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古老的封建制度已到了大厦将倾的地步，爱国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转而向西方寻求借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折中道路。毅然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提倡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而早于这场维新近半世纪，在岭南就已有一位知识渊博的爱国知识分子借推介美国的资产阶级制度而大声疾呼以民为本、以法治国。这位作者在所著《合众国说》一书书序中写道：“予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字里行间，掩盖不住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钦慕之情，甚至于夹叙夹议，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以法治国，这在当时是需要十分难能可贵的敏锐眼光和过人勇气的，难怪《清史列传》本转载：“是论出，人颇韪之。”《合众国说》一文作者，是梁廷枏。
梁廷枏，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县伦教乡（今顺德市伦教镇）人。生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族祖梁善长，乾隆进士，官至福建建宁府同知，诗文著述甚丰。其父亲和伯父梁彝都是饱学之士。只知其父字礼觐，号澹缘居士，尝游太学。姐夫何太青，出身进士，是当时广州四大书院之一的文澜学院的筹建人。梁廷枏父亲在福建结婚，曾于武夷山读书3年。从福建归粤，舟行于险滩翻船，受伤呕血。遂入西樵山“习静”养伤，梁廷枏跟随在父亲身边从游。后来，因海盗骚扰地方，礼觐移寓大良，转避佛山，也曾来往广州，寓居光孝寺中。他父亲所交往的是当时名士，交流谈论的是书画金石之道，加上家中收藏的书画金石钟鼎彝器甚丰，这使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博雅之林，养成好学钻研的习性。梁廷枏曾师从梁章钜等名士，加上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尽读文书，下笔有奇气。十四五岁即痴嗜钟鼎文字，并广为搜求，仅19岁那年，在广州的旧书店就购获拓本商周彝器铭百余件。这些器铭后来大半为黄长睿的《博古图说》、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王俅《啸堂集古录》、吕氏《考古图》及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收入，可见步入青年时期的梁廷枏已颇为博学及精专。
梁廷枏14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渐窘，梁母陈氏承担起教子之责，对他严加管束，亲自督课举业。他自己则孜孜不倦地苦学，希图在科举上能出人头地。但他确乎科运乖蹇，屡试不第，这使他颇觉懊丧，更将主要精力放在他所专长喜爱的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的“蠹学”上，在学术上作出建树。22岁那年，他利用家传拓藏，加以考据，写成《金石称例》4卷，翌年又写成《续编》4卷，均予刊行。前后20余年中，写成10多部著述，涉及文学、历史、词章、戏曲、考据和音律等许多方面，其中不乏眼光独到之作，受到两广总督阮元、邓廷桢的赞赏。他在27岁时写成《论语古解》10卷。30岁时，写成《断缘梦》杂剧，与前所写的三杂剧《江梅梦》、《圆香梦》、《昙花梦》合称小“四梦”。创作这几部杂剧之直接动机，是因赴广州考试，客中偶有所眷而作，这些杂剧的思想性、艺术性不能与汤显祖之“临川四梦”比拟，不过也显示了他的多才多艺。