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从炎帝神农的传说到道家始祖老子的兴起，古有诗圣屈原、茶圣陆羽、大儒王船山，今有杨献珍、闻一多、胡风……真可谓楚地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说这些风流人物是历史花园中的奇花异卉的话，那有异于正统中原文化的楚文化无疑就是孕育他们的那方沃土。自古以来，山川竞秀，湖泊遍野的楚汉大地就以其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独特文化屹立于南国文化，成为怒放在中华大地上的一朵奇葩。楚文化在缔造和发展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楚文化源远流长，而讲到对楚文化的研究，就不得不说到一位广府人，他就是被誉为“楚文化研究鼻祖”的商承祚先生。商承祚，生于1902年，卒于1991年。广东番禺人。当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考古学家。字锡永，号弩刚、蠖公、契斋。商承祚先生出身书香仕宦之家，其父亲商衍鎏是晚清最后一科(甲辰科1904年)的探花，且长于诗书画，著有《清代科举考试述略》、《太平天国考试纪略》、《商衍鎏诗书画集》等；其伯父商衍瀛亦为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1903年)进士。商承祚幼承家学，耳濡目染中对古物、古文字达到痴迷的状态，甚至“连走路都要低头搜索古迹”。商承祚10岁的时候，一次，在街上看到了一方铜印，小巧可爱，爱不释手。最后，他用自己一个月的早点钱50个铜板买下了这枚铜印。
商承祚先生18岁的时候，拜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为师，成为其关门弟子，开始其学术生涯。商承祚先生可谓是少年成名，在其21岁(1923年)，便推出了处女作——《殷墟文字类编》，国学大师王国维为其作序，并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殷墟文字类编》一书震惊了当时的中国学界，也奠定了商承祚先生的学术地位，在此后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重庆大学等院校。1948年秋，先生重归故里，复任中山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先生共出版学术专著13本，书法作品集两本，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饮誉海内外。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长期兼任故宫博物院同期专门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生先后被推举为广东省语文学会会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书法篆刻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商承祚先生和楚文化结缘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北京危在旦夕。商承祚先生也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商承祚先生与楚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日战争爆发后，商承祚先生和大学教授们一起南迁，1937年11月转移到屯溪，12月到婺源，1938年2月抵达长沙，先生本打算在长沙做短暂停留便去四川执教。在长沙期间，商承祚在餐馆偶然遇见了陈梦家先生，在那战火纷飞、劫难重重的年代，久别重逢自然是欢喜万分。两位考古学家相谈甚欢，席间，陈梦家先生询问商先生可曾看见过长沙出土的诸多件古文物，并邀请商先生第二天一同去看钱吉甫的藏品。长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名城，3000年前就是楚汉古都。历尽繁华，这里有许多历史遗迹、王侯古墓以及珍贵的国宝文物。然而无情的战火使得这里烟火弥漫，人心惶惶，亦有许多宵小之徒趁乱盗掘古墓，大发不义之财，一时间长沙市面上流通的国宝数不胜数。一些外国人更是看准了这一机会，大肆购买中国古物，非法运往国外，造成国宝大量流失。商承祚先生看到这些感到万分痛心，他不顾危险，毅然留在长沙，抢救国宝。商承祚先生在长沙一待就是半年，他不断走访藏家，倾其所有，尽一切努力收集国宝文物。一次，为了从贪婪的卖家手中买回一面战国青铜镜，他甚至将父亲从德国带给他的怀表一并抵给了卖家。随着战事的愈演愈烈，商承祚教授的文物搜集工作更面临着不可想象的生命危险，空中警报长鸣，最危险的时候，敌人的炮弹在离他不到50米的地方爆炸。
若干年后，当商承祚先生回忆起这段时光仍感慨颇深:“得有机会摩挲欣赏各式各样完美惊人的战国漆器，尽管在那人心不安、空袭频发的时候，我仍为它们逗留了三个月。”白天，商先生“或頀轩采撷，录所见闻；或考究古迹，实地勘察”，虽寒冬难耐，却风雨无阻，不曾停歇。晚上，商先生“一灯荧然，或临绘古物纹华，或整理日间手记”。商先生就这样夜以继日地整理资料，直至是年五月才去往成都，并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书——《长沙古物闻见记》，此书为我国第一部详尽记述出土楚文物尤其是楚漆器的专书，卫聚贤曾以“难能可贵”四字赞誉此书。陈家梦尤盛赞此书考释之精且详:“其间若考。”“其间若考筑铺之制，考羽筋之原始于屋，考戈戟缚秘之制，考楚瑟之为二十五弦，考楚展之有蓄与珠饰，考琅残之制，考全剑之形制，或正旧说，或创新义，或因目验以定制度，或援经籍以名实物，其有功于考古论史，岂浅鲜哉!”
