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大多知道广州西濠口有家出名的大同酒家，但又有多少人会知道它与一般酒家大不同的传奇经历？20世纪末广州出版的两本《广州著名老字号》，都没有说清楚其民国时期的经历，故本文突出地详谈。
敌产谜团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香港“太平绅士”冯佥生当老板的大同酒家，被国民政府的敌伪产管理局广东局宣布为“敌产”，予以没收。一时社会哗然。随着冯佥生一走了之，返回香港，不作任何申诉，大同酒家究竟是不是敌产成了一个谜团。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1938年10月广州被日本侵略军侵占。随后日本人中泽亲礼在西濠口开设广州园酒家。由于亏损，到了1942年，中泽亲礼便放盘“卖枱”，香港大同酒家老板、饮食界名商冯佥生用了十万多元军票“买枱”过来，把广州园易名为“大同”，自己亲任总经理，由钟林任司理。
冯佥生素有经营饮食业经验，又有几位名厨相助，接手一年后便大有起色，同是酒家、同一地方，广州园门庭冷落水静鹅飞，大同却车水马龙风生水起。
“田瘦冇人耕，耕好有人争”，来争大同的却是旧东主中泽亲礼。当时是日本人的天下，中泽嚣张得很。他找上门来，扬言“卖枱”不等于铺位长期出租，威胁要收回。中泽名为“亲礼”，却甚为无礼，其所为正如俗语所说“翘起条尾就知是屙屎或屙尿”啦！无非是要分一杯羹。冯佥生与他的智囊团开会研究。会上两派意见，一是“狗死狗虱死”，立即歇业，决不让日本人占便宜；一是忍辱负重，“除了笨有精”，虽然给了日本人一些干股让他占去便宜，但自己毕竟赚大头，而且可借日本势力立足。冯佥生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平白让中泽亲礼占了若干股份，令广州大同成了名义上的“官商合办”。
所以，抗战胜利后说大同酒家是敌产也并非空穴来风。
但很明显，冯佥生当年是被迫让日本人占去股份，日本人是既没出钱也没出力，是货真价实的勒索者。所以有人向冯佥生建议，向广东省敌伪产管理局如实申明情况，收回广州大同。冯佥生苦笑着说了句“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就返回香港经营香港大同酒家去了。广州大同是否敌产？不言自明。古语有云“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冯佥生看透了！
竞投内幕
当年处理“敌产”有两种方法，一是公开竞投，二是内部交易。
大同酒家这一“敌产”属于“抢手货”，当时广州的党政军各种势力都企图抢吞这块肥肉。军方先派人对广东敌伪产管理局局长林继庸声明，军队缺粮饷，应将大同酒家拨归军方。政府与警察局也不退让，各以不同理由要抢大同。但最终获得大同酒家的，却是商界有广州“茶楼大王”之称的谭杰南。
说起个中奥秘，真是惊险曲折，黑幕重重。
话说广东敌伪产管理局面对多方纠缠势力不知如何是好，正所谓“顺得哥情失嫂意”，谁都不好得罪。有个局长秘书叫刘嘉伟的，是黄埔军校第七期学生，颇有见识，出了个“人人得罪”主意，主张对大同酒家实行公开开投价高者得。林继庸局长一听，拍手叫好，因为这样一来各方互相牵制。经向行政院长宋子文请示后不久就获得批准。
谭杰南是广州茶楼行业的锐意改革者。他年轻时从金华茶楼艺满出师，后来到襟江茶楼做师傅。到他投标大同酒家时，已拥有陶陶居、莲香、云来阁、涎香、六国、七妙斋以及四家金陵、香港清华阁、澳门六国等茶楼的股权。对大同酒家的竞投，谭杰南志在必得。为此他动用可以动用的社会关系网，从市警察局到广东敌伪产管理局都买通人事内线。
有钱是否就一定能令鬼推磨？
