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伦教乡人。历任澄海县教谕、广州越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广东海防书局总纂、《粤海关志》总纂、内阁中书等职、曾参与林则徐主持的禁烟运动以及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梁氏毕生致力于学术与教育，著述等身，治学领域颇广，其中以广东地方史为主，以岭南人记岭南事，为后人研究岭南地区文化留下了弥为珍贵的史料，是我国近代史学史上一位爱国忧民的史学家。
一、书香传家 学问人生
梁廷枏出身于书香世家，“其先人好聚图籍”，族祖梁善长是乾隆年间进士，父亲梁礼觐钟爱金石书画，精通音律。梁廷枏自小浸身于书香氛围之中，深受人文气韵之熏陶，“成童时即尽读父书，下笔有奇气”。受其父影响，梁廷枏酷嗜钟鼎文字，“晨夕摩挲，不能稍释”，后成《金石称例》及《续编》二书，其序有言：“春来无事，发阅藏碑，积为此帙，始三代，迄五季。每条先标大意，证以原文数语，泐者缺乏，他书可以补者补之，中有互证发明者，附以按语别之。”惟其如此钟爱金石考据，遂练就扎实的乾嘉功夫，这对史学研究裨益尤甚。
梁廷枏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他的前半生中，主要致力于学术，涉及的范围甚广，通经史，善诗文，晓音律，一生著述颇丰。前岭南大学冼玉清教授曾在她的《梁延枏著述录要》一文指出：“梁廷枏学问淹贯，著述宏博，……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实近世所仅见也。”此间的著述大致有《南汉书》、《南汉书考导》、《南汉丛录》、《东坡事类》、《夷氛闻记》等，均能体现梁氏在学术创作与史学研究方面的独到之功。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国势日衰，外敌入侵，梁廷枏的思想和行为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转变，因而在其后半生中，梁氏主要致力于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工作。道光十四年梁廷枏入选副贡，此后历任广东澄海县教谕，广州学海堂学长，广州越华书院、粤秀书院监院，对岭南地区文教事业的贡献不可磨灭。在越华书院期间，曾参与《海防汇览》和《粤海关志》的编修工作，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在外患日重的情况下，更加注意国内外形势的转变。撰写了关于海防、海关、中外关系、外国历史和国情等方面的书作，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在销烟运动当中，梁廷枏先后为两广总督邓廷祯、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人的幕僚，积极辅佐林则徐进行销烟工作。鸦片战争后，徐广缙督粤，聘梁氏辅办团练，领导广州人民进行反英斗争，获内阁中书加侍读衔，此间，其较为人知的著述主要包括《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海国四说》、《顺德县志》等。概言之，梁氏前后两个阶段的著述恰反映了其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特点，大体上前半生埋首学问，后半生则更加关注经世致用。梁廷枏在中年以后虽然更加注意国计民生，然其所为仍不脱学问之事，只是前期治学用功于史实考据，而后期为学则更加务求切近时务。因此，可以说梁氏的一生均致力于学问，惟不同时期其学术趣向略有差异而已。
梁氏治学功底笃厚，成果丰硕，此与其年轻时候的学术成长紧密相关，关于此点我们大致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考论之。就地理环境而言，梁廷枏出生之地即顺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此地经济比较发达，在当时即以蚕丝和渔业著称。正好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并受乾嘉学术风气的影响，自乾隆时期起，此地学者辈出，较为重要的就有罗天尺、温汝适、龙延槐、黎简、黄丹书、仇巨川、赵均、冯龙官等人，如此文化氛围对梁廷枏的学术成长是不容忽略的因素之一。就家庭出身而言，梁廷枏自小秉承良好的书香教育，兼有家传的钟鼎彝器和金石书画，遂养成刻苦钻研、严谨笃实的为学习惯，这对做学问而言自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就身边的师友而言，梁廷枏一生交游甚广，此对其学术成长亦有较大影响。前有任允升、吴维彰、冯龙官、李黻平，后有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前者不仅培养了梁廷枏的治学兴趣，而且对其学术创作亦给予悉心的指导，奠定了梁廷枏日后的学术功底；与后者的交往则开阔了梁廷枏的学术视野，从埋首经史转向经世致用。在梁廷枏的交往圈中值得注意的还有许多志趣相投的学友，如吴兰修、温葆惇、何太清（姐夫）以及梁友琴（堂弟）等人。梁廷枏关于自己平生交游情况，在其《与邓香丞文学论交书》一文中曾说：“廷枏自髫志学，簪发从事，尝广事交游，普通声气。字满金兰之簿，人齐玉笋之班。……凡属流水高山之调，不尽吴头楚尾之英。洵异苔而同岑，类缔金而结石。”由此可见梁氏交游之广，受益之丰。以上所略举的几个方面对梁廷枏的学术成长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更为根本的是梁廷枏本人的天资及其后天的勤奋努力。梁氏聪明颖悟，笃实好学，年幼即随父读书，喜好考据，自小而有的学问熏陶夯实了梁氏日后治学的功底。