28岁时，因游鼎湖，舟为风阻滞于肇庆，“孤篷稍坐，辄杂忆而随记之”，回到家中补缀成帙，著有《藤花亭曲话》，这本书实际是他的戏剧理论文集，涉及戏剧艺术的许多方面，其评价卓然有大家风范，被清代大学问家李黼平誉为“曲家之津梁”。梁廷枏在戏曲上成就很大，除了他幼喜读曲，长而成癖之外，还与家学渊源有关。他的族父梁森曾于浙中为官，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梁森奉檄恭办梨园雅乐。梁森将当年盛事告知后辈，对梁廷枏影响殊深。梁廷枏的戏曲创作成就为时人所公认，邓廷桢与其论南北曲，赞其工诗文兼通音律，叹以为粤人所未有。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著《近代戏曲史》，列述岭南戏曲家，唯举明代丘濬及清代梁廷枏二人而已。
写完《断缘梦》之后，梁廷枏渐而转向史实的研究，于乡居写成《南汉书》10卷。这本书的写作缘起还得从他少年时期说起。梁廷枏那时与父亲寓居广州诃林（光孝寺），光孝寺内有两座铁塔，是五代时期南汉大宝年间所铸，经灾历劫而得存后世，时至今日，是全国现存有确切铸造年代最早的铁塔，即使距梁廷枏所在年代也有800多年了。梁廷枏拓读了铁塔题衍，与清代吴任臣所写的《十国春秋》认真核对，觉得《十国春秋》所写多有不实，有心以此为线索，稽古证史，但一度为应付科举而没有时间动手。在转向史实研究的几年中，他留心此事，翻阅藏帙，又据正史、《通鉴》、舆地诸书，旁及金石，遇事涉南汉者，就动手辑录下来，积累了厚厚一大册。道光九年（1829年），他从广州秋试落选归乡，将所积聚的素材加以条理，著成《南汉书》18卷，在当时是记述南汉国历史的最为完备的著作。在撰著《南汉国》的过程中，梁廷枏引用了前人近百种古籍史料，钩稽同异，又将考证札记著成《南汉书考异》18卷。他撰二书的目的，在于“使其事实了然，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这两部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何太青在《藤花亭十种•总序》中谓其“堪与放翁《南唐书》抗衡，今古可谓千秋绝业矣！”但他并不就此而止，又进而较为深入地研究南汉史，著作《南汉文字略》4卷、《南汉从录》2卷。直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还写成《南越五主传》3卷、《南越丛录》2卷，两书均于当年刊刻。由此可见梁廷枏研究历史之认真和广博。这段时间，他于道光十年（1830年）还收集史籍、诗话等书中有关苏轼生平事迹，分类编辑了《东坡事类》25卷，有助于后人对苏轼生平的研究。
道光十四年（1834年），梁廷枏总算考中了副榜贡生，此时年已38岁，此后，不再涉足科场。
这时，清廷腐败日益严重，社会黑暗，鸦片流毒，沿海一带海盗以西方殖民者互相勾结，走私骚扰，十分猖獗，尤以广东为严重。为形势所迫，当局不得不考虑海防之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绅在广州越华书院设立海防书局，编写出版有关海防的书籍。卢坤召集陈鸿墀、仪克中等纂修《海防汇览》。翌年，梁延枏应聘参修。这本书按照陈鸿墀的策划意图，实际上由梁延枏一手纂写，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始成，初稿百余卷，梁廷枏自嫌繁衍，请示了继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荐集吴兰修、曾钊、林伯桐、仪克中等4人商而节之，由梁廷枏总纂终稿，删定成40卷，定名《广东海防汇览》。在修书过程中，梁廷枏对广东沿海要津防务作了全面考察，痛感东南沿海受洋舶之频频撞击，主张切实整饬海防，加强船政建设。同时引发了探索这些“从古未通之国”的“桀骜之夷”的兴趣。
就在结束《广东海防汇览》编写工作这一年，梁廷枏被任命为越华书院的监理，只是他参与教育工作之始。翌年，兼任学海堂学长。
