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广府文化的历史长卷，有一颗闪亮的恒星在默默发光。他虽然没有孙中山跨越重洋的世界级影响力，没有康有为维新变法的轰动效应，但他却是广州越秀土生土长的一代名儒，是真正的“广州制造”的岭南文化大家。他就是著名经学大师、教育家、思想家，被尊为清代广东九老之一的东塾先生——陈澧。
陈澧 (1810－1882)，字兰甫、兰浦，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今广州越秀区人民街道东边）。陈澧学问广博，多才多艺，在诗词、古文、骈体文、书法、篆刻诸方面独树一帜；深邃于经学、小学、音韵、地理、乐律，造诣精深，著作等身，跻身清代一流学者之列；长期担任学海堂和菊坡精舍学长，培养了大批学生，创立闻名遐迩的东塾学派；曾主持广东书局和学海堂刻书，校勘书籍达万卷之多。
我们尊敬陈澧，因为他是一个严谨的教育家，从教数十载，在晚清乱世中开创了东塾学派，是广州教育史上卓有贡献和值得纪念的人物。陈澧自幼聪敏，9岁已能写诗作文，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但7次赴京参加考进士，始终未能考取。从此他不再流连科场，选择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的道路。
他年轻时当过家庭教师，中年至晚年先后在广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讲学，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学海堂开粤东学术之风，而菊坡精舍则再进一步凝成东塾学派。菊坡精舍是继学海堂之后广东汉学的第二个重要基地。1840年，陈澧31岁时被聘为学海堂的学长，长达２７年之久。学海堂位于越秀山上，1824年由两广总督阮元所创办，设学长多人，聘请德才兼备的学者或者高才生担任，负责教学和指导学生研究问题。在此期间，陈澧坚持他的治学主张，认为读书必须弄通道理，反对讲经学者只求训释考据，而不阐明义理的治学态度。
1867年，菊坡精舍创办，58岁的陈澧已经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教育界人物，这一年他被聘为菊坡精舍的山长，长达10年。他推崇顾炎武的教育思想，大书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博学于文”8个字为校训。陈澧在广州执教数十年，所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这些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留下的作品，对今天还有研究价值。
陈澧教育思想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寄希望于青年，鼓励青年人成才，青年人应该胜于前辈，才能有“整顿乾坤之人，必更有今日所未发明之学问。”1882年，陈澧病逝于广州，遗体葬于大东门外大蟠龙冈。他的学生在菊坡精舍西边建起祠堂，专祀这位诲人不倦的先师。
我们爱戴陈澧，因为他是岭南文化的守护者。陈澧的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72年没有离开广州，除了授任河源县训导两月多之外，没有外出任过官职。陈澧熟悉广州的人情风俗，了解广州的风云变化。这样，他的著作中对广州的论述就更具体，更生动，更实际；陈澧对广州方言和音韵也有深入的研究，所著的《广州音说》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他的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了切韵法，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梁启超称其为“绝作”。
陈澧及其学生留下的作品《菊坡精舍全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关于广州的方物、古迹、人情风俗等内容的记叙。
我们敬重陈澧，还因为他是多产的学问家。他是文理兼通的“四俊”之一。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学、书法均有造诣，与卢同柏、桂文耀、杨荣绪被誉为“四俊”。
陈澧以9年时间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汉儒通义》；他还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以丰富的史实写了《申范》一书为其平反，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研究了《水经注》，著《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他考证了我国最早的历法汉代“三统历”，著《三统术详说》。
我们推崇陈澧，因为他能够理性对待西方科技，也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份子。陈澧生活在晚清乱世，西学东渐，西人东进，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陈澧饱受学术失守、战乱流离之苦。而作为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并没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
1865年，应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他们搜集大量资料和数据，绘制成有经纬度与比例尺的《广东图》20卷及有详尽资料的《广东图说》90卷，在当时处绘图学的领先地位。
综观陈澧一生，读书数十年，著书数百卷。献身教育，学问淹通，著述专精。尤以《切韵》、《声律》、《水道》诸书，学者服其精博。毕生读书所得，荟萃于《东塾读书记》中，破汉、宋门户之见，集晚清学术之大成，不愧为晚清的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其遗著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陈澧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但在广州却找不到一丁点和他有关的历史记忆，这不免让我们有些伤感和失落。他出生在北京南路西侧的木排头，这里曾有陈澧故居，但在民国的时候被火烧掉；陈澧学习的地方就在西湖路，讲学的地方就在越秀山脚下。可按照地址一一找过去，所能见到的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等等。虽然他的故居没有被重视和保护，但他留下来的著作浩如烟海，这些精神财富远比一尊雕塑、几座房子流传得更久远。我们的岭南大儒，仿佛是一颗默默发光的恒星，在岭南文化史上，在广府文化的灿烂星河中，永远焕发着光芒！