二、钩稽同异 洪纤靡遗
梁廷枏学识淹贯，著述丰博，而“于史学尤精”。其治史之领域又大体不脱岭南地区，以岭南人记岭南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岭南学者。梁氏在岭南史方面的著述按时间顺序大致有：“道光九年（1829）撰成《南汉书》十八卷，又成《南汉书考异》十八卷；《南汉文字略》四卷、《南汉丛录》二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越华纪略》四卷；道光十年（1830）刊行《东坡事类》二十卷；道光十三年（1833）成《南越五主传》三卷，《南越丛录》二卷；道光十六年（1836）成《海防汇览》四十二卷；道光十八年（1838）成《江南春词补传》一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越华纪略》四卷；咸丰二年（1852）参修《顺德县志》成”。窃以为，《南汉书》、《粤海关志》、《夷氛闻记》堪称梁氏在岭南史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本文以下将围绕此三书展开讨论，以管窥梁氏在近代史学上的贡献与建树。
《南汉书》--第一部南汉专史
道光五年（1825），梁廷枏秋试落选归来，其学术志趣逐渐转向史实之考究。道光九年（1829），梁延枏三十四岁，乡居江村，撰成《南汉书》十八卷。此书包含“本纪”与“列传”两部分，其中，本纪包括烈宗、高祖、殇帝、中宗、后祖共五帝，列传又分后妃、诸王公主、诸臣、女子、宦官、方外、叛逆、外传等。《南汉书》虽仅叙岭南一隅的数十年史事，然而自宋以降，关于南汉一代的专史却仅有此书，其意义确乎不菲。
关心此书的写作动机，梁廷枏曾在序中言明：“廷枏少寓诃林（广州光孝寺），拓读两铁塔题衔，核与吴书（吴任臣之《十国春秋》）多不合。是时己思别著作一家言，方为科举之学，因循弗果。近此数年，翻阅藏帙，遇事涉南汉者，辄首尾录存巨册。今秋归自五羊，取所积荟萃而条理之，厘为十八卷，《考异》如其数。”自宋代以来，关于南汉的史料记载一直都比较缺乏，一方面是因为后人视南汉政权为潜伪割据，甚不重视对南汉史的编修，再加上后来的战乱破坏，原本少有的史料也散失不全。及至清修四库全书，《旧五代史》通过辑补整理而得以基本复原。即便如此，关于十国的史籍编撰仍不如人意，史料少而谬误多，譬如陆震的《九国志》、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对南汉史事叙述简略，而吴书关于南汉的纪传亦多与广州实际历史文物有不合之处。”有感于此，梁廷枏遂发奋编撰《南汉书》，以记南汉一代之史事，补南汉专史之空白，“使其事实了然，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著千古炯戒，不独资考证广异闻己也。”《南汉书》撰成之后，梁廷枏又对其中可疑的地名、人名、事迹等方面继续加以考据。旁征博引，比较异同，取其较为详确者，撰成《南汉书考异》十八卷、《南汉文字略》四卷、《南汉丛录》二卷。
对于编撰地方史而言，资料的搜集与考证实乃关键之处。南汉国地处边陲，史料记载少之于少，而历代学者对岭南地区的研究亦比较缺乏，这给梁廷枏的编撰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此，梁廷枏深有感触：“南汉偏国短祚，值干戈仆俶扰，少载笔之士，纪纂荒缺。”为克服史料少而谬误多的问题，梁廷枏一方面充分利用己有史籍中关于南汉史的一些记载，诸如《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九国志》、《十国春秋》、《五国故事》等，在己有史载的基础上加以考证、补合。另一方面，在撰书之余梁氏常常实地考察，走访问故，以获取更为详实的材料。其自序有言：“根据正史、通鉴、舆地诸书，旁及说部、金石，事同则采其古，事异则采其详，说有不可通则旁推曲引，务求必当。至单词、片语，散存群籍，苟于史例无害，亦并掇补靡遗。”梁氏治史之精勤如此可见一斑。
《南汉书》作为南汉一代的第一部专史，梁启超先生对其曾给予高度评价：“清代研究广东史志者并非只有梁廷枏一人，但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使其付出的学术努力远在同类著作之上。清初吴任臣著《十国春秋》，虽然有十卷记载南汉史事，但并非广东专史。梁延枏之《南汉书》，补吴书所未备，而考核更加精审”。亦曾有人谓《南汉书》“于南汉之事，可谓洪纤毕举……堪与陆游《南唐书》媲美”。《南汉书》的学术地位一方面在于此书是关于南汉的第一部专史著述，另一方面则是在于此书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超越前人，为后来者研究岭南史提供了相当丰富而精确的材料。《清史列传》评价此书时仅用了八字--“网罗散佚，钩稽同异”，言简意赅，颇得此书之魂。
《粤海关志》--第一部海关专志