道光十八年（1838年），粤海关监督豫堃聘梁廷枏入幕，并命他总修《粤海关志》，与同在幕府的方东树等一起进行编修。梁廷枏在越华书院内红云明镜亭集同人纂《粤海关志》。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调阅了大量的关署档案，加之有《广东海防汇览》的成书基础，编起关志来得心应手。翌年即修成《粤海关志》30卷。此书共分14门类：皇朝训典、前代事实、口岸、设官、税则、奏课、经费、禁令、兵卫、贡舶、市舶、行商、夷商、杂识，主要记述鸦片战争以前粤海关制度的沿革、关务、税收及对外通商情况。粤海关设立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正式的海关机构之一。从乾隆二十二年（1357年）至签订《南京条约》的道光二十年（1842年）的近百年间，中国一直处于粤海关一口通商的垄断局面，因为这种特殊情况，使得粤海关成为清政府垄断对外贸易的机构，既是中外贸易事务的管理机构和对外通商政策的实施机关，又是清政府了解“夷情”和对外联系的窗口。作为我国第一部地方海关志，《粤海关志》的编写，不仅为当时的实际情况需要，而且对研究鸦片战争前的对外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在修纂《粤海关志》过程中，梁廷枏对西方各国也逐一加以考证，对世界各国的了解进一步广博，在绝大多数士大夫对这些“西海穷陬”之国不知来历的情况下，他已能较为正确地予以记载。正如《清代人物传稿》所谓：“时代和现实推动者梁廷枏从训诂考据的圈子中挣脱出来，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成为一名关心时务，热衷御侮，究心域外史事的学识广博的粤东名士。”
鸦片的大量输入，白银的大量流出，民族危机的日益紧迫，使梁廷枏从埋头书卷变为关心时务。对于禁绝鸦片，他主张“严立规条，除恶务尽”。当时，两广总督邓廷桢由驰禁鸦片转向严禁，严檄州县重治烟贩，但获者寥寥，成效甚微，甚至烟贩无赖诬告引起民俗骚扰，吏员又借机收受巨贩贿赂。梁廷枏及时将下面实情告诸邓廷桢，提议实行“五邻结保”，即城乡人民互相监督、揭露、不包庇、窝藏烟犯。邓廷桢采纳这一建议，果然有所成效，先后拿获开窖、设馆、贩运和吸食鸦片者300余起，缴获烟枪近2000枝，这个方法后来也为林则徐所采用。邓廷桢对梁廷枏十分信任，每遇事召其入署商议，甚至示以军机文件。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是年冬抵广州，就住在越秀书院，以此处为钦差行辕。为了了解广东的政治、军事情况，曾托豫堃的幕僚郭桂清向梁廷枏取阅广东海防书局编纂资料。以后，又询访了梁廷枏，并多次晤谈，就广东海防以及禁烟事宜，两人言极畅快。梁廷枏为林则徐出谋划策，竭尽所知。为了堵绝鸦片的吸食、贩运和贪贿纵毒之源，林则徐让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学生举行“观风试”，为禁烟斗争出建议、提线索。梁廷枏亲自陪同监考。林则徐打算向英王发出照会，以杜绝鸦片输华之根源，又顾虑英领事义律不愿呈送。梁廷枏出主意让他商船途径伦敦时代为送达。梁廷枏深知整饬海防之紧迫，为林则徐“规划形势，绘海防图以进”。林则徐对他的才识干练甚为赏识，凡有大事，多与研商。直到次年1月，林则徐兼任两广总督，才搬出书院，迁两广督署。林则徐为“占诸生业地”办公向梁廷枏致歉意，梁答以“公以粤事来，诸生望之久矣，何歉为？”此后，梁廷枏似是林则徐不可或缺的左右手。当时，禁烟御侮之政事纷繁，林则徐向梁廷枏咨询，梁廷枏建议其集思广益，“但以夷情来者见之耳”。他还建议对地方利弊“似可访其重且大者施行之，庶不负百姓之望”，“桑园围币息备岁修资者，为目前首要，请饬查本项，令择绅抢修之”。林则徐依言即派员巡查，张贴告示。梁廷枏从自越南归来的顺德商人周彦才处得知英兵已从印度出发的情报，即告林则徐“请为早备”。在林则徐指挥的爱国斗争中，梁廷枏可谓出力不少，两人在这场斗争中结下了深情厚谊。英军在粤无隙可乘，挥艇北上进犯大沽口，清政府束手无策，屈膝求和。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林则徐被查办，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尽撤海防，遣散兵勇，致虎门失陷，英艇长驱省河腹地。已撤职的林则徐只好授意梁廷枏前往佛山请南海县令吴荣光和李可琼等练首商议守城之策。吴、李等人初不肯出，梁廷枏致函晓以大义，又亲自驻寓佛山，为守城事往返于佛山、省垣二地三个月之久，心力并老之极。琦善私自和译律签约出卖国家利益，林则徐得知后，转告梁廷枏。梁廷枏立即四处奔走，发动士绅。他和东莞士绅邓淳到贡院带领数十人冲进督署与琦善请愿辩论。绅士们还联名呈文广东巡抚怡良，表达群思敌忾、愤切同仇的抗英民意，促使怡良继续上书弹劾琦善，琦善终被朝廷革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夏、林则徐被贬往浙江听候处治，梁廷枏到码头依依惜别，赠以诗、书、团扇。
