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伊斯兰教最早进入中国的海港城市，遗存下不少重要的伊斯兰文化古迹，其中以光塔寺、宛葛素墓及回回坟场最为著名。这些伊斯兰古迹是中国穆斯林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外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见证。
对广州伊斯兰古迹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前期就开始了，许多著名历史学家都曾参与其事，建树良多。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回族学者们做了不少工作，其中以《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一书为代表，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成绩可观。从总体上讲，广州伊斯兰古迹的研究还只是个开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需要继续探讨，特别是史料挖掘上还须不断深入，争取能有更大的突破。
今在《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基础上，对有关古迹提供一点新的史料及诠释。东麟西爪，漫无系统，厘为二题，聊备专家参考云。
一、光塔在北宋已有记载
现在怀圣寺的光塔，古称“怀圣塔”或“蕃塔”，宋元以来多认为始建于唐代，而见于文献记载则最早是在南宋，其中以岳珂、方信儒两家的著作言之最详，也是当代学者征引最多的。所以，如果必以文献记载为依据来断其始建年代的话，光塔在南宋即已存在是没有问题的，而至今没有人提出南宋以前光塔已经存在的文献根据。
实际上光塔在北宋时就已矗立在蕃坊，是广州一大胜景，作为广州是一座海港城市的象征。北宋诗人郭祥正有《同颖叔修撰登蕃塔》五言古诗一首，详细地记述了蕃塔形胜和它的功用，诗载《郭祥正集》卷20：
宝塔疑神运，擎天此柱雄；势分吴越半，影插斗牛中。
拔地无层限，登霄有路通；三城依作镇，一海自横空。
礼佛诸蕃异，焚香与汉同；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
瑞气凝仙露，灵光散玉虹；铎音争响亮，春色正冲融。
眎笔添清逸，凭栏说困蒙；更当高万丈，吾欲跨冥鸿。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今安徽当涂）。少有诗名，梅尧臣曾叹为“天才”。熙宁间以进士知武岗县，又任保信军节度判官。曾上书神宗，请求“天下大计专听王安石处画，有异议者，虽大臣亦当屏黜”。后来王安石却“耻为小臣所荐，因极口陈其无行”。郭祥正听到后大为沮丧，便以殿中丞致仕。晚年隐居端州（今广东高要）青山。本传见《宋史》卷440《文苑六》。
与郭祥正同登蕃塔的“颖叔修撰”，即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宋史》卷343有传。据本传，蒋之奇于宋哲宗元祐初年任集贤殿修撰、知广州，其间曾平定了广东“妖人”岑探的动乱，政绩突出，后升任河北都转运使，知瀛州。这些经历在郭祥正的《青山集》中均有记述。郭、蒋二人关系很好，郭集中与蒋之奇的诗文赠与唱答之作甚多。
据孔凡礼《郭祥正事迹编年》，蒋之奇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出知广州府，郭则于元祐三年正月到广州，二月间离广州赴任端州知州。郭、蒋二人游览蕃塔的时间应在元祐三年正、二月间的某一天。有趣的是，郭在另一首题为《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的七古中，不仅再一次提到蕃塔，而且还曾提到蕃坊和蕃客们的一些情况，为研究北宋广州海外贸易和蕃坊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诗较长，我们不妨节引如下：
番禺城北越王台，登临下瞰何壮哉。
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睨百世无倾摧。
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
沧溟忽见飓风作，雪山崩倒随惊雷。
有时一碧渟万里，洗濯日月光明开。
屯门钲铙杂大鼓，舶船接尾天南回。
斛量珠玑若市米，担束犀象如肩柴。
据《舆地纪胜》，越王台在广州城北的悟性寺，“登台顾瞻，越中诸山不召而自至”。登上越王台，广州形胜一览无余，而最显眼的就是蕃塔。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一句，点明了蕃塔与蕃坊的关系，形容蕃塔状似一支如椽大笔，直指天穹，像是要饱蘸河汉的墨汁，这是十分生动形象的比喻。珠玑似米，犀象如柴，极言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翠塔”二字可以理解为一般的描写，但也使人联想到当时光塔外观很可能被装饰成绿色，因为这正是伊斯兰教徒所崇尚的色彩。诗的后半段中有这样的句子：
邦人每逢二月二，熙熙载酒倾城来。
元戎广宴命宾客，始时海若收风霾。
群心愈喜如和气，百伎尽入呈优俳。
乐声珊珊送妙舞，春色盎盎浮樽罍。
鬼奴金盘献羊炙，蔷薇瓶水倾诸怀。