道光年间，中国沿海地区频受外国入侵，形势日趋严重，清廷不得不加强海事防御工作。道光十四年（1834），两广总督卢坤设海防书局于越华书院，召集陈鸿墀、仪克中等纂修《海防汇览》，梁廷枏于次年参修，到道光十六年（1836）成书四十二卷。关于此书的编修过程，梁廷枏在《广东海防览汇览•后序》中有言：“先是，书成于道光丙申十六年，多至百余卷。陈舍人意，而余一手所为也。复阅自嫌繁衍，请于邓嶰筠制府，荐集四君子者（吴兰修、曾钊、林伯桐、仪克中）商而节之，仍令予始终其事，故节后再有去留如今编。”由此说明，《海防汇览》基本上是梁廷枏一手纂修而成。
道光十八年（1838），豫堃任粤海关监督，梁廷枏受聘为幕僚，并在豫堃的主持下总修《粤海关志》。梁氏利用《海防汇览》原有的材料，删繁补阙，成书三十卷。此书叙述了广东地区的海关沿革、通商交流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等相关情况，分为《皇朝圣训》、《前代史实》、《口岸》、《设官》、《税则》、《奏课》、《经费》、《禁令》、《兵卫》、《贡舶》、《市舶》、《行商》、《夷商》、《杂识》等十四个门类，从政治、经济、军事诸多层面对广东海关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粤海关志》不仅收罗了当时海外贸易的典章制度与法律条规，而且通过前代典籍中的历史资料阐明了我国海关管理制度的历史变革，成为一部兼有海关专志和海关通史双重性质的资料汇编。作为一部地方海关的专志，此书之成不但契合当时的实际之需，而且为后人研究清朝末年中外商务交流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专志著述。
关于《粤海关志》材料之搜集及编修过程，梁廷枏曾言：“允宜汇厥散章，编为总帙。续前史遗而未修之故实，示列圣积而愈广之殊恩。使遐迩壹体之规，贡市并行这典，布之海隅而共识，存之方策而能征。”但是，“乾隆十三年以前案牍无存”，“乾隆十四年以前案卷霉烂”，这给梁廷枏的资料搜集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阻力。即便如此，梁廷枏不遗余力，征引补救，完全做到了《广东海防汇览》凡例中所说的：“兹编略古详今，举新证旧。”对于修史者而言，广泛收集材料固然重要，而对史料运用的谨慎态度更是难能可贵。梁廷枏对各种史料的取舍之道在其《表》中有载：“予总纂《粤海关志》时，凡由局吊查关署所存档册、榷使，每令关吏按类录摺送局备纂。如各国始至之年，并详注之。予尚虑其一时抄录，偶有舛误，因以前所纂办《广东海防汇览》时书局录存，自总督至布政司署，一切抄发案牍覆核之，两无参差，方据纂之。”此外，他还主张“事同则采其古，事异则采其详，说有不可通则旁推曲此，务求必当”。由此可见其治史态度之严谨。如上所述，梁廷枏在编写此书制前就有《广东海防汇览》所获取的材料基础，这对梁氏后来的编撰工作是相当有利的，他可以把编修之重放在清代海关档案的收集与整理上，使此书之史料更胜一筹。
有学者指出《粤海关志》具备三大特点：“一是重视历史沿革，对粤海关的渊源和演变，均加以详尽追述，实际是一部粤海关通史。二是开创海关志的新体例。《粤海关志》不采用纪传体、编年体或本末体，而是分门别类、条目清晰，叙述简明，颇便检阅。三是在叙述中兼有议论。对于后人了解海关史的沿革更加提供方便”。陈恩维先生亦曾指出：“《粤海关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海关志，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史学价值，是一部海关专志，同时也是一部海关通史。”作为我国第一部海关专志，《粤海关志》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于开创海关志的新体例，对广东海防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填补了地方海关史研究的学术空白。《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援据广博，条理分明……繁简得当，洪纤靡遗，洵邦计可贵之编也。”诚乃不刊之论。
《夷氛闻记》--鸦片战争的第一手史料
道光十八年，梁廷枏四十三岁，任越华书院监理。林则徐是年授钦察大臣，赴广州主持销烟，居住于越华书院。林则徐来粤之前就曾读过梁廷枏的著作，对其学术造诣十分倾心，二人在广州更是一见如故。对此，梁廷枏在《夷氛闻记》夹注中有载：“先是，林公官杭嘉观察，刚予所著书，谬承奖惜。至是就局中录为巨帙，授献之。予方由越华院迁邻舍，以备行辕。公过而先下顾，谈极畅。”林则徐亦曾回忆：“予以庚巳之岁，驻粤理事。郭桂舲太守以《粤海险要图》见示，于是边防大计，发如指掌，盖《广东海防汇览》局备纂底稿，而贴说多出《汇览》外，梁章冉广文实总其事。”与林则徐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廷枏此后的治学趣向，为《夷氛闻记》的成书埋下了伏笔。