大同酒家开投前夕，主持者广东敌伪产管理局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并附来一颗子弹。来信警告说如一意孤行公开开投，或许开投会场会被投炸弹，总之一切后果自负。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已应承支持谭杰南的主持者不好交代，只得硬着头皮找到坐镇广州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大同酒家开投与被恐吓的事一一禀告。幸好张发奎老婆对大同酒家不感兴趣（她在城内已拥有10多家产业），张发奎也恼怒恐吓者不给自己这广州行营主任面子，一口答应公开支持敌伪产管理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开投之时，谭杰南带来几个“围内”的财东前来参加开投（实际都是他的人），以为既然搭通“天地线”，就不会有“围外”人来参加竞投的，那么只要大家装模作样唱投一番，便可以低价投得。
谁知开投之时，却来了位不速之客--饮食界同行麦苏，谭杰南不由一愣。起投价由港币5万元开始，竞投中，谭杰南势在必得，麦苏也寸步不让，这样一直增到10万元，比开投价翻了一番。谭杰南一咬牙，喊了个10.05万元，并提出谁再高也必须再比对方高500元。那时500元不是小数目，麦苏这才停止喊价。谭杰南虽然最终投得，但价格实在太高，远远超出预算。
那么，有没办法降低价位呢？
竞投后两天，有个叫杨腾的到麦苏府上拜访，告知谭杰南嫌贵不想要大同了，那么麦先生作为10万元叫价的第二票要不要呢？只要麦苏也嫌10万元太贵，那么自然是第三票叫价者所得。这第三票不但叫价低得多，而且是谭杰南的人，换句话说谭可抵价投得了。谁知麦苏表示，如果谭杰南不要，他坚决要。
谭杰南只得按第一票叫价10.05万港元成交。
谭杰南不愧为“饮食业名家”，牙齿当金使，对帮他的都送上厚礼，彼此皆大欢喜。事后还大宴高官巨贾，搞好方方面面关系，借此为大同打开经营通道。
高超经营
谭杰南以高价投得大同酒家后，有些同行却在旁冷笑等着看热闹。因为谭杰南虽号称“茶楼大王”，但是茶楼不同酒家，所以谭杰南是“外行”。冯佥生当年一接手就令大同风生水起，是因为冯资本雄厚，又得香港大同酒家名声号召，本人又是酒家经营行尊，岂谭杰南可比？
谭杰南却令看热闹的冷笑者“满地找眼镜”（“跌眼镜”是粤俗语，意为估计错误）。从1946年初到1949年秋，大同纯赚港币近百万元，获利之巨令广州任何一家酒家在同期内望尘莫及。
谭杰南的经营确有与别人大不同的高超之处。
谭最看重的是经营自主权，所以那些曾帮谭参加竞投的官员想参股入大同，都被谭婉言谢绝。实在得罪不起的就给予红股（不需拿出现款投资，但分配利润之时按股付给）了事，不让他们左右酒家经营。
谭除了本身资本雄厚之外，还有一些经营绝招。一是名菜起家，所谓名菜，不是一般用料家常菜，而是特别用料，比如鲍参翅肚、山珍海味等，因此价钱不菲。但这能满足高官巨贾达官贵人穷奢极侈的欲望。当年宋子文、蒋经国、蒋纬国、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孙科、何应钦、张发奎、罗卓英、吴铁城等军政要人，都是大同的座上常客！二是联络得宜，谭杰南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但从不持势凌人，也舍得花钱，连丐帮也打点到，因此酒家营业顺风顺水，从没出什么乱子。而对社会名流、有影响人物，遇上他们有婚丧嫁娶者，酒家都派人上门道贺或吊丧；遇上节日，则送上应节礼品。最后极为重要一点，便是员工的同心协力。大同老板定下许多奖勤罚懒条例，用经济手段刺激职工，使之安心兼拼命工作。酒家700多个座位，但只有100多职工。从上午7时开茶市到深夜11点收市，一天要干15小时，但人人争着干，唯恐少了奖金，因此大同的工作效率非常高。
大同大同，遭际与众大不同！
1955年初，大同酒家作为饮食业第一家公私合营的试点企业率先合营，那是后话了。对于其20世纪40年代的详细情况，如今不说以后恐再无人知啦！
有诗为证：
门前冷落广州园，招顶冯生赚大钱。
敌产谜团诚可叹，传奇更有杰南篇。

大同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