此前，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梁廷枏已得保举为潮州府澄海县训导，次年二月任命之文至，因战事滋扰不能成行，一直延至五月才往巡抚署试验，巡抚怡良却交代他到任之后，仍要回来听候差遣，并要求他在九月要回到省城。梁廷枏奉母同行，至九月辞职返回了广州，前后不足4月时间，做训导的时间实际很短，值得一提的是此行记下的《东行日记》。日记并不局限于记述个人私事起居，还对沿途的石龙、博罗、惠州、河源、龙川、兴宁、嘉应州至潮州的所见所闻进行记述，举凡山川、风土、人物、古迹以及旅途险阻、宾朋往来，无不缕叙。龚沅为日记作序，谓：“言泽薮则晰及源流，论车轮则远征堤坝，睹梯田而识（山+大+车）[上中下结构]人之利，观堰水而知泽龙之勤。水利农田，并有资乎实用；风舲月榜，恙无负乎良游。寻环不过百篇，包封已臻千古。”反映出经历了鸦片战争洗礼的梁廷枏，其涉猎关心的已不限于史事，且及现实民生之事，从而使《东行日记》具更高的历史价值。澄海之行，还著有《澄海训士录》，可见他在澄海停留虽短，也有事迹，可惜此书已佚，无从说起。
梁廷枏回到广州，依旧监理越华书院，兼学海堂学长。翌年母丧，家居手制，利用这段时间著述。他一方面痛惜林则徐事业之未竟，“犹深扼腕”；另一方面则是有感于《南京条约》之签订，有意对海外诸国之国情与历史做更深入的研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刊行了《合众国说》3卷，这本书是他根据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所撰的《合众志略》为基础补充修改而成，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由中国人修撰的美国通志。同年，又刊刻了《耶稣难入中国说》1卷、《粤道贡国说》6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刊行《兰（山+仑）[上下结构]偶说》4卷，与前三说合刊成《海国四说》。这些著述，对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风俗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成为倡导“开眼看世界”的最早著述之一。梁廷枏不仅推介西方的情况，更加肯定西方进步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这无异在清末社会的阴霾中响起一声霹雳。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耆英接任两广总督。他是签订《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之一，抵粤后，屈服于侵略者之压力，助长了英军的肆无忌惮。翌年十月，有六名英人驾船闯至南海县黄竹岐村之栅闸，村民上前阻拦，竟被枪杀两人，于是村民鸣锣毕集，杀死3名英人。耆英迎合英人之要挟，强令“辑凶备抵”，又令府县将省绅集中在大佛寺，要他们合拟函词，刻而遍贴，以慰夷心。众人不肯执笔，彼此推诿。耆英催迫弥紧，梁廷枏愤而草就一稿，谓“万一夷人率众入栅，以捕鸟为名，或至调戏妇女，枪伤平人者，宜即将夷用绳捆绑，就近送官讯办。勿骤加诛杀，俾有籍口，事后索多人偿命，牵及无辜，致官棘手”云云。府县官长唯恐此稿不能合耆英本意，提出把“将夷用绳捆绑”改为“且勿向据，许该村民立即赴官喊诉”，梁廷枏立即据理辩驳，令府县长官为之结舌，只好取稿以去。