林则徐在粤期间，梁廷枏常为其出谋划策，条陈地方利病，细论禁烟要务，商讨守城之策，对林则徐的销烟及海防部署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帮助。然而，正当林则徐在广东的销烟及抗英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清廷对林则徐的态度却有所转变，不但对其取得成果不予嘉奖，反而因此对其加罪不少。道光二十年（1840），帝降严旨：“前因鸦片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会同邓廷桢查办。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尽净，外而新贩来源，并未断绝，……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且不论此事性质如何，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却是不可扭转的历史事实。此后，外国入侵日益深重，目睹夷狄割我领土，乱我华夏，权奸当道，忠良受黜，梁廷枏义愤填膺，撰《夷氛闻记》以针砭时事。此书之载上迄葡萄牙入据澳门，下至英军入侵广州，中叙鸦片战争全过程。在记述鸦片战争的同时，对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的爱国精神予以赞扬，揭露崎善、奕山等投降派媚敌卖国的丑恶行径，并就投降派对林、邓所加的“罪状”逐条予以批驳，高度肯定林、邓所在粤反英的功绩。
《夷氛闻记》是一部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政治实录，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史留下了弥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吴泽先生有言：“《夷氛闻记》保存了比较丰富的直接材料，是记载鸦片战争的一些第一手史料中较重要的著作”。孟森教授亦曾指出：“梁氏身在事中，所传林、邓诸公言行，皆得之目击。与夏燮之《中西纪事》，李圭之《鸦片纪略》，仅搜辑故牍而成者，大有不同。”梁氏不但亲睹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而且还亲身参与了广州人民的反英斗争，如此一来，他在辑录史料之时又能揉以自己的耳闻目睹，使二者相互释正。是故，《夷氛闻记》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实录体史籍，较之其他以录采文牍为主的历史著作其学术价值自然更胜一筹。
三、度越流辈，垂芳后昆
梁廷枏关于岭南史的著述除了以上所举的三种以外，还包括《南汉书考异》、《南汉书字略》、《南汉丛录》、《南越五主传》、《南越丛录》、《广东海防汇览》、《江南春词补传》、《东行日记》、《越华纪略》、《顺德县志》等。从写作时间来看，从《南汉书》到《南越五主传》，由起初的载录一代史事到后来的专修一朝本纪，其研究有一个渐趋精细的过程。自其研究对象而言，从南汉到南越，由近及远，探本溯源，这两国分别是五代时期与秦汉之际割据岭南的地方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地方势力，也是岭南地区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相交融的重要时期。梁廷枏对上述两国史事进行编纂，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广东历史文化留下极为重要的参考材料。难以可贵的是，梁氏不但倾心于学术研究，而且还热衷于军政时务，关注国计民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学者。在清廷腐败、外寇入侵的形势下，梁氏积极投身于抗英斗争，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广泛交流，专心研究。其中，《海国四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兰伦偶说》、《粤道贡国说》、《合省国说》四书）是关于海外国家基本情况的论著，详细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不仅有助于时人了解西方国家的基本情况，而且为清末民主思想传播开了先声，不愧为“开眼看世界”的著述之一。
梁廷枏毕生致力于学术与文教，其治学领域颇广，此间以史学为主，而史学当中又以岭南史为重，以岭南人记岭南事，堪称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方史专家。在众多的岭南史著述之中，《南汉书》作为南汉一代的第一部专史，为后人研究南汉史及岭南地区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精确的材料；《粤海关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海关专志，开创了海关志的新体例，填补了广东海关史研究的学术空白；《夷氛闻记》是一部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政治实录，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史留下了弥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通过此三部书作可发现梁氏治史大体有以下几处特点：一是扎实的考据功夫，二是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三是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综括之，梁廷枏对岭南地方史的研究是严谨而独到的。其成就堪称度越流辈，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学上以及广东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书香传家 学问人生