二月二日，即民俗中所谓“龙抬头”的日子，在宋代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传统节日，故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一类书中均未见记载。在广州，二月二似乎是特别受到官方重视的节日，活动的中心是地方行政首脑亲自出面宴请宾客，参加活动的有当地官民，也有侨居广州的蕃客，整个活动充满中外文化交融的气氛。所谓“群心愈喜如和气，百伎尽入呈优俳”，以及乐声珊珊、春色盎盎，都是描写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我们从“百伎”、“妙舞”等这些词语中可以感知节日中的异国情调。最末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金盘献羊炙”的“鬼奴”无疑是指侨居当地的蕃客，而宴会上充溢着阿拉伯蔷薇水的香味，使宴会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气息更趋浓郁。北宋时广州的蕃客主要是大食商人，对此，关履权先生在《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一书中有详细的考述，我们不必再做引论了。至于广州二月二有蕃客参加的民俗活动，则是以往考宋史者未及论述的史事，值得我们注意并继续探索。
如上所述，郭、蒋登塔是在元祐三年的正、二月间，时间上比岳珂、方信儒对蕃塔的记载早了约略半个世纪左右。亦见方信儒说蕃塔“始于唐时”不是信口之词，应有一定根据，只是我们还没找到文献证据，还需要不断探索。
二、明代关于光塔的两则记载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收载了一些明代资料，其中明人记述光塔的文字只有嘉靖年间黄佐《广东通志》卷65的一则。这条资料十分重要，一是记载了塔顶的金鸡坠落的具体时间（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和金鸡的下落（“送京贮存内库”）；二是记载了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曾经重建蕃塔，主其事者是都御史韩雍；三是说蕃塔重建后“以所留达官指挥阿都剌等十七家居之”。此处“所留”二字不清楚，是原本就遗留下的，还是韩雍军中所留？犹待考证。阿都剌是穆斯林名字，这不成问题，现在光塔寺周围的粤籍回族居民中是否还有阿都剌的后裔，这是值得考察的。
韩雍（1422-1478年）字永熙，本籍是江苏常州，徙籍为宛平人。正统七年（1442年）登进士，授御史，巡按江西。后以在两广军功累迁左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以左都御史致仕。韩雍是一位“有雄略，善断，动中事机”的名将，又以诗文见长，本人有《襄敏文集》15卷传世。《明史》卷178有传。经检《襄敏文集》，重建蕃塔事未见记载。韩雍重建蕃塔，在广州地方文献中多有所见，但大抵都是黄志的转引。
明代记述蕃塔的资料，除黄佐《广州通志》有此条外，我还搜集到另外两则，兹移录如下以资研究。
明初人陈谟有《蕃塔寺》诗一首，见其《海桑集》卷1。诗云：
金天圣人面流砂，流苏帐暖飘金花。
一从蕃僧起蕃塔，常言彼此为一家。
朝朝上塔呼天应，天门只在蕃塔顶。
碧甸双晴白缠头，大师坚坐如坚忍。
梵夹斜行只自识，蛮音鴂舌听不得。
塔上金鸡四面飞，可怜宛转无定栖。
狂风吹落市人笑，何日飘萧渡海归。
陈谟，字一德，泰和（今安徽太和）人。元末学者，明初被征入京，曾“赐坐议学”，但他不愿为官，只担任过江、广考试官，以著书教授终，人称海桑先生。《明史》卷282《儒林一》有传。
陈谟的《蕃塔寺》诗是今见明代最早的关于蕃塔的资料。比之以往的记述来，陈谟突出的不是塔的导航功能，而是宗教特色，这应该是明初海禁政策使外贸活动陡趋冷落的反映。“朝朝上塔呼天应，天门只在蕃塔顶；碧甸双晴白缠头，大师坚坐如坚忍”四句，非常生动地写出怀圣寺和光塔的伊斯兰教文化氛围。诗提到光塔顶端的金鸡被狂风吹落一事，依据前引黄佐《广东通志》的说法，此诗应作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以后。但《四库全书提要》据《海桑集》晏璧序，说陈谟卒于洪武二十一年，得年九十六岁。照此，塔顶金鸡坠落时间应早于洪武二十五年。今按《海桑集》卷1有诗题为《岁己未七十又五，作百字令以自寿》，“己未”为洪武十二年（1379年），此年陈谟七十五岁，则他的卒年应在建文二年（1400年）左右，显然《提要》有误。陈谟此诗对确定光塔金鸡坠落的时间大有帮助还有，《蕃塔寺》起首“金天圣人面流砂”一句颇值得留意。
按明初人刘辰《国初事迹》中有一段记载：
“太祖尝使人察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人及僧投于水。”
“金天教法”是何种宗教，因为尚未找到别的资料作辅证，故一向无合适的解释。我曾怀疑与祆教有关，但也只是推测而已。今见陈谟《蕃塔寺》“金天圣人面流砂”一句，不免又怀疑是元明之间南方汉人对伊斯兰教的一种俗称，其来源很可能与光塔塔顶上的金鸡有关。塔顶的金鸡原本是标示风向的，“塔上金鸡四面飞，可怜宛转无定栖。”正是最好的解释，一般人不明是理，误以为以金鸡祭天，故有“金天教”之讹传，是否如此？聊备一说待考。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1《默德那》条载云：
“人尤重杀，非同类杀者不食。不食豕肉，每岁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异常处，每日西向拜天。今广东怀圣寺前有蕃塔，创自唐时，轮囷直上凡十六丈有五尺，日于此礼拜其祖。浙江杭州亦有回回堂，崇峻严整，亦为礼拜之处焉。主其教者或来京师，随路各回量力赍送如奉官府云。”
严从简，浙江嘉兴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授行人司行人。作为行人，严从简却从未受命出使外国，后被选任工部给事中，最后只以扬州同知免官归里。仕途多蹇的严从简却是一位博览群籍的学者，在行人司期间，他充分利用外事档案，写成专记明代前期中外关系的《殊域周咨录》一书，记事详瞻，资料丰富，历来被推为明代同类书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如同前引陈谟的《蕃塔寺》诗一样，严书中关于怀圣寺和光塔的记载，主要着眼于寺塔的宗教功能，而且具有言简义赅，摒弃了历来辗转相沿的某些怪诞不实之说的优点。从对杭州回回堂的引证上，以及对穆斯林宗教活动“崇峻严整”的评语中，都可看出严丰富的伊斯兰教知识和他严谨的学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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