在耆英之前任两广总督的祁（土+贡）[左右结构]及以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均先后聘梁廷枏为幕僚，让其协助办理团练。在反英斗争中，广州团练作出重大贡献。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广州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入城斗争，时任粤秀书院正监的梁廷枏表现的十分活跃。他和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人员及在籍士绅许祥光等订出章程，号召民众出丁设械，为拒英人入城之备，并即备柬数万，联络城外各社学，旬日间组织街约团勇10万人，士民捐资60万两。晚上街约团勇出巡四城，灯烛照耀如同白日，练兵的枪炮声远闻十里。这个威武雄壮的场面，使住在十三行的洋人望之心惊肉跳。在此同时，棉花、棉纱及匹头宣布暂停对外贸易。本来徐广缙在英人再三威胁之前已奏准道光皇帝让“暂令（英人）入城瞻仰一次”，在反入城斗争情绪高涨的形势面前，徐广缙不敢执行上谕，而是照会英使，表示万难勉从入城要求。梁廷枏与众士绅前往英领事馆论理，英国公使文翰感到理屈词穷，只好表示不再入城。梁廷枏在反英斗争中卓有功绩，咸丰元年（1851年），被授予内阁中书加侍读衔。
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轰轰烈烈的风云，梁廷枏目睹爱国士民的英勇斗争气概，英国侵略者的凶残无赖以及一些官吏贪生怕死、卖国求和的丑态，决心以手中之笔记述下这场亘古未有之历史巨变。他以一个爱国者的赤诚之心，敢冒时忌，秉笔直书，写成《夷氛闻记》，记述了他在鸦片战争前后亲见亲闻与亲身参加之工作，详细报道并极力称赞林则徐，邓廷桢严密周详的禁烟部署，关天培、陈连升壮烈牺牲的光辉形象，三元里乡民英勇杀敌、以社学为核心的反入城斗争以及火烧十三夷馆及卖国知府刘浔衙门的一系列斗争场面，也刻划了投降派琦善、耆英、余保纯等人的卖国丑态，奕山、奕经的懦弱怕死。这本书在镂刻时没有署上作者姓名。作为一部研究鸦片战争的重要史实材料，得以传之后世，现已收入中国近代史丛刊《鸦片战争》第六册。
《夷氛闻记》书末总评中，梁廷枏批判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与“以夷攻夷“的观点，提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和？”这里反映了他思想上保守的一面。他企图为“天朝”另辟不失体面的蹊径，其结果是使自己的暮年背上了沉重的力不从心的包袱，失去了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锐气。咸丰三年（1853年），他曾参加了纂修《顺德县志》，此后，不再有何专著面世。他隐居家乡，筑藤花亭，招邀亲友宴集其间，相与论文，观摩书画，以为乐事。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逝，享年65岁。
梁廷枏一生从事文史研究，留下著作38种，共288卷。属于史学的，有合称为《南汉丛书》的《南汉书》、《〈南汉书〉考异》、《南汉文字考略》、《南汉丛录》，合称为《南越丛书》的《南越五主传》、《南越丛录》以及《越华书院记略》、《东坡事录》、《惠济仓志》；属于介绍海外情况的，有合称为《海国四说》的《粤道贡国说》、《兰（山+仑）[上下结构]偶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众国说》；属于艺术的，有《镜谱》、《书画跋》、《兰亭考》，《碑文摘奇》、《书余》、《金石称例》；属于戏曲的，有合称为《四梦》的《昙花梦》、《江梅梦》、《圆香梦》、《断缘梦》杂剧，《曲话》；属于诗文的，有《散体文初集》、《骈体文集》、《诗集》；属于海防及时事的，有《夷氛闻记》、《粤海关志》、《海防汇览》；属于经学的，有《〈论语〉古解》。此外，还有《东行日记》、《澄海训士录》、《江南春词补传》。冼玉清评价“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实近世所仅见也”。

梁廷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