保存了中原中古时代音韵，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发现。他是一个精通乐律琴理的古琴家，还根据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一书仿制了古笛，成为我国研究和复原古乐器的先驱。又通过研究唐、宋诗词考证曲调，编写了《唐宋歌曲新谱》。因为他学识渊博，著名学者朱次琦、谭莹等人皆乐与之交往，长他30岁的张维屏与之结为忘年之交，广东巡抚郭嵩焘甚至说：“到广东只要会晤过陈澧的，便不枉此行了。”曾国藩见过陈澧所写的《声律》、《水道》二书，也服其精博。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陈澧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先后达27年之久，培养出不少人才。汪兆镛、王兆铨等当时学者称陈澧和他的学生为“东塾学派”。陈澧坚持阮元为学海堂创立的讲学宗旨，不搞应科举考试的时文制艺，打破历来汉学与宋学之门户之见，提出以义理为依归的治学思想，反对讲经学者只求训释考据而不阐明义理的治学态度。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在粤秀山麓研读古文素来谨厚朴实得学者无法安坐课堂，鸦片战争的炮火，更使陈澧热血沸腾。他极力主张“中国兵强，乃能驱策四夷”，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在鸦片战争前夕就提出在险峻的虎门加强设防的建议。不幸，禁烟斗争和广州保卫战的结局，让清政府中投降派占了上风，林则徐被革职，关天培等爱国将领血溅虎门。一介书生的陈澧，虽无法冲锋陷阵，却已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参加了斗争。他将描述虎门之险、海潮之壮与悼念为国捐躯的英雄将士、表达不屈不饶的反帝爱国精神的感受融合写就了《虎门观潮》，一种浩然正气跃然纸上。
五虎南下山蜿蜒，山山直到南溟边。
千盘万转地力尽，但有巨海疑无天。
屹然涌出大小虎，势与番禺作门户。
峰峦面面半狰狞，潮汐时时互吞吐。
潮来大海茫无涯，广陵曲江安足夸。
欲卷狮洋快一泻，直抵羊石谁能遮！
岛屿蒙蒙影浮动，帆樯叶叶风吹送。
入夜喧豗月有声，凌晨暗淡天如梦。
阳侯得意方睢盱，天遣山君蹲海隅。
下瞰蛟鼍见窟宅，上应参伐张牙须。
海潮至此势一束，鲸吸鳌呿皆屈伏。
楼堞连山铁壁环，波涛倒地艮山缩。
神物千年镇此门，如何羝触忽崩奔？
寒潮夜夜声呜咽，中有凄凉烈士魂。
火轮出入纷如织，徒使英雄泪沾臆。
天河洗甲会有期，海水浇萤岂无力？
即令沧海靖烟尘，刻石磨崖气象新。
请看手挽狂澜倒，砥柱中流大有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七年（1857年）冬，英法联军进逼广州，对广州城内居民疯狂炮击，广州被攻陷后，处于血腥恐怖之中。学海堂被炮火轰毁一部分，藏书甚丰的堂内文澜阁损失较大，学海堂不得不停办。陈澧举家出走，避居南海横沙村。这期间，他曾写下了《得藕江书却寄》、《炮子谣》等爱国诗篇。表达了临危不惧、敢于抗争和支持禁烟的坚决态度。他避居横沙时写下的《秋夜即事》，却又表达了他作为学者热爱世界、热爱人生深情的一面，成为陈澧诗作中的力作：
中秋一醉不嫌迟，莫负今宵把酒卮。
人有幽怀爱深夜，天将明月答新诗。
四山雨气全成水，一桁楼阴倒入池。
野鹤闲鸥都睡了，此时清兴有谁知？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联军签订了卖国丧权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侵略军退出广州。学海堂重新修治，陈澧、张维屏、梁廷枏、谭莹、金锡龄、李应田等一班师友又重集于学海堂，“战后山余芳草碧，春来花似酒颜丹”，学者们决心重整学府。经过修葺的学海堂进行了复课典礼。
陈澧在学海堂执教期间的主要著述，要数《汉儒通义》和《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动笔编纂于咸丰四年（1854年），咸丰六年（1856年）竣稿撰序，两年后刊刻出版。全书7卷，所录皆出自汉儒经书，分类排纂，是一种专题语录的辑本，反映了他的哲学、政治、历史观点。《东塾读书记》初名《学思录》，这本书动笔于咸丰八年（1858年），也即《汉儒通义》刊刻之时。收录了他阅读前人经、史、子、文字学著作，字字句句详细思绎的心得。同治十二年（1871年），他向友人谈起此书写作情况，谓：“乃录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著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日《东塾读书记》”。这本书体大思精，原拟撰写25卷，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将一、二卷付梓，以后随撰随刻，而实刊只有《孝经》、《诗》、《尚书》、《易》、《春秋三传》、《周礼》、《礼记》、《礼仪》、《论语》、《孟子》、《小学》、《诸子》、《郑学》、《西汉》、《三国》、《朱子》等16卷，其余记史事和《通论》9卷有遗稿，大都未完成。陈澧遗命儿子和门人将10卷草稿编纂成书，题名《东塾杂俎》，可惜未得竣事，未能传之刻本。这本书荟萃了他毕生治学精华，凝聚了他的哲学、政治、历史等多方面的深刻建议。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本，是该书在国内唯一铅印本。
陈澧学识过人，在学海堂治学期间，学术上的成就除前面述及的，还涉及很多领域。他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桩冤案，写成《申范》为之翻案，在史学上别树一帜。他著有《汉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提出“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汉郡县。”他指出魏源编纂的地理名著《海国图志》一书中一些不实之处，深得魏源所敬服而一一改正。他应名重当代的数学和物理学家邹伯奇之邀，为其科学著作《学技一得》、《格术补》、《地图》作序。他用欧几理德《几何原本》参核《墨子》中有关数学问题的论述而写成《读墨子》。他研究《水经注》，著有《水经注提纲》40卷，还著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指出“郦道元身处北朝，其注水经，北方诸水，大致精确。致西南诸水，则几乎无一不误”。并纠正其在温水、泿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的讹误。他在咸丰八年（1858年）撰成《声律通考》10卷，是一部中国古代乐理和音乐史的专著。他考证了我国最早的历法、即汉代“三统历”，著《三统术详说》。同治四年（1865年）应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绘制成有经纬度与比例尺的《广东图》20卷，有详尽资料的《广东图说》90卷，处于当时绘图学的领先地位。
