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经过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党的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广大干部群众调动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敢于理直气壮地开展经济建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这时期，广州出现了改革发展的新苗头。
在郊区农村，长期以来的“一大二公”的做法，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农业发展缓慢，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1966至1975年，广州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只递增0.8%，平均亩产十年只增加13斤，而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农村人民生活一直没有提高。1970年，全市农村人平均分配104元，1975年为107元，1978年为129元，增速缓慢，一些地区一直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在城市，以行政指令性的数量指标调节资源和安排生产，生产与流通被严格分开，产销严重脱节，产品有的大量积压，有的供不应求。市场上商品匮乏，主要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凭票供应。为了保证基本供应，政府还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组织货源，甚至还要补贴，以保障供给。单是农副产品一项，政府每年的补贴就达到几百万元，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
1978年11月，广东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农村工作，要求推广自1978年下半年就在广东部分农村出现的“三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并指出：凡是已建立“三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地方，要按照制度兑现，保证按劳分配政策，不能失信于民。
与此改革思路相一致，广州部分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自发地在农村进行了改革。1978年，市郊杨箕村试行“分田到户”。同年冬，广州市从化县（今从化市）江浦公社禾仓大队迎福里生产队和凤院大队黄一、黄二等3个生产大队试行“包产量、包成本、包报酬、包上调，增产节约归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期，广州市花县（今花都区）炭步公社大涡大队试行了“包产到户、增产全奖、减产全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生产队推行“包产到户”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农民收入增加，集体经济也得到发展，“包产到户”的影响扩散到周围的生产队，使“包产到户”开始蔓延，一些社队实行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这些做法在个别农村私下试行，但生产责任制的试行，为冲破农村吃“大锅饭”的生产管理体制，为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
从1977年开始，广州以水产品市场为突破口，小范围地放开水产品市场，放开的产品是三类产品即河鲜杂鱼，在一德路成立了河鲜杂鱼购销部，成为广州水产品的聚集地。1978年12月25日，广州成立了全国同行中第一间国营货栈——广州河鲜货栈，对河鲜杂鱼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议价成交。行栏货栈的出现，对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活跃城乡物质交流起到良好作用，它也是广州迈出的农副产品改革的第一步。
这时期，广州还迈出了引进和开放的步伐。为了解决广州人民的副食品问题，省内第一个机械化万头猪场在白云山农场破土动工。10月，由香港同胞捐资引进美国设备和良种鸡苗的中国第一座机械化养鸡场——广州市机械化养鸡场在萝岗公社建成投产。而在近郊农村，开放了包括新市、石井、沙贝、沙河、五山、石牌、员村、东圃在内的一共18个农贸市场，并增设了三元里、小港等5个农副产品临时摆卖点。
197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国门逐渐打开，港澳同胞回乡探亲逐渐增多，同时一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也有不少外宾。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多与涉外宾馆不足形成尖锐的矛盾。省市领导习仲勋、杨尚昆、梁灵光积极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采取灵活措施引进资金，先后与香港商人霍英东、利铭泽、胡应湘、李嘉诚等分别签订了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三家五星级宾馆的协议，其中白天鹅宾馆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也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
1978年4月，广州开始了对出租车定点服务的改革，广州市汽车公司率先在全国出租车行业推出了“扬手停车”服务。
1978年，广州的部分领域出现了改革的苗头和趋势，有的进行了制度性的改革试验，这是广州人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所作的大胆尝试，它表明长期以来实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违反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以及封闭的产品经济已经走到尽头，迅速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城乡人民的生活困难状况的冲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形成一股理性的改革动力。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民要富裕，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改革已经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一批冤假错案。这是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的错误，它还意味着“政治运动”从此不再是中国人民的主要生活方式，中国将以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回到世界和平竞争的舞台上。因而，尽管在两年前，“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是直到现在，中国才真正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时期。