梁廷枏出身于书香世家，“其先人好聚图籍”，族祖梁善长是乾隆年间进士，父亲梁礼觐钟爱金石书画，精通音律。梁廷枏自小浸身于书香氛围之中，深受人文气韵之熏陶，“成童时即尽读父书，下笔有奇气”。受其父影响，梁廷枏酷嗜钟鼎文字，“晨夕摩挲，不能稍释”，后成《金石称例》及《续编》二书，其序有言：“春来无事，发阅藏碑，积为此帙，始三代，迄五季。每条先标大意，证以原文数语，泐者缺乏，他书可以补者补之，中有互证发明者，附以按语别之。”惟其如此钟爱金石考据，遂练就扎实的乾嘉功夫，这对史学研究裨益尤甚。
梁廷枏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他的前半生中，主要致力于学术，涉及的范围甚广，通经史，善诗文，晓音律，一生著述颇丰。前岭南大学冼玉清教授曾在她的《梁延枏著述录要》一文指出：“梁廷枏学问淹贯，著述宏博，……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实近世所仅见也。”此间的著述大致有《南汉书》、《南汉书考导》、《南汉丛录》、《东坡事类》、《夷氛闻记》等，均能体现梁氏在学术创作与史学研究方面的独到之功。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国势日衰，外敌入侵，梁廷枏的思想和行为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转变，因而在其后半生中，梁氏主要致力于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工作。道光十四年梁廷枏入选副贡，此后历任广东澄海县教谕，广州学海堂学长，广州越华书院、粤秀书院监院，对岭南地区文教事业的贡献不可磨灭。在越华书院期间，曾参与《海防汇览》和《粤海关志》的编修工作，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在外患日重的情况下，更加注意国内外形势的转变。撰写了关于海防、海关、中外关系、外国历史和国情等方面的书作，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在销烟运动当中，梁廷枏先后为两广总督邓廷祯、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人的幕僚，积极辅佐林则徐进行销烟工作。鸦片战争后，徐广缙督粤，聘梁氏辅办团练，领导广州人民进行反英斗争，获内阁中书加侍读衔，此间，其较为人知的著述主要包括《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海国四说》、《顺德县志》等。概言之，梁氏前后两个阶段的著述恰反映了其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特点，大体上前半生埋首学问，后半生则更加关注经世致用。梁廷枏在中年以后虽然更加注意国计民生，然其所为仍不脱学问之事，只是前期治学用功于史实考据，而后期为学则更加务求切近时务。因此，可以说梁氏的一生均致力于学问，惟不同时期其学术趣向略有差异而已。
梁氏治学功底笃厚，成果丰硕，此与其年轻时候的学术成长紧密相关，关于此点我们大致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考论之。就地理环境而言，梁廷枏出生之地即顺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此地经济比较发达，在当时即以蚕丝和渔业著称。正好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并受乾嘉学术风气的影响，自乾隆时期起，此地学者辈出，较为重要的就有罗天尺、温汝适、龙延槐、黎简、黄丹书、仇巨川、赵均、冯龙官等人，如此文化氛围对梁廷枏的学术成长是不容忽略的因素之一。就家庭出身而言，梁廷枏自小秉承良好的书香教育，兼有家传的钟鼎彝器和金石书画，遂养成刻苦钻研、严谨笃实的为学习惯，这对做学问而言自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就身边的师友而言，梁廷枏一生交游甚广，此对其学术成长亦有较大影响。前有任允升、吴维彰、冯龙官、李黻平，后有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前者不仅培养了梁廷枏的治学兴趣，而且对其学术创作亦给予悉心的指导，奠定了梁廷枏日后的学术功底；与后者的交往则开阔了梁廷枏的学术视野，从埋首经史转向经世致用。在梁廷枏的交往圈中值得注意的还有许多志趣相投的学友，如吴兰修、温葆惇、何太清（姐夫）以及梁友琴（堂弟）等人。梁廷枏关于自己平生交游情况，在其《与邓香丞文学论交书》一文中曾说：“廷枏自髫志学，簪发从事，尝广事交游，普通声气。字满金兰之簿，人齐玉笋之班。……凡属流水高山之调，不尽吴头楚尾之英。洵异苔而同岑，类缔金而结石。”由此可见梁氏交游之广，受益之丰。以上所略举的几个方面对梁廷枏的学术成长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更为根本的是梁廷枏本人的天资及其后天的勤奋努力。梁氏聪明颖悟，笃实好学，年幼即随父读书，喜好考据，自小而有的学问熏陶夯实了梁氏日后治学的功底。
二、钩稽同异 洪纤靡遗