1941年春，商承祚先生在金陵大学的允许下，再次入湘，为学校搜集文物，以便充实教学。1942年，日军正在湖北、湖南节节入侵，时局比1937年更为紧张，由成都到长沙的路上更是旅客稀少，交通也异常不便，经过一个多月，商先生才到湖南，初到长沙，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每天空袭不断，人心惶惶。尽管如此，商承祚先生依旧每天奔走于诸多贾估士夫之间，鉴定、挑选文物，购入善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长沙居住了半年的时间，商承祚先生也收获丰硕。时间渐渐到了秋冬之际，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已更为深入，曾两度鼠窜至长沙地区，并在长沙短暂盘踞，也就是历史记载长沙第二、三次会战之际。形势万分危急，尽管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但商承祚先生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两次携带文物躲藏到乡下的农户家。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刚刚结束，时局尚处于动荡不安之时，商承祚先生不顾个人安危，苦心孤诣，历经艰辛，终于千里迢迢将这批古楚异宝完璧带到成都。商承祚先生为了抢救文物，置生死于度外的学术献身精神与爱国情怀，亦为时人折服、钦佩。
1942年4月，金陵大学为庆祝建校50周年，在蓉城华西坝举办“长沙古器物展览”，展品为商承祚先生在长沙两次考察中所搜集到的文物，包括漆木、丝革、玉石、铜钱等七类，共两百余件器物。所展文物均精美绝伦，规模也蔚为大观，足以反映了楚地文化之精华。这次展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长沙地区的楚文化，在当时的中国实属罕见，影响空前。这次展览，一方面使观众耳目一新，推动了楚文化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在当时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振奋了民族志气。商承祚先生对楚文化研究的开拓之功，实可载入史册。
建国后，商承祚先生对楚文化的研究更为深入，尤其在楚文字方面。基于对帛书原大照片进行仔细辨识、精心揣摩基础之上，商承祚先生于1964年发表专论《战国楚帛书述略》。此文是据原大照片进行研究的诸家论文中创获最大的一篇，在帛书研究中代表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水平，是承上启下的力作，此外，商承祚先生对战国楚竹简的研究也相当深入。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800余枚，这些楚竹简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商承祚先生更是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投入到楚竹简的研究工作中。为了得到更精准的简文摹本，商承祚先生不辞辛劳，数次北上考察，哪怕是丝毫的差异也作悉心的研究，进行审慎的取舍。后在商承祚先生的领导下，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了楚简整理小组，专门针对楚简展开研究，将800余枚的竹简缀合为530余枚。并在研究的基础之上撰写了《战国楚竹简汇编》一书，以及一系列的相关沦文。
战火纷飞，国宝流离失所时，商承祚先生痴心不改，护宝无怨无悔。和平年代，商承祚先生更是以一颗赤子之心，将收藏文物悉数捐出。商承祚先生曾经有“契斋暂保”这样一个印章，他也如是践履。他常思“独乐莫如众乐”，到晚年更主张“藏宝于国，施惠于国，施惠于民”。现在，无论是北京的故宫、历史博物馆还是广东的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甚至是长沙、南京的博物馆，许多国内的博物馆都曾收到过以商承祚名义捐出的珍贵文物。从1964年起至现在，他和家人在40多年里，总共无偿捐赠1200件珍贵文物，其中一二级文物超过60%，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说，商承祚和家人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第一。商承祚先生学术造诣深厚，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更为可贵的是先生“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当为后人所敬重。

广东 楚文化研究 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