广州人民抓住机遇，顽强拼搏，开拓进取，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在郊区农村，长期以来的“一大二公”的做法，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农业发展缓慢，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1966至1975年，广州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只递增0.8%，平均亩产十年只增加13斤，而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农村人民生活一直没有提高。1970年，全市农村人平均分配104元，1975年为107元，1978年为129元，增速缓慢，一些地区一直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在城市，以行政指令性的数量指标调节资源和安排生产，生产与流通被严格分开，产销严重脱节，产品有的大量积压，有的供不应求。市场上商品匮乏，主要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凭票供应。为了保证基本供应，政府还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组织货源，甚至还要补贴，以保障供给。单是农副产品一项，政府每年的补贴就达到几百万元，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
1978年11月，广东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农村工作，要求推广自1978年下半年就在广东部分农村出现的“三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并指出：凡是已建立“三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地方，要按照制度兑现，保证按劳分配政策，不能失信于民。
与此改革思路相一致，广州部分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自发地在农村进行了改革。1978年，市郊杨箕村试行“分田到户”。同年冬，广州市从化县（今从化市）江浦公社禾仓大队迎福里生产队和凤院大队黄一、黄二等3个生产大队试行“包产量、包成本、包报酬、包上调，增产节约归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期，广州市花县（今花都区）炭步公社大涡大队试行了“包产到户、增产全奖、减产全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生产队推行“包产到户”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农民收入增加，集体经济也得到发展，“包产到户”的影响扩散到周围的生产队，使“包产到户”开始蔓延，一些社队实行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这些做法在个别农村私下试行，但生产责任制的试行，为冲破农村吃“大锅饭”的生产管理体制，为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
从1977年开始，广州以水产品市场为突破口，小范围地放开水产品市场，放开的产品是三类产品即河鲜杂鱼，在一德路成立了河鲜杂鱼购销部，成为广州水产品的聚集地。1978年12月25日，广州成立了全国同行中第一间国营货栈——广州河鲜货栈，对河鲜杂鱼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议价成交。行栏货栈的出现，对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活跃城乡物质交流起到良好作用，它也是广州迈出的农副产品改革的第一步。
这时期，广州还迈出了引进和开放的步伐。为了解决广州人民的副食品问题，省内第一个机械化万头猪场在白云山农场破土动工。10月，由香港同胞捐资引进美国设备和良种鸡苗的中国第一座机械化养鸡场——广州市机械化养鸡场在萝岗公社建成投产。而在近郊农村，开放了包括新市、石井、沙贝、沙河、五山、石牌、员村、东圃在内的一共18个农贸市场，并增设了三元里、小港等5个农副产品临时摆卖点。
197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国门逐渐打开，港澳同胞回乡探亲逐渐增多，同时一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也有不少外宾。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多与涉外宾馆不足形成尖锐的矛盾。省市领导习仲勋、杨尚昆、梁灵光积极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采取灵活措施引进资金，先后与香港商人霍英东、利铭泽、胡应湘、李嘉诚等分别签订了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三家五星级宾馆的协议，其中白天鹅宾馆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也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
1978年4月，广州开始了对出租车定点服务的改革，广州市汽车公司率先在全国出租车行业推出了“扬手停车”服务。
1978年，广州的部分领域出现了改革的苗头和趋势，有的进行了制度性的改革试验，这是广州人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所作的大胆尝试，它表明长期以来实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违反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以及封闭的产品经济已经走到尽头，迅速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城乡人民的生活困难状况的冲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形成一股理性的改革动力。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民要富裕，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改革已经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一批冤假错案。这是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的错误，它还意味着“政治运动”从此不再是中国人民的主要生活方式，中国将以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回到世界和平竞争的舞台上。因而，尽管在两年前，“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是直到现在，中国才真正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时期。广州人民抓住机遇，顽强拼搏，开拓进取，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文献资料来源：2011年10月 摘自：《中国共产党广州历史》
作者：禤兆强
索取号：D235.65121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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