梁廷枏学识淹贯，著述丰博，而“于史学尤精”。其治史之领域又大体不脱岭南地区，以岭南人记岭南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岭南学者。梁氏在岭南史方面的著述按时间顺序大致有：“道光九年（1829）撰成《南汉书》十八卷，又成《南汉书考异》十八卷；《南汉文字略》四卷、《南汉丛录》二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越华纪略》四卷；道光十年（1830）刊行《东坡事类》二十卷；道光十三年（1833）成《南越五主传》三卷，《南越丛录》二卷；道光十六年（1836）成《海防汇览》四十二卷；道光十八年（1838）成《江南春词补传》一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越华纪略》四卷；咸丰二年（1852）参修《顺德县志》成”。窃以为，《南汉书》、《粤海关志》、《夷氛闻记》堪称梁氏在岭南史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本文以下将围绕此三书展开讨论，以管窥梁氏在近代史学上的贡献与建树。
《南汉书》--第一部南汉专史
道光五年（1825），梁廷枏秋试落选归来，其学术志趣逐渐转向史实之考究。道光九年（1829），梁延枏三十四岁，乡居江村，撰成《南汉书》十八卷。此书包含“本纪”与“列传”两部分，其中，本纪包括烈宗、高祖、殇帝、中宗、后祖共五帝，列传又分后妃、诸王公主、诸臣、女子、宦官、方外、叛逆、外传等。《南汉书》虽仅叙岭南一隅的数十年史事，然而自宋以降，关于南汉一代的专史却仅有此书，其意义确乎不菲。
关心此书的写作动机，梁廷枏曾在序中言明：“廷枏少寓诃林（广州光孝寺），拓读两铁塔题衔，核与吴书（吴任臣之《十国春秋》）多不合。是时己思别著作一家言，方为科举之学，因循弗果。近此数年，翻阅藏帙，遇事涉南汉者，辄首尾录存巨册。今秋归自五羊，取所积荟萃而条理之，厘为十八卷，《考异》如其数。”自宋代以来，关于南汉的史料记载一直都比较缺乏，一方面是因为后人视南汉政权为潜伪割据，甚不重视对南汉史的编修，再加上后来的战乱破坏，原本少有的史料也散失不全。及至清修四库全书，《旧五代史》通过辑补整理而得以基本复原。即便如此，关于十国的史籍编撰仍不如人意，史料少而谬误多，譬如陆震的《九国志》、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对南汉史事叙述简略，而吴书关于南汉的纪传亦多与广州实际历史文物有不合之处。”有感于此，梁廷枏遂发奋编撰《南汉书》，以记南汉一代之史事，补南汉专史之空白，“使其事实了然，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著千古炯戒，不独资考证广异闻己也。”《南汉书》撰成之后，梁廷枏又对其中可疑的地名、人名、事迹等方面继续加以考据。旁征博引，比较异同，取其较为详确者，撰成《南汉书考异》十八卷、《南汉文字略》四卷、《南汉丛录》二卷。
对于编撰地方史而言，资料的搜集与考证实乃关键之处。南汉国地处边陲，史料记载少之于少，而历代学者对岭南地区的研究亦比较缺乏，这给梁廷枏的编撰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此，梁廷枏深有感触：“南汉偏国短祚，值干戈仆俶扰，少载笔之士，纪纂荒缺。”为克服史料少而谬误多的问题，梁廷枏一方面充分利用己有史籍中关于南汉史的一些记载，诸如《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九国志》、《十国春秋》、《五国故事》等，在己有史载的基础上加以考证、补合。另一方面，在撰书之余梁氏常常实地考察，走访问故，以获取更为详实的材料。其自序有言：“根据正史、通鉴、舆地诸书，旁及说部、金石，事同则采其古，事异则采其详，说有不可通则旁推曲引，务求必当。至单词、片语，散存群籍，苟于史例无害，亦并掇补靡遗。”梁氏治史之精勤如此可见一斑。
《南汉书》作为南汉一代的第一部专史，梁启超先生对其曾给予高度评价：“清代研究广东史志者并非只有梁廷枏一人，但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使其付出的学术努力远在同类著作之上。清初吴任臣著《十国春秋》，虽然有十卷记载南汉史事，但并非广东专史。梁延枏之《南汉书》，补吴书所未备，而考核更加精审”。亦曾有人谓《南汉书》“于南汉之事，可谓洪纤毕举……堪与陆游《南唐书》媲美”。《南汉书》的学术地位一方面在于此书是关于南汉的第一部专史著述，另一方面则是在于此书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超越前人，为后来者研究岭南史提供了相当丰富而精确的材料。《清史列传》评价此书时仅用了八字--“网罗散佚，钩稽同异”，言简意赅，颇得此书之魂。
《粤海关志》--第一部海关专志
道光年间，中国沿海地区频受外国入侵，形势日趋严重，清廷不得不加强海事防御工作。道光十四年（1834），两广总督卢坤设海防书局于越华书院，召集陈鸿墀、仪克中等纂修《海防汇览》，梁廷枏于次年参修，到道光十六年（1836）成书四十二卷。关于此书的编修过程，梁廷枏在《广东海防览汇览•后序》中有言：“先是，书成于道光丙申十六年，多至百余卷。陈舍人意，而余一手所为也。复阅自嫌繁衍，请于邓嶰筠制府，荐集四君子者（吴兰修、曾钊、林伯桐、仪克中）商而节之，仍令予始终其事，故节后再有去留如今编。”由此说明，《海防汇览》基本上是梁廷枏一手纂修而成。