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巡抚蒋益澧、盐运使钟谦钧捐资2万金，将原两广总督叶名琛在越秀山南麓应元宫西处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优选越秀、越华、羊城三书院诸生月课，给予膏火，决定聘请此时年已57岁、德高望重的陈澧为主持菊坡精舍之山长。陈澧从此负责精舍的管理和教学工作。陈澧声称：“澧既应聘，请为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并提出“吾不自立法”和“吾不自立说”。因此，菊坡精舍基本上是学海堂的延续、拓展和补充。他总结和推行了学海堂的教学经验，以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校训，大书于精舍前，即是提倡德育智育并重。因此，他培养出来的学生，“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众。”菊坡精舍开设经史文学诸科，分题讲述、分题课试。学生课堂作文的精华，一仿学海堂做法，选辑成《菊坡精舍全集》，选择高材生参加编辑。高材生廖廷相是主要编撰者。《菊坡精舍全集》20卷，收入该校创办起到陈澧逝世前一年，15年间历年学生作品精品，书中收入许多有关清代广州方物的记述，例如对广州每年一度年宵花市的首次记载，因此还具有研究广州社会历史的价值。该书刊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澧寄希望于青年人，致力于奖掖后生，他在《杂论学术》抄本中提出“后世必更有整顿乾坤之人，必更有今日所未发明之学问”。粤中俊彦，多出其门。
在菊坡精舍期间，陈澧还参加了广州及郊县地方志的纂修工作。他担任同治十年（1871年）冬刊行的《番禺县志》中沿革、前事两卷的分纂，担任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香山县志》的总纂，历时6年修成，并为之作序；还担任《广州府志》（光绪五年粤秀书院刊行）的分纂，负责该书輿地图的撰写。他还撰有《肇庆修志章程》一卷，他年近古稀，仍为广东的方志建设不辞辛苦工作，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仅如此，由于官运使方浚颐的资助，陈澧还主持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提要》、《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通典》、《续通典》及汉代经学大师郑玄《郑氏全书》等巨著，为岭南的文化学术提供了重要的典籍。
陈澧是一个勤奋治学、博学多产的学者，他要著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毕竟又感到岁月不饶人的客观，他有一首《自题所著诗后》，描写了这种心情：
暮暮朝朝手一篇，也谈地理也谈天。
牙签涉猎三千卷，锦瑟侵寻五十弦。
髫龀回首如昨日，乱离又恐及衰年。
羊城兵燹惊心后，剩稿犹思取次镌。
的确，他是在争分夺秒锲而不舍地做学问。光绪元年（1875年），远在江苏的学者刘熙载来信劝他把《学思录》立刻载刻成书，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直到终于为12卷定了稿，而每刊刻一卷均为人所珍。他名誉日高，为人所敬重。光绪七年（1881年），获赏赐五品卿衔。功名利禄，与他的一生治学成就根本不可相提并论，不过这也许象征了当时的社会对这位终生勤于治学的老人的一个肯定吧！翌年，即光绪八年（1882年），陈澧病逝于菊坡精舍山长的任上，享年72岁。
陈澧死后，下葬于广州大东门外大蟠龙冈。其学生请于大吏，在菊坡精舍西边建起专祀他的祠堂，纪念他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陈澧著述甚丰，据汪宗衍于1935年《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一期发表的《东塾先生著述考略》，陈氏著录有64种。又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四期吴茂燊、黄国声撰《陈东塾先生著述考略订补》，补汪氏所未收书目，总计116种。这些著作涉及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字学、声律、音乐、地理学、数学、书法和诗词等11大类，有未完成的或未刊行的。陈澧对自己的著述作如是评价：“予之学但能抄书而已，其精者为《汉儒通义》。其博者（非今人所谓博）为《学思录》，其切挈者为《默记》，不复著书也。”《汉儒通义》、《学思录》前已有介绍，所谓《默记》者，则是一条一条简短的随笔。陈澧逝世后，由他的得意门生廖廷相编辑了《东塾集》，直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才首次出版。全集6卷220篇。卷一为论说，卷二为考释，书后，记等，卷三收序文，卷四为跋、书札、卷五、卷六均为传、铭、表、祭文等。陈澧的诗词，有《陈东塾先生遗诗》及《忆江南馆词》各一卷。
陈澧的书法成就甚高，“是典型的学者之书，既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又有浓郁的风雅情调。”为了推动广东文字学的发展，同治七年（1869年），复刻著名的秦《琅邪台碑》，在碑背作长篇跋语，足见其对小篆研究之深。他的传世作品亦以篆书最为人所重。行书流传作品甚多。张菊英曾品评其行书特色为“险中求稳，别有天趣”。陈澧善作榜书，浑朴有力，今见有存于广州黄埔横沙乡的“陈氏大宗祠”、存于南雄雄城镇的“广州会馆”匾题，为学者谭宗浚题“希古堂”匾题（载《岭南书艺》）、赠番禺诗人邬继枢的“评茶读画斋”匾题（载《岭南书法》）等。

陈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