道光十八年（1838），豫堃任粤海关监督，梁廷枏受聘为幕僚，并在豫堃的主持下总修《粤海关志》。梁氏利用《海防汇览》原有的材料，删繁补阙，成书三十卷。此书叙述了广东地区的海关沿革、通商交流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等相关情况，分为《皇朝圣训》、《前代史实》、《口岸》、《设官》、《税则》、《奏课》、《经费》、《禁令》、《兵卫》、《贡舶》、《市舶》、《行商》、《夷商》、《杂识》等十四个门类，从政治、经济、军事诸多层面对广东海关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粤海关志》不仅收罗了当时海外贸易的典章制度与法律条规，而且通过前代典籍中的历史资料阐明了我国海关管理制度的历史变革，成为一部兼有海关专志和海关通史双重性质的资料汇编。作为一部地方海关的专志，此书之成不但契合当时的实际之需，而且为后人研究清朝末年中外商务交流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专志著述。
关于《粤海关志》材料之搜集及编修过程，梁廷枏曾言：“允宜汇厥散章，编为总帙。续前史遗而未修之故实，示列圣积而愈广之殊恩。使遐迩壹体之规，贡市并行这典，布之海隅而共识，存之方策而能征。”但是，“乾隆十三年以前案牍无存”，“乾隆十四年以前案卷霉烂”，这给梁廷枏的资料搜集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阻力。即便如此，梁廷枏不遗余力，征引补救，完全做到了《广东海防汇览》凡例中所说的：“兹编略古详今，举新证旧。”对于修史者而言，广泛收集材料固然重要，而对史料运用的谨慎态度更是难能可贵。梁廷枏对各种史料的取舍之道在其《表》中有载：“予总纂《粤海关志》时，凡由局吊查关署所存档册、榷使，每令关吏按类录摺送局备纂。如各国始至之年，并详注之。予尚虑其一时抄录，偶有舛误，因以前所纂办《广东海防汇览》时书局录存，自总督至布政司署，一切抄发案牍覆核之，两无参差，方据纂之。”此外，他还主张“事同则采其古，事异则采其详，说有不可通则旁推曲此，务求必当”。由此可见其治史态度之严谨。如上所述，梁廷枏在编写此书制前就有《广东海防汇览》所获取的材料基础，这对梁氏后来的编撰工作是相当有利的，他可以把编修之重放在清代海关档案的收集与整理上，使此书之史料更胜一筹。
有学者指出《粤海关志》具备三大特点：“一是重视历史沿革，对粤海关的渊源和演变，均加以详尽追述，实际是一部粤海关通史。二是开创海关志的新体例。《粤海关志》不采用纪传体、编年体或本末体，而是分门别类、条目清晰，叙述简明，颇便检阅。三是在叙述中兼有议论。对于后人了解海关史的沿革更加提供方便”。陈恩维先生亦曾指出：“《粤海关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海关志，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史学价值，是一部海关专志，同时也是一部海关通史。”作为我国第一部海关专志，《粤海关志》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于开创海关志的新体例，对广东海防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填补了地方海关史研究的学术空白。《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援据广博，条理分明……繁简得当，洪纤靡遗，洵邦计可贵之编也。”诚乃不刊之论。
《夷氛闻记》--鸦片战争的第一手史料
道光十八年，梁廷枏四十三岁，任越华书院监理。林则徐是年授钦察大臣，赴广州主持销烟，居住于越华书院。林则徐来粤之前就曾读过梁廷枏的著作，对其学术造诣十分倾心，二人在广州更是一见如故。对此，梁廷枏在《夷氛闻记》夹注中有载：“先是，林公官杭嘉观察，刚予所著书，谬承奖惜。至是就局中录为巨帙，授献之。予方由越华院迁邻舍，以备行辕。公过而先下顾，谈极畅。”林则徐亦曾回忆：“予以庚巳之岁，驻粤理事。郭桂舲太守以《粤海险要图》见示，于是边防大计，发如指掌，盖《广东海防汇览》局备纂底稿，而贴说多出《汇览》外，梁章冉广文实总其事。”与林则徐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廷枏此后的治学趣向，为《夷氛闻记》的成书埋下了伏笔。
林则徐在粤期间，梁廷枏常为其出谋划策，条陈地方利病，细论禁烟要务，商讨守城之策，对林则徐的销烟及海防部署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帮助。然而，正当林则徐在广东的销烟及抗英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清廷对林则徐的态度却有所转变，不但对其取得成果不予嘉奖，反而因此对其加罪不少。道光二十年（1840），帝降严旨：“前因鸦片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会同邓廷桢查办。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尽净，外而新贩来源，并未断绝，……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且不论此事性质如何，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却是不可扭转的历史事实。此后，外国入侵日益深重，目睹夷狄割我领土，乱我华夏，权奸当道，忠良受黜，梁廷枏义愤填膺，撰《夷氛闻记》以针砭时事。此书之载上迄葡萄牙入据澳门，下至英军入侵广州，中叙鸦片战争全过程。在记述鸦片战争的同时，对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的爱国精神予以赞扬，揭露崎善、奕山等投降派媚敌卖国的丑恶行径，并就投降派对林、邓所加的“罪状”逐条予以批驳，高度肯定林、邓所在粤反英的功绩。
《夷氛闻记》是一部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政治实录，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史留下了弥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吴泽先生有言：“《夷氛闻记》保存了比较丰富的直接材料，是记载鸦片战争的一些第一手史料中较重要的著作”。孟森教授亦曾指出：“梁氏身在事中，所传林、邓诸公言行，皆得之目击。与夏燮之《中西纪事》，李圭之《鸦片纪略》，仅搜辑故牍而成者，大有不同。”梁氏不但亲睹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而且还亲身参与了广州人民的反英斗争，如此一来，他在辑录史料之时又能揉以自己的耳闻目睹，使二者相互释正。是故，《夷氛闻记》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实录体史籍，较之其他以录采文牍为主的历史著作其学术价值自然更胜一筹。
三、度越流辈，垂芳后昆
梁廷枏关于岭南史的著述除了以上所举的三种以外，还包括《南汉书考异》、《南汉书字略》、《南汉丛录》、《南越五主传》、《南越丛录》、《广东海防汇览》、《江南春词补传》、《东行日记》、《越华纪略》、《顺德县志》等。从写作时间来看，从《南汉书》到《南越五主传》，由起初的载录一代史事到后来的专修一朝本纪，其研究有一个渐趋精细的过程。自其研究对象而言，从南汉到南越，由近及远，探本溯源，这两国分别是五代时期与秦汉之际割据岭南的地方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地方势力，也是岭南地区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相交融的重要时期。梁廷枏对上述两国史事进行编纂，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广东历史文化留下极为重要的参考材料。难以可贵的是，梁氏不但倾心于学术研究，而且还热衷于军政时务，关注国计民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学者。在清廷腐败、外寇入侵的形势下，梁氏积极投身于抗英斗争，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广泛交流，专心研究。其中，《海国四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兰伦偶说》、《粤道贡国说》、《合省国说》四书）是关于海外国家基本情况的论著，详细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不仅有助于时人了解西方国家的基本情况，而且为清末民主思想传播开了先声，不愧为“开眼看世界”的著述之一。
梁廷枏毕生致力于学术与文教，其治学领域颇广，此间以史学为主，而史学当中又以岭南史为重，以岭南人记岭南事，堪称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方史专家。在众多的岭南史著述之中，《南汉书》作为南汉一代的第一部专史，为后人研究南汉史及岭南地区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精确的材料；《粤海关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海关专志，开创了海关志的新体例，填补了广东海关史研究的学术空白；《夷氛闻记》是一部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政治实录，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史留下了弥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通过此三部书作可发现梁氏治史大体有以下几处特点：一是扎实的考据功夫，二是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三是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综括之，梁廷枏对岭南地方史的研究是严谨而独到的。其成就堪称度越流辈，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学上以及广东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献资料来源：2013年3月 摘自《岭南文史》2013总第107期
作者：叶淑芬
索取号：K